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领衔的不缠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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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在启蒙环节，新教的传教士是维新人士的老师。我们知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传教士进来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十分在意，包括推行不缠足、禁止溺婴、禁鸦片、推广公共卫生理念，等等。当然，他们也花大力气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救灾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维新人士热衷于提倡不缠足，其实也是跟洋老师学的。在清朝，不缠足有来自官方的合法性。满人入关之初，剃发和禁止缠足，都是朝廷的严令。只是在汉人的坚决抵抗下，剃发令贯彻始终，而不缠足的禁令却形同虚设，不再强调了。众多汉人男子以死相拼，没有保住头发，但更多的汉人女子，以死相拼，却保住了她们的三寸金莲。

维新派“接棒”洋人

西方人来到东方，怀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缠足这种导致女人脚趾畸形乃至骨折的陋习，引起西方人最大的好奇。那时候，传到西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形象，都落不下小脚和弓鞋。西方的画师和摄影师们，走到哪儿，眼睛都离不开中国女人的脚。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居然有好多惨不忍睹的中国女人裸脚的特写，显然是花了大价钱。当然，为了拯救中国人，新教的传教士们也特别热衷推行不缠足运动。

作为一种从宋代就开始流行的习俗，女人缠足根深蒂固。之所以难以扫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关系到女子的生计。在一个男权肆虐的年月，男人眼中合格的女人，必须是缠足的。一个有身份的男人所娶的妻，必须是三寸金莲，大脚、天足的妇女，可以为婢，勉强可以为妾，但绝不能为妻。

缠足习俗盛行的地方，即使是小家碧玉也必须缠，否则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就等于没有饭辙儿，所以，不管父母是否忍心，都必须逼女孩儿家缠足。所以，想要把这陋习革掉，靠个别人的努力，显然是不行的。如果在教会的努力下，某个教民的女子不缠足了，那从此她的生计就得教会替她着想，加入教会医院或者学校，从此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否则，这个女子就没有活路。

维新运动之前，教会多年的不缠足运动推进有限，他们特别希望中国人自己来推动这个运动。而维新人士之所以乐于“接棒”，是因为在他们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国民改造的路径。他们觉得，缠足的母亲养育出来的子女，必定是不健康的，而且女子缠足，就无法承担重体力劳动，等于一半的劳动力废置。所以，国虽大，人虽多，但国家依然贫弱。

同时，推进不缠足运动，也是一项恢复祖制的行动，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故而，一时间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堪称维新运动中唯一接地气、深入底层的活动。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人发起成立“不缠足会”，总会设在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设立分会。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为妻，已缠足的女子8岁以下者须一律放足。据西方教会统计，在那几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到30多万，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都报道过不缠足运动，为之鼓与呼。《时务报》一时洛阳纸贵，却每每抽出宝贵的版面报道、评论，还连续刊登各界人士捐助不缠足会的名单。《湘报》则不仅有相关的时评、社论，还有诗歌。所以，湖南的不缠足运动最有声色，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刷《不缠足歌》，派人挨家赠送。新化县有位秀才，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登门宣传不缠足的好处。某些参加县考的童生，甚至在自己的考篮上贴上“不缠足会”的字样。不缠足运动也鼓励已经缠足的女子放脚，为了对应这种“解放脚”，有人还特意开设了订制各种云头方鞋的鞋铺。

不缠足的功利用意

康有为未出茅庐之前，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就是联合曾经出过国的乡绅区谔良，在自己的家乡办了不缠足会，并且身体力行，不再给他的女人们缠足。在不缠足会中，针对不缠足的女子不好嫁的问题，他们规定，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如果在九岁以上，已经无法恢复天足，在报名登记后，亦可以与会中人婚娶。

有趣的是，当年发起并推行不缠足运动的，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几乎看不见女人。这样的运动，似乎是为了解放女人，但是，整个运动的话语却是男人味的。连女人缠足的痛楚都没有多少人提及，在这些男人们看来，不缠足主要是富国强兵的一种途径。 中国缠足妇女像，摄于1900年。

