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良 转型后的国开行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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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服务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不会变,但国开行会在商业化转型后,用更商业化的机制、手段和工具去实现这个目标。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国开行依然是一家债券银行,而且是一家立足于开发性、中长期投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是这样对转型后的国开行定义的。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历经两年多的转型,正逐渐从一家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变。国开金融的成立与成功收购航空证券,也标志着国开行既定的“一体两翼”(一个集团公司,下设两个子公司)综合化经营架构已经逐步形成。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脱胎于政策性金融的国开行,现在已经成为集银行、投行、基金、金融租赁等为一体的综合金融平台。

准确定位是国开行转型的关键

记者:4万亿投资计划让我们与全球金融危机擦肩而过,这其中国开行的贡献是功不可没。这是否验证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重要性呢?

蒋超良:去年在中央的投资计划中,国开行对接的项目占80%左右。如果没有国开行这样一个平台,“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会面临一定执行难题。同样,当前国家制定的企业“走出去”、过剩产能转移等战略,也需要一个像国开行这样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做融资方面的安排,比如通过贷款换取石油、矿石等资源。所谓“贷款换资源、换市场”,就是依托国开行的贷款与他国进行合作,把我们的企业送出海外,也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再换回需要的资源。目前,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已经超过50%,必须对资源战略进行系统安排。而这就很需要一个投融资机构、开发性机构从中提供融资服务。

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商业银行,缺少的恰恰是能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政策性、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所以,金融改革不能一刀切,应该接受金融生态的多样性。我赞成国务院对国开行商业化转型的这种改革定位,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更为商业化的手段、机制和工具去配合国家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风险可控又保证国家战略意义的实现。

记者:国开行是国内最大的政策性银行,现在也转型商业了。是否可以说:国家系统的金融体系中不在需要这种大型政策性金融机构了呢?

蒋超良: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看,大量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一个投融资平台为其服务。如果国开行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来转型,对融资项目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会考虑首先要赚钱,其次要降低资本消耗,这些价值取向可能与其肩负的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使命是相悖的。

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去年国开行是在讲股份制改革,现在是讲商业化转型,这就是一个变化。现在我们的商业化转型是,以商业化的机制、手段和工具为实现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去提供投融资服务和开发性金融服务,这样一个定位就是国务院做的安排。所以,对国开行的这种商业化转型,国务院所作的定位,是很好的。

金融生态与自然界一样,需要多样性。多形态的金融机构可以为不同对象提供不同服务,清一色的商业银行不一定就好。

今后国家大型基础建设的金融支持又由什么机构来完成呢?

记者:何为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后的国开行与一般商业银行的定位区别又是什么?

蒋超良: 从分工上来说,国开行主要从事“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融资支持。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国家资源、能源战略方面,国开行是提供融资支持的主力。

国开行跟一般商业银行的差异非常明显。一般商业银行是存款类的零售银行,主要做中短期贷款,这个与它的资金来源是匹配的,而国开行是债券类批发银行,主要做中长期的项目融资。在一些民生金融领域,我们跟商业银行会有交叉,但在业务性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包括风险控制体系、业务流程、信用结构的安排等。

搭建“一体两翼”的综合经营构架

记者:现在国开行完成了对航空证券的收购,国开金融也已经成立了。国开行今后的投行业务规划是怎样的呢?

蒋超良:国务院关于国开行改革的方案设计,通俗地说是“一拖二”。一个是承续国开行原来股权投资业务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过去国开行承担的一些非金融类股权投资业务,由这个公司来做。第二个公司就是投资银行。我们从去年开始收购航空证券,现在已基本得到监管部门批准。这将会丰富国开行的整体金融服务。未来国开行既可以通过 “国开金融”做投资业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投资银行做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方面的业务,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金融租赁公司,来做金融租赁业务。这样,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可以形成投融资一体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记者:四大国有行在改制的过程中都引进了战略投资机构,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是否也会吸进战略投资加盟呢?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何?

蒋超良:谈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国开行的企业定位就是国有全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重点是考虑国有性质的企业,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国有全资的企业性质定位。在这一前提下,国开行已经启动了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工作。比如社保,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最后的监管审批阶段了,现在说他们入股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一些像社保这样的好品牌的投资者进来。

记者: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广受诟病,与国内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也相左。您如何看待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

蒋超良:综合经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推进的,尤其在1999年美国 《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通过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金融危机后,我认识到综合经营推进过快不一定是好事。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议题,就是针对综合经营的思考。因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不同的文化,其经营管理和服务理念上有很大区别。投行、商业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行业的文化都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这些不同的文化冲突在经营理念上很难整合。另外,从风险防范上来说,尽管在内部设置了防火墙,在集团整体进行财务“并表管理”,但在监管上存在很大难度。所以我认为,综合经营应该审慎。

“国开债”的债信或将展期

记者:在政策性银行时代,国开债信用等同国家信用,风险权重为零。随着商业化转型的开始,国开行债信开始为市场所担忧了。这方面决策层有那些策略?

蒋超良:按照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国开债”的债信有一个过渡期。国务院和有关监管部门最近对国开债的债信进行了重新思考,过渡期可能会延长。国开行作为一个国有全资股份制银行,其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财政部当然是信用,而汇金也是信用,那么两个股东投资办的国开行是国有全资性质,也应该享受等同的债信。国开债的债信问题并不仅是国开行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战略的安排问题。如果国开债的债信定为机构信用,由于持有国开债的很多是银行,若按照一定的债券风险权重算,商业银行持有的加权风险资产就会提高,进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这样就不会有银行愿意持有国开债。

如果机构不买,国开行的资金来源就有风险,进而出现国开行的老债本息归还困难,会引发银行间的交叉违约,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国开行的债信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国家的整个金融发展战略、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此,国开行的债信应该考虑是否要等同国家信用。

记者:假设不能争取到等同信用的债信等级,是不是需要给予国开行其他的、多渠道融资的可能?

蒋超良:那不可能,国开行作为一家以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定位的债券银行,是一家批发银行,它不像其他商业银行有很多网点,不容易吸收公众存款来补充资金。而且存款市场和零售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国开行不可能争得很多存款,这就难以满足每年发放贷款和兑付到期债券所需的资金。所以,综合国开行承担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来看,我认为国开行的债信不应该是问题,债信的信用等级应该延长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