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天公不语对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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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他和王映霞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成了三十年代文坛的一段佳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婚姻却以悲剧收场。对于他们的离婚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在抗战时期，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所谓“丽水同居”事件，却是促成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的直接原因。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之下，上海、南京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整个东南地区形势危急。12月24日，日军攻占省会杭州。省政府迁往永康方岩，省建设厅、教育厅等许多重要机构迁到丽水，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金华和丽水地区。为躲避战乱，王映霞偕老母及三个儿子先到富阳避难，眼看富阳战事日益吃紧，1937年底王映霞一家五口在时任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安排下，乘军用嘎斯车来到丽水。而此时的郁达夫却在1936年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远在福州，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离难之时郁达夫的远走高飞，深深刺痛了王映霞的心。
王映霞一家五口避难来到丽水。许绍棣比王映霞早些时候来到这里，他们比邻而居。此时许绍棣刚丧偶不久，正带着三个女儿。离难时的男女，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绍棣对王映霞倾慕已久，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两人各带着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生活的艰辛自不待说，平时许绍棣对王映霞总是关怀备至，一来二往，大院里进进出出，二人彼此之间有种相濡以沫的默契。这自然也引出了许多风言风语。
对于许绍棣狂追王映霞一事，郁达夫也早有所闻。但止于郁、许是多年的朋友，达夫总是好言规劝王映霞，少跟许绍棣来往。王映霞不以为然。杭州的风雨茅庐建成不久，郁达夫就远赴福州。据《王映霞自传》记载，达夫不在家的日子，家中常常是绣衣朱履，杯筹交错，笑语笙歌。常来风雨茅庐的“杭州党政诸人”有省政府主席黄绍嬷，杭州市长周企虞，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等。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王映霞与许绍棣的是是非非，已经沸沸扬扬传开之时，远在福州的郁达夫似乎才有所知觉，在日记中写下了“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这样的话，也是有所实指的，而郁达夫一再提起的许绍棣和王映霞“丽水同居”一事也并非空穴来风。
为了斩断王、许之间的关系，1938年3月，达夫从福州经南平、龙泉到了丽水家中。达夫到丽水的第二天晚上，丽水文艺家抗敌协会为他举行了酒会，几杯热酒下肚，达夫慷慨激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抗战演说。郁达夫此次从福州来丽水，本意是接受郭沫若的邀请，到武汉国防部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藉此机会，他想把一家五口都接到武汉，以此来断绝许绍棣和王映霞之间的联系。无奈王映霞不想去武汉，以老母年老多病不便长途跋涉为由，想留在丽水。达夫一口咬定，王映霞不想去武汉，是因为身边有许绍棣，许、王二人“丽水同居”闹得满城风雨，此事如何收场。而王映霞矢口否认，说是离难时期多亏了许厅长的帮忙，才不至于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感激人家都来不及，这种无端的指责太使人寒心。每每夫妻吵架，郁达夫总是处下风，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达夫只好彻夜在里弄深巷喝酒，常常酩酊大醉，整夜不归。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深深刺痛了郁达夫的心。当时碧湖有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养许多流浪的儿童。一天清早，王映霞搭上许绍棣的汽车，说是和许厅长到碧湖视察儿童保育院，顺便为许厅长物色对象。那一夜，两人留宿碧湖彻夜未归，郁达夫伤心之极，以泪掩面，丽水成了他的千古伤心之地，须知他是多么深深地爱着王映霞。这种爱与嫉妒深深吞噬着郁达夫的心，他觉得无地自容，唯一的办法就是早一天离开丽水。
1938年4月，达夫挈眷经南昌、九江而至武汉。到了武汉之后，国恨家仇在达夫的胸中燃烧，为排解心事，他写下了《贺亲郎》一词，下阙是：“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在词的自注中，他写到“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种“先逐寇，再驱雉”的“猛虎舔伤”式的心理升华，更显得达夫举重若轻的民族大义。
满以为离开丽水到武汉，可以斩断许、王之间的关系，但郁达夫想错了，一次在不经意之中，达夫截获了许绍棣在丽水写给王映霞的三封肉麻兮兮的情书，要求王映霞再回丽水，而王映霞前几天也以水土不服等诸多理由，想带孩子回丽水，前后一对照，郁达夫愤怒已极，遂把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还拿笔饱浸浓墨在王映霞晾晒的纱衫上写下“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几个大字，并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郁达夫这一缺乏理智的举动，深深伤透了王映霞的心，在两人误解日深，裂痕越大的情况下，王映霞选择了离家出走，这样一来，郁达夫更以为王映霞是到丽水找许绍棣，于是在武汉的《大公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称“乱世男女之离合，本属常事……”，指责王映霞离家出走之前不该卷走家中的全部细软。事实上，王映霞的出走三天不是到丽水去找许绍棣，而是她经不住郁达夫的“歇斯底里”，投奔一个熟人家了。以后虽经朋友撮合，两人又签协议，重新和好，但已经产生的裂痕是无法K合的。郁达夫的诗人气质使他一次次难以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他又做出了“分发证据”“毁家诗记”等举动，使他们的家庭矛盾公开化、社会化，最后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了“乱世怨偶”劳燕分飞。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残棋”。时光穿梭六十多年，对于当年的是是非非与郁、王婚变，我们无须在情感上指指戳戳，应该有一种更高层面上的人文关怀和理性判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悲剧按照我的理解，这是由于他们两人文化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而引起的。出身名门的王映霞，她不是诗人，而是一个正常、务实的年青女子，她想望的是一种温馨、圆满、周正的生活，虽然在理想中她倾慕的是一个文坛才子，但在生活上她所要爱恋的是一个食五谷的人。她无法理解与宽容郁达夫那自相矛盾、自我虐待、悲喜无常、嗜酒如命的种种暴露倾向，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是周期性的发作，王映霞的忍耐就会超过限度。在郁达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里，一个美貌女子犯点踌躇在所难免。
而郁达夫呢？是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他追求的是一种文人雅士的诗酒风流和妻妾成群，风流俊雅逐水流荡，又兼有文人的本身多情与敏感纤细，再加上爱暴露的天性使然，一举动起来，便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崇。作为后来人，我们设身处地为王映霞想想，把“家丑”加上文学想象发表在刊物上，实在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郁达夫的暴露，超过了限度，他可以暴露自己，却没有权利去暴露自己的“家丑”，去暴露自己的“爱人”。如果王映霞是个旧式的无知女性，或许问题闹得不至于那么大，但王映霞也是个知识女性，这种难堪她能承受得了吗？由此看来，在生活中光有爱是不够的，它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宽容和理解。
历史已随时光远去，生活有时是个劫数，本来就没有对和错，但不管怎么说，丽水这座美丽的山城，成了一代名家郁达夫的伤心之地，毕竟是件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