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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经理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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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份由民间咨询机构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排行榜”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边是股市的不断下滑,另一边是上市公司老总不断上涨的薪水。根据这家公司的统计,1997年国内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平均年薪只有4.5万元,到2004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为23.6万元,问题不在于过去七年来薪水的增长,而是在国内股市持续低迷的这一特殊时刻,老总的薪水也会特别惹眼――有人测算,在过去的一年里,投资者因股市暴跌损失近1500亿元。

平心而论,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不到24万元的收入并不算高,甚至还远远抵不上一些个体户的年收入,企业家价值已经被严重低估。面对这样一种经理人的“低报酬”现象,有学者戏称之为:“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也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

昂贵的制度成本,不仅造就了廉价的企业家,而且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事实:上市公司业绩和企业高管收入几乎不相干,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在内,市场上很少有人去关心真正的公司价值。以此次备受各界质疑的科龙公司为例,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报酬总额达到了1020万元,平均年薪450万元。但与公司高管年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公司2004年全年亏损6416万元。此前的2003年,科龙高管以最高400万元年薪居于榜首;2002年,戴着ST帽子的科龙同样以160万元年薪位于第一。事实上,早在1999年的顾雏军时代前,科龙前董事长王国瑞就开始以375万元的年薪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年薪最高的董事长,此后的2001年更是达到750万元。正如正接受调查的科龙在亏损时也能为高管持续高薪找到借口,顾雏军称:“虽然亏损,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增强。”

一边是公司高管无法衡量的薪酬评估标准,一边是价值严重缺失的上市公司。2004年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高达2350万元的年薪更是引人遐想。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回归和经理人人力资本价值的回归,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国内资本市场上的价值缺失问题。

重回公司价值,自然离不开科学、高效、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强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今天的CFO们,和国内企业的CXO们一样,肩负着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并透过这一努力实现自身的职业价值。

多年前,云南玉溪卷烟厂前老总褚时健案件曾引发了人们对于企业制度和经理人价值的反思,在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的今天,这一话题再次受到关注。2004年初,国资委正式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完成业绩考核指标的中央企业负责人将拿到平均25万元的年薪,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这种粗放式的激励还远远不够。在公司价值和经理人价值之间,如何建立一种制度关联,无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市场监管部门还是经理人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