中国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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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启超在谈到报刊的作用时，曾引用西方谚语，说它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那么，110年后的今天，作为学术期刊，能否成为中国学术界“之耳目也、喉舌也”，中国学者“之镜也”，中国学术共同体“之王也”，中国学术未来发展、进步“之灯也”，当今学术“之粮也”，不仅是中国学术期刊人的责任，也是中国学术界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进入到了黄金时代，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是社科院与社科联系统主办的综合性、专业类期刊，综合类如《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专业类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其二是高等学校主办的文科学报及一些专业性期刊；其三是出版社与一些学会联合出版的学术期刊或以书代刊的“集刊（辑刊）”。目前，这三部分构成了中国学术期刊的主体框架，基本上满足了不同学科的读者需求。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学术期刊由于办刊主体不同，编辑水平有优有劣，所以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概括地说，可以总结为“同质多，优质少”，即低水平、粗放式办刊的多，而高水平、有经营意识的少；“重复多，特色少”，即内容重复、栏目重复，甚至刊名相差无几的多，而有特色、有创新、能吸引读者的少；“综合多，专业少”，即综合性期刊偏多，专业类期刊数量偏少；“收费多，付费少”，即许多期刊因为办刊经费不足，只好收取版面费，而向作者支付稿费的期刊比较少。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加强办刊人的职业道德操守教育外，还必须采取一些刚性措施。比如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牵头，组成期刊界、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参加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条例，对现有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打分定级，分出甲、乙、丙三类，实行末位淘汰。此活动形成制度，每两年评定一次，第一次对被评为丙类的期刊提出警告，连续两次被评为丙类的期刊一律转为内刊。在此基础上，培育中国的学术名刊或权威期刊。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对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的测定法，先后出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简称“CSSCI”）、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不科学之处，但大方向是正确的。相信通过不断地改进、完善，能够反映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水平。

此外，近年来，高校和地方社科院系统为了量化考核方便，纷纷制定了以刊物级别来确定大刊、名刊，进而制定所发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主要观点归纳为一点，就是刊物的级别与文章质量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大刊、名刊也有劣作，小刊、非名刊也有佳作，不能以刊判文、以刊定文。这种批评初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仔细琢磨又感觉它回避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有没有学术大刊、名刊；二是精神产品究竟有没有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目前中国学术刊物的级别，是指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不是学术期刊的行政级别。这本来是计划经济的遗存，只是表明刊物的行政待遇和人员职数的多少，并不代表刊物的实际水平，如果以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刊物是否为大刊、名刊，及其所刊文章的质量高低，显然是错误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批评者的观点是有其道理的。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各刊物之间在人员素质、选稿标准、编校质量、管理水平等有着很大差异，因此，不加区分地说所有的刊物都存在着既有佳作也有劣作的现象，又犯了与被批评对象同样的毛病。

其次，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学术期刊作为精神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了商品属性，既然每一种期刊都具有商品属性，就应当承认期刊与期刊之间的附加值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差异，就是大刊、名刊与一般期刊的区别。

学术期刊与中国学术如何互动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学术期刊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学术产业链的两端，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学术界，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更多的财力投向了学术产业链的“入口”即学术生产上，而对产业链的“出口”即学术出版（包括图书、期刊尤其是期刊）则是重视不够的，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维阶段，把学术期刊仅仅作为一个展示成果、交流信息的平台，对它的鉴定、评价、引导基本上是忽略的。目前最典型的一个怪象是，学术生产者犹如工程承包商，在项目申请阶段，面对无数个部门的层层把关，申请者像小学生考试一样战战兢兢，绞尽脑汁；一旦申请成功，进入生产阶段，承包商便摇身一变而成为老板，层层转包，是优质工程还是豆腐渣工程就要看承包商的良知了，因为验收阶段远比申请阶段轻松、好对付得多。这已成为中国学术圈内见怪不怪的乱象，也是中国学术“泡沫”久吹不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与编者作为学术产品的共同制造商，一个担负“入口”的使命，一个担负“出口”的责任，应当是利益攸关、风险共担的联合体。一个学者的知名度高低、社会影响力大小，是以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高质量的文章来决定的；而学术期刊有无名气和影响力，也是看它能否持续不断地推出高质量的论文来。学者的文章之所以能够被编者选中，并经过加工，尽快发表，靠得是学者在选题设计上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在探索真理、未知领域时所具有的理论功底，以及得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编者所代表的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把众多学者高质量的初级产品吸引过来，则靠的是对学术信息的了解，对前瞻性、战略性选题的把握，敬业的人格魅力和编辑水平。学者、编者的有机结合、相互依托，是成就名家、名刊的基础。

对学术期刊来讲，要想与学术研究实现良性互动，首先就要把好出品关，保证产品的质量。处在学术产业链末端的编者，既是加工师，又是质检员，学者的声誉、刊物的信誉往往系于一身。如果编者对此认识不到位，既砸了刊物的牌子，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更加伤害了读者，亵渎了“学术”。作为学术期刊的代表，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师生”。之所以说是“朋友”，是因为编者与作者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在不同环节上的辛勤努力，使制造出的产品，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乃至造福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之所以说是“师生”，一方面是因为编者是作者文章的第一位读者，通过阅读有创新的文章，既加深了自己所熟悉内容的理解，也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领域；之所以说是“老师”，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是学富五车的作者，也难免百密一疏，也有文字、语言、结构、引文上的疏漏和偏差，需要编者在审读加工环节查漏补缺。正是这亦“友”、亦“学”、亦“师”的三重关系、三种角色，要求编者应当把对文章的观感真诚、坦率地反馈给作者，尤其对拟列入选题的文章，更是要充分与作者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帮助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其次，在及时、快捷地将高质量的学术产品推向社会的同时，还要注意搜集学界对该产品的意见、反映。对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可以有意识地围绕此话题召开小型的研讨会，或者组织文章展开辩论和争鸣，这不仅仅是活跃学术气氛，也是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化，扩大该产品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再次，学术研究是一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视野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而一些旨趣相同、观点相近、学说相似的学者一旦形成规模，积以时日，则有形成一个学派的可能。但目前，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界的学派意识并不强烈，目前表现活跃的只是同一师门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互间的个人情谊，而这又容易因利益关系形成一种“帮派”。因此，学术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在学者圈内强调“学派”而不是“帮派”。作为学术期刊来讲，也需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培育、扶植、保护学派的责任，与学术研究相向而行、积极互动，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落到实处。

作者系学术月刊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