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伦:冼星海的“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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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伦身材不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感觉斯文儒雅。但如果你有机会与他坐下来聊上十分钟,就会很快发现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黄安伦说话声音浑厚,中气十足,动不动就号称与某某人“极哥们”,谈吐间不时流露出几分豪气。出生在广东的黄安伦总是喜欢称自己是河北人,他常对别人说:“我在国外呆了30年,你看我身上没有一点假洋鬼子的味儿。实话说,我就是河北一农民”。
弹弓高手
出生在音乐世家的黄安伦,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上学时就是出了名的捣蛋鬼,以至于老师反对他升入附中,觉得这个孩子已经无可救药。好在钢琴老师邵元信觉得黄安伦尽管调皮,但是乐感好,有灵性,是块可塑之才。邵老师拍着胸脯说:“让我教他一年试试,出了事我负责。”
邵老师的坚持给了黄安伦继续学音乐的机会,但是屡屡闯祸的黄安伦却给邵老师找了无数的麻烦。直到黄安伦闯下了一场大祸彻底将邵老师激怒,也从此彻底改变了黄安伦的命运。这还要从他从小练就的一手弹弓绝活说起。
黄安伦调皮捣蛋出名,其中一项最有名的就是弹弓。当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宿舍是一栋小二楼。一天,正在二楼走廊上的黄安伦看见楼下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端着一脸盆热水小心翼翼往宿舍走,百无聊赖的他立马起了坏心眼,想恶作剧一把。于是黄安伦掏出自己的宝贝弹弓,对着脸盆就是一弹。只听“啪”的一声,盆底被打穿,热水翻了一地,把女同学的脚给烫了,小女孩疼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黄安伦一看闯祸了,扭头撒腿就跑,但很快就被擒获。邵老师铁青着脸,一把夺过弹弓窝成一团摔在地上,拧着黄安伦的耳朵来到自己的宿舍。“罚站3小时!”老师愤怒之极,也失望之极:“知道什么叫音乐吗?给我好好听着!”
邵老师家在香港,他总会有一些大陆不常见的唱片。当时他给黄安伦放了两张唱片,一张是拉赫马尼诺夫自己弹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张是费舍尔・迪斯考25岁时唱的全套《美丽的磨坊女》。开始黄安伦还心不在焉,可听着听着,他被音乐打动了。时隔几十年,黄安伦对当时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之前也听过,但那是他自己弹的版本,感觉不一样。《美丽的磨坊女》那么简单的几个音,说不好为什么,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从那以后,黄安伦就从一个最调皮的捣蛋鬼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最用功的学生。以至于有一次练琴练到11个小时的时候,他的父亲黄飞立拿着棍子对他说:“你要是再不出去玩,我就打死你。”当时只有12、3岁黄安伦下定决心:如果几十年后,一个美国的12、3岁的捣蛋小皮孩能够听了一个中国钢琴家演奏的作品而转变的话,那么他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风琴的故事
如果说“弹弓事件”是黄安伦人生的第一次转变,风琴让黄安伦命运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如果没有这架风琴,就少了一位作曲家。
1971年,黄安伦和一帮中央音乐学院附中68届的同学被下放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军垦农场已经2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艰苦的环境中打磨着自己的青春。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20岁出头的黄安伦不知多少次迷茫:我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
自1966年开始,黄安伦已经5年没有碰过琴了,这是他最大的沮丧。一天,黄安伦偶然发现屈家庄小学有一架脚踏风琴,这让他兴奋不已。
于是黄安伦找到小学的杨老师,恳求他允许自己用这架风琴。杨老师被黄安伦的真诚所打动,但只能在8点之前孩子们上学之前离开。于是两人商量好,每天早上五点,杨老师来学校给他开门。
