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代表联络站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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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大》杂志犹如历史的书卷，方寸之间典藏着浙江民主法治的大千世界。

无声的述说，有力的传达。10年来，我们透过记者的眼睛，怀着热情和信念采录下浙江人大创新和民主法治的嬗变，把一批批人大工作者努力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行动昭之于世。

抚今追昔，10年来，我们不仅珍藏了浙江民主法治和人大制度的经典创举，更珍藏了我们与地方人大工作者之间的情感和友谊。

［事件回放］

2007年，宁波市海曙区、杭州市上城区等地方人大常委会探索建立代表联络站，开辟了一条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新渠道。

2007年10月的一天，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郑虹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引起了《浙江人大》的关注，编辑部将派记者前来采访。果不其然，几天后，总编程志坚便亲自带着记者胡国强一同来到海曙区白云街道的联丰路人大代表联络站。

海曙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创设于2005年6月，联丰路联络站是发源地之一，也是面积最大、硬件设施最好的联络站，在供代表接待群众的同时，还承载了公示代表身份、代表工作制度和开展代表活动等功能。联丰路联络站建成后，迅速成为海曙区代表接待选民工作场所的“样板房”，区人大常委会以新成立的街道人大工委作为组织依托，通过召开现场推广会等方式，要求各街道尽快建立代表与选民的联络平台。至程总编一行到来时，全区已设立了11个代表联络站，除了《浙江人大》外，还引起了《浙江日报》、《人民代表报》等媒体的关注。

而我个人,更期待《浙江人大》的到来，因为它不仅是人大工作忠实的记录者，它的报道往往能给人很多启发。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程总编一行到来时，我除了介绍代表联络站制度外，还就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坦诚地交流。比如，对于群众反映的事项，哪些应当受理，哪些应该拒绝，无法科学判断；有些代表在接待群众时不善交流，遇到情绪激动者不知所措；个别代表对于群众反映的事项，往往推给街道工委了事，而街道工委由于权责所限，又无法协调解决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联络站工作本身，已触及人大代表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代表履职能力的提高、代表履职约束机制的完善、代表监督与常委会监督工作的联动等等。而能不能在深入发掘联络站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的代表工作制度进行反思，是对媒体职业素质的一个考验。

没过多久，2007年第12期的《浙江人大》刊登了《联络站：代表履职新平台》一文，除了对联络站进行全面报道外，还花了大量篇幅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联络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办？二是代表接待以后怎么办？这也是我们调研和探讨中试图去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该文还引起了《民主与法制》的关注，该刊在2008年的第2期上刊登了《人大代表联络站成长着、焦虑着》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接待能力？如何在接待实践中整合各级人大代表的资源？如何建立代表接待与人大常委会监督的联动？”等命题，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

此后，针对调研和报道中提出的问题，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及时研究制定了《人大代表联络站规则》，全面系统地明确了联络站工作的原则、受理范围、接待活动的组织、受理事项的处理等内容，为联络站有序运作提供了依据。2010年6月，海曙区委和区人大联合举办了以“代表工作制度创新”为主题的论坛，对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研讨。联络站在海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至今已建成28个，遍布海曙各个街道。至2010年底，已累计接待群众3172人次，解决群众提出的事项1641件，办结率达85.4％。

这个时代，从不缺乏理想者，他们总想设计一种完美的制度，孜孜以求地描绘共和、民主、的“理想国”；更不缺乏记录者，他们兢兢业业地仔细观察、精心记录社会的点滴变化和进步。可缺乏的，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在记录点滴进步的同时，正视和洞察这种进步与社会现状、制度环境、民众习惯之间的罅隙和冲突，并试图找到其中的调和方法，以通过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使改革和进步能够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从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我心目中，《浙江人大》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体，是人大机关刊物中最为出彩、也最具有思想性的刊物，没有“之一”。一句话，这是一本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的刊物，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