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汉语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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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洪堡特是19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语言学家，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对汉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汉语观。作者分别从汉语的语法特点、隐藏的语法、语言优劣评价、民族精神等几个方面对洪堡特的汉语观进行初步的梳理。作者通过与当代汉语观的对比，指出其观点中的一些片面性与局限性。但毋庸置疑，洪堡特的汉语观对西方的汉语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我国当代汉语研究者也不乏启示。

关键词： 洪堡特 汉语 汉语观

一、洪堡特其人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政治家，直至1820年，洪堡特一直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曾先后出任驻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使节，出席国际重大会议，并担任过普鲁士内阁大臣和文教署长；1819年底他辞去一切官职，开始潜心做学问，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此间，他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语言的研究，所以作为学者，洪堡特首先当数一位语言学家。此外，他还被视为人类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及教育理论家，成就颇丰。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相关性原理等概念，诠释了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并且对人类的语言类型进行了划分等，在诸多方面堪称创举。姚小平在其《洪堡特》专著中，以“恢宏博大”精辟地评价了洪氏的语言研究：第一，洪堡特涉及的语言很多，世界语言是他的研究对象；第二，他的研究自始至终立于哲学的高度；第三，他也并非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研究视作“人的研究”，使之隶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二、洪堡特与汉语

洪堡特在对人类语言类型的划分上，除了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的三分法外，还根据句子结构的类型，提出了一种类型四分法①：一类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的表达依靠词序或者其他词的添加；另一类像梵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由词形变化表示；还有一类像美洲印第安语这样的语言，句子的语法关系被编插在一个单词之中，最后一类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可见，洪堡特对汉语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从一种语言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挖掘汉语的语法特性，认为研究汉语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差异、揭示人类精神的作用有特殊的意义②。他发表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和《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形式上午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7）两篇专著，在其他语言学的著作里也经常论及汉语。姚小平把他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③：

1.任何语言都有语法，所不同者首先在于显性和隐性之分，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

2.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的语法那样建立在词类范畴划分的基础之上。

3.汉语没有形态，但有句法；表达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词序、虚词和语境。

4.既然没有形态标志和词类范畴，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5.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

6.汉字是与汉语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汉字类型。

7.拼音文字优于汉字。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一一探究。

（一）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

洪堡特首先承认汉语同样具有语法，只不过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那样主要依靠形态变化（Flexion）和句法，而只有句法部分。在没有形态手段标示的情况下，汉语只能依靠词序和虚词（Partikeln或Grammatische Woerter）两种手段来表达句法关系。针对于汉语的语序特征，他进一步确切地说：“汉语的词序指明了哪个词决定着（bestimmt）哪个词。”④并把该种决定关系描述为概念之间的限定（beschraenkt）和指向（richtet auf），限定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修饰关系（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是一种限定，即修饰），指向也就是施为关系（例如动词和主语宾语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前瞻性。此外，他还列举了很多句子来说明这两种语法手段的重要作用，譬如对于汉语虚词“之”的用法，他与德文的“von”，法文的“de”，以及英文的“of”做了比较，归纳出“之”字更多复杂的用法。可见，洪堡特对于汉语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其言论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在我看来，洪堡特因此断言“汉语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类”的言论却多少有些偏颇（印欧语言研究的主流是从Flexion入手），《现代汉语》⑤一书认为，汉语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出来的，词的意义只是作为参考，并帮助我们来辨别词类。根据汉语词汇的语法功能，它们被分为名、动、形容、状态、数、量、代、副、介、连、助、语气、感叹和拟声词等15类，或者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譬如在对这些词类描述时，形容词和动词可以用“不”来修饰；介词后面不能连接动态助词“了，着，过”，而且不能重叠出现；区别词“公、母、金、银、私、单”等不能受“不”“很”修饰，也不能作谓语、补语，也不能带补语，等等，诸多描述词类特征的规则都是从语法范畴所考虑的。