黄安伦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屈家庄学习的情景。那是个冬天的早晨,他4点多钟爬起来,用围巾、口罩把头裹好,沿京张公路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向屈家庄方向走去。从口罩里呼出的气把他的脸蒙上了一层冰,流出的鼻涕眼泪,很快在眉毛和眼睛上又结了层冰渣子。到了屈家庄,天色仍是漆黑,一进村就看见小学校里真的闪烁着一盏煤油灯,黄安伦心头一热。他呼哧带喘推门进去,杨老师正在炉子上热着茶水、烤着窝头等他。猛然一个满脸冰碴的“怪物”闯进来,把杨老师吓了一跳。回过神后,他马上给黄安伦端上一碗热茶。这份感动黄安伦一直藏在心间:“那碗茶到今天还暖在我的心头。”
黄安伦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欧阳瑞丽把音乐学院作曲系所用的所有教材,从北京用扁担挑着给他送来。就利用每天早上这宝贵的几个小时,黄安伦仗着一股“格瓦拉精神”,用几年的时间把作曲系的课程全部自学完成。
在张家口,黄安伦还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恩师陈紫。这位曾经写过那首郭兰英唱得红遍大江南北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的作曲家,让黄安伦的音乐创作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陈紫当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副院长,下放张家口期间,他收黄安伦为入室弟子。延安鲁艺毕业的陈紫曾经是冼星海的学生,因此,从师承关系上来说,黄安伦也就成了冼星海的徒孙,这让黄安伦倍感得意。在此期间,在恩师的指导下,黄安伦听了很多民歌、地方戏曲,让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黄安伦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黄飞立是留洋回来的,所以他从小受到的主要是贝多芬、巴赫等西洋音乐的熏陶。而农村几年的学习生活,则让他补上了中国音乐的课。黄安伦说:“我的音乐里一边是我爹妈给我的贝多芬、巴赫,纯‘洋’的东西;另一边是恩师陈紫给我的纯“土”的,纯中华民族的东西。我之前人是在中国,但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总是有一段的距离。直到被分配到塞北的乡下,才知道中国文化是多么的伟大。”
在黄安伦看来,他作品中的这种“中国味”是对恩师最大的安慰。尽管恩师没有写出过交响乐,连五线谱都不太熟,但是他却让黄安伦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如果我写的东西是‘假洋鬼子’式的,和西方作曲家的东西没什么区别那就坏了。如果能在我作品里听出来的中国味,这都是恩师给我的,我能不对他感恩不尽吗?”
赛门斯院长的嘱托
恢复高考让黄安伦燃起重新上大学的希望。此时已在文艺团体工作多年的黄安伦已经有了一大堆创作作品,在音乐圈内小有名气。当他抱着一大摞厚厚的总谱来报考中央学院时,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是作曲家了,还来这干什么?”最终落榜的黄安伦郁闷不已,后来在刘诗昆的苦言相劝下选择出国。辗转多伦多大学音乐学院和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尽管黄安伦的成绩总是班上最好的,他的作品也是最多的,但校方均已基础不好为由拒绝授予他学位。屡屡受挫的黄安伦本想放弃追求一纸文凭,但家里还是坚持认为,出国一场一定得拿个学历回来。不得以,黄安伦“被迫”考上了耶鲁,而在这里,让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在耶鲁的中国学生圈里,黄安伦年纪最大,也最有威信。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中提琴教授何荣以及当时只有16岁的王健,都是黄安伦在耶鲁的小兄弟。
赛门斯院长曾对他说过:“照我的样子,去爱年轻人,培养他们成长,把爱心一代代传下去。”
这番话让黄安伦明白了一个道理,学音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爱。走到哪里,他都时刻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对于任何有求于他的人,他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在黄安伦看来,赛门斯院长的嘱托让他受用终生。
黄安伦的主要作品
作曲家黄安伦,风格独特,视角广泛。从60年代始,已先后创作了90余部作品。从器乐曲到合唱曲,从独奏曲到交响诗,从奏鸣曲到歌剧均有涉及。其代表作品有《C大调交响乐》、 《敦煌梦》、《岳飞》、降A大调交响乐《凤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