发起运动的人，接受了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缠足的妇女，不仅难以生出健康的孩子，还使得女人无法劳作，进而影响产业的增值和国家的税收。如果能实现不缠足，则国家的财富会因此增加一倍。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女子不缠足了，那么有战事的时候，女子也可以上前线杀敌。其实细究起来，这些说法的根据都不足。

虽然说，缠足对于女性的身体是一种摧残，但没有证据表明缠足会影响生育，进而影响育儿的质量。至于缠足对于产业的影响，好像也不会如此直接。中国的下层民众，女人即使缠足，似乎从来就不可能闲着，不论出嫁还是在家，都得干活。不仅要干家里的活，外头的活也一样干。尽管由于观念的限制，女人出来谋生有诸多的障碍，但近代的纺织业、缫丝业，中外资本家用的女工，还是众多依然裹着小脚的女人。“娘子军”的说法虽说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自古以来，打仗就是男人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即使是西方，军队里除了看护，基本上看不到女人。即使再有国难，也轮不到女人上前线。

缠足的恶习，其实源于中国男人的某种畸形的性心理，以及特别的道德讲究。据说，缠足最早始于五代时的南唐李后主，他的宫嫔有名为娘的，把脚裹得小小的，跳起舞来，显得特别好看。但是，娘的缠足，只是把已经长成的脚裹小一点而已。真正的裹脚，实际上是在女儿年幼之时，就强行把脚给裹住，即使人长大了，脚还维持在幼年时的状态。这样的裹脚，应该是北宋以后的事儿。当时的男人，主要是担心女子的出轨“淫奔”，把脚裹了，就“奔”不了了。

强调女子的道德还不够，还要特别设置身体的保障，想想都觉得这些男人可鄙、可怜。但是，缠足一旦流行开来，在某些有“莲癖”的男人眼里，女子的小脚就成了另一种性器官。很多地方都有赛足会或者亮脚会，就是比赛小脚。女人貌美与否，关键看小脚。好些文人还为此定出标准，比如李渔就认为女子的小脚要小且软、透且香。清代所谓的名妓，主要不是脸蛋儿生得好，而是有一双合乎标准的纤足。所以，在晚清之前，名妓不出在苏州，而在陕州和大同。

显然，即使是男人发起不缠足运动，首先应该批判的，是中国男人这种畸形的心态和陈腐的道德观念。但是，这样的批判在运动中非常少见，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国家功利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想被视为野蛮人

当然，在骨子里，维新人士之所以热衷于提倡不缠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不了西方，尤其是邻国日本人的讥诮。甲午之后，中国人到了日本，每每在大街上被日本孩子追着骂，说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的辫子是猪尾巴。日本人开展览会，刻意展示中国的小脚和弓鞋，视为野蛮的象征。一个自以为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被人视为野蛮人，而且，这种讥诮就来自自己的近邻，实在令人心气难平。辫子有关国体，动不了也就罢了，但小脚却是大清入关以来就明令禁止的，没有道理革不掉。

这种急于抹掉野蛮印记的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过程的维新变法，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色彩。尽管里面无非是一群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也没有机会发声。但由于这些人把运动上升到了“保种”、“强国”的高度，还是闹出了很大的动静。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以往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恶习遭到冲击，动辄开赛脚会、对小脚和弓鞋吟诗作赋的做派大大收敛。人们意识到这种行为的“轻薄猥贱”（梁启超语）。

其实，不缠足运动是西方话语和中国传统话语的一种对撞。中国男人也是人，尽管他们喜欢小脚，可一旦有人把这个事背后的残忍点出来，他们就无法应对。维新运动前后，西方的教会一直在反对缠足，但中国打教的揭帖中，却从来没有提及过教会的反缠足。他们也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说话不硬气。当维新人士举起不缠足的大旗，大张旗鼓地提倡的时候，西俗的东渐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那些具有“莲癖”之人，也只能失语，说不出反抗的话来。到了民国，如果有哪个士人再敢为缠足说话，那是要吃官司的。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从一开始，就取得了话语上的绝对优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