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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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对立面——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说得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
“武侠”作为一种伦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一种基于道德的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民族情结。武侠世界构筑了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作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武侠文化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爱好。因而，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禅”。
即使不提先秦诸子、《史记》、《汉书》、志怪小说、唐宋传奇、话本戏曲中的侠义故事，单就古典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到近代）侠义公案文学，著名的就不胜枚举：明朝的有《水浒全传》、《包龙图公案》、《海刚峰公案》；清代后期有《儿女英雄传》、《狄公案》、《正德下江南》；民国以后还出现了《明清八义》、《雍正剑侠图》、《五女七贞》等。到了当代，续书也很多，如《金刀黄天霸》、《白眉大侠》等。
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金庸、古龙是民国以来的四代盟主。
平江不肖生（1889～1957），原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为二十年代侠坛首座，引领南方武侠潮流。他与北派的赵焕亭，并称“南向北赵”，共同奠定了现代武侠小说基础地位，尤其是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貌。
还珠楼主（1902～1961），原名李善基，后改名为李寿民，解放后又更名为李红，中国武侠小说大宗师。在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中，最早使读者着迷，又最受评论界斥责，被称为“荒诞至极”的便是还珠楼主，与“社会反讽派”宫白羽 、“帮会技击派”郑证因 、“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悲剧侠情派”王度庐共称“北派五大家”。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历史原因，武侠小说在内地销声匿迹，在香港却重获新生，形成今日的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新”在去掉旧小说的陈腐语言，用新文艺手法去构思全书，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揉为一体，使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梁羽生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与金庸、古龙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他的《七剑下天山》迈开了浪漫主义武侠的第一步，开创了名士派武侠小说，但仍不足以称为“新派武侠”。
梁羽生笔下“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的张丹枫可称名士派武侠先驱。虽然，梁羽生西天取经较宫白羽晚了十七年，但他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着一片历史感，从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1957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也一举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在这部罕见的巨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该书博采还珠、宫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的地位。
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楼主虚构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
六十年代，古龙异军突起于台岛，与金庸双峰并峙。如果说金庸是武林盟主，那么古龙就是一个独行的世外高人。同时与金古交好的小说家倪匡曾盛赞金庸的武侠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而对于古龙的武侠小说，他则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形容。
古龙的小说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创造性地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为“武侠美学”理念的形成与“武侠文化”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至此，新派武侠，蔚为大观，有人直言“古龙之前无新派”。
古龙一生，人如其文，像他笔下的众多主人公一样，放浪形骸，挥金如土，嗜酒如命，风流倜傥，传奇一生，终于醉乡，不遵禁酒医嘱，畅饮三天三夜，大醉一命归西。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后人泪满襟，“大武侠时代”随着古龙的离去成了未竟的广陵散，至于“提升武侠小说地位”云云，也只是古龙本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想。
在金庸封笔、古龙辞世之后，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出现了无法弥合的巨大断代，面对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仰之弥高的后辈小子除了顶礼膜拜与忆今抚昔外，已经无人能在同一高度上再续前缘。虽然后来也曾出现过让人眼前一亮的温瑞安与黄易，但终因修为不够而迅速凋零成明日黄花。同时，类型小说的特性，也注定了后继的写作不能完全自辟蹊径，必须尊重传统的程式与架构。
面对悖论般的处境，唯有“反讽”能突出重围，另辟天地。和《量子江湖》的主人公周远无意中悟到了量子武学相似，陈怅无意中悟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一方面十分忠实于金庸所构建的武侠世界，另一方面因过于忠实、过于煞有介事而显露出反讽性。立足于“反讽”这一基点，一种智性的、充满后现代趣味的武侠小说诞生了。
理解《量子江湖》的反讽性，离不开对照另一部武侠奇书《剑桥倚天屠龙史》，这两本书由同一家图书公司“崇贤馆”出版。作者新垣平戏仿“剑桥中国史”的文体，引证莫须有的著述，考订不存在的文献，一本正经地将《倚天屠龙记》涉及的元史作为正史研究。比如考证出张无忌和女友们流落的荒岛就是，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元朝已经对该岛行使的论据。
立足于这种反讽的基调，《剑桥倚天屠龙史》将历史写作与武侠小说——原本冰火两端的史实与虚构——奇妙地捏合在了一起。其中的真义，作为在读的博士，新垣平在后记中已说得很到位了：“在这里，历史与虚构的界限被突破了，记忆和历史书写也不再是负担，历史话语从承载实在的承诺中被解放出来，转换为纯粹的文本游戏，因而最终成为了意义机制自身的狂欢。”
诚如斯言，这种写法加入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戏谑美学”大合唱，以稗官野史解构堂皇的正史，直指意义的生产机制。在意义被抽空的世界上，只剩下狂欢。这种狂欢或沦为大众文化，或沦为对大众文化的讽喻。对应于当下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价值粉碎，虚无弥漫，反讽召唤出奇趣的自由，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是最有生命力的美学。
老故事已经讲完，怎么办？在反讽的意义上重新开始。如果说《剑桥倚天屠龙史》可以被视为第一本后现代武侠史，《量子江湖》则可以被视为第一本后现代武侠小说。对武侠小说文学而言，如金庸这般巨擘出现未必都是好事，叙述程式过于成熟，只能慢慢走向陈腐。《量子江湖》在传统的“新武侠”濒于衰竭的时刻，以反讽的方式激活了现存的叙述程式的能量。这条隐秘的道路，其实在金庸大侠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已经初露端倪。历史的螺旋型进程中，这无疑可视作是后辈小子对前辈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