（二）关于汉语的隐藏的语法

洪堡特在研究人类的语言时，阐述了人类语言语法的通性，因此这也是作为他研究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洪堡特深信，人类语言具有一种潜藏的普遍语法，”姚小平在著作中说道：“照洪堡特的说法，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 offenbart）。”⑥在他看来，对于词类的划分首先是在人类的内心中作出来的，而体现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则也是围绕内容得到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相对于洪氏普遍语法的是所谓的具体语法，在他看来，具体语法主要表现在言语中得到明确标记的部分（即通过形态的变化），普遍语法则是一个“潜藏的，依赖于联想的（stillschweigend zugedachten）部分”，汉语是一种潜藏语法所占比例较重的语言，所以它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接下来将提及汉语精神）。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普遍语法，它是以逻辑为基础，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有两层关系――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这两种关系即当下人们所说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Chomsky生成语法的T字型模式，深层结构来源于人类的普遍语法，表层结构则是经过位移、受格等手段得以实现的。通过洪堡特对汉语的观察和了解，他认为汉语中所体现的这两层关系重合得比较多，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重合得较少（原因在于这些语言在经过转换后生成的表层结构与原先的深层结构差异较汉语更大），由此得出了汉语的上述特性。我认为，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汉语研究者们运用后来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来研究汉语不乏重要的启示。

（三）对汉语的优劣评价

洪堡特学习和了解了众多世界的语言后，做了语言间的横向比较，并断言，汉语尽管有一些优点，但它远不如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完美，较之更低级。如今看来，该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片面的论断主要是来源于自己偏颇的出发点，站在印欧语系的角度来观察汉语，来衡量甚至评价汉语也体现了他自身的狭隘性，实际上，他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因为他也曾声明：

我比任何人都更反对贬轻一种语言，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的言语。我认为，贬轻一种语言不仅意味着辱没了最独特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每一种通过深思熟虑和语言实践而形成的正确的认识观格格不入。（《导论》，《五卷本》III：656）⑦

但是他在分析语言的优劣时，不自觉地就转移到语言形式（Flexion）上的特点，即屈折变化的有无和复杂程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汉语的上述评价。因此，姚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也为洪堡特辩解道：“他所谈论不同语言的完善或不完善、优点或缺点，主要是学术上的失误，而不是文化上的歧视。”⑧

（四）关于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关于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关系也是洪氏对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他把语言学上升到人类学及哲学的高度。在洪堡特看来，一切存在的民族及其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离不开精神力量，人类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部落、地域性等差异，都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不同的部落和地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每一个民族和他的语言都是一种“精神个体”，可见，汉语也不会例外。接下来我们从汉语的语法特点，以及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窥见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诚然，这一点在洪堡特自己的论著中也有所点染，因为他毕竟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职责。

正如在上文所提到的，汉语这种语言要求该民族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一方面体现在汉语有一种更偏向于隐性的语法特性，另一方面，汉语所钟爱的语序手段也要求人们在理解概念时付出更多的精神劳动，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试比较汉语和德语，德语除了借助于语序（Abfolge der Elemente）外，还拥有很多形态变形手段，即显性的语法标记，来帮助听者理解句子，因此德语允许出现较长的句子却绝不会影响句子含义的表达和理解，可见，形态的变形（Flexion）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辅助手段，但是汉语似乎显得“相形见绌”，因此也就需要听者较多的精神投入，此外也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很少会出现繁冗的长句。

与此同时，洪堡特也对汉字的表形和表意现象稍作研究，并与拼音文字做了比较，但他仍旧站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字不完善，其论据是文字应当表示语音，而不应越过词直接表示概念，可见其观点的局限性。从民族心理和思维的角度来看，以形表义的汉字是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的，也符合汉族的心理和习惯。中国学者林宝卿在《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道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思维特征⑨，《说文・叙》指出：“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汉字由文到字的发展，最基本的东西是象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性质适合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其造字方法适合汉族的用字、识字的心理和习惯。通过抽象的方式所形成的汉字其实是古人最为直观的思维反映，人们可以凭视觉感知出来，这种构形方法是建立在长期生活、生产经验上。在林看来，具象性是汉字的主要特点，古人在造字时很重视体验，内向省悟，就好像朱熹说的“置心物中”，达到物我沟通，人们可以从字形和字义的密切关系上，理解其意。随着语言的进化，文字书写从甲骨到楷书的演变，以及部分字义的变化，汉字始终坚持着符号义化的特性，这一点也无疑说明了，汉族的思维方式对汉字的义化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洪堡特汉语观的搜集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德国汉语言研究的主流思想，因为洪氏汉语观毕竟是当时较早也是最为有影响力的观点。综上所述，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站在印欧语言研究的立场上来研究汉语，不容忽视的还有他们的研究对象还是过去的文言文，因此会有很多的理解困难，也不免带有些许的片面和狭隘。然而，瑕不掩瑜，作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对西方的汉学家们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对于我国语言学家研究汉语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注释：

①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65.

②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3.

③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

④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5.

⑤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79.

⑥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6.

⑦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9.

⑧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01.

⑨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79.

参考文献：

［1］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4］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5］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