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雪踏冰,三朝古碑续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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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5日黄昏，拉萨突然刮起了大风。寒风中，离盟碑不到五米外，几十名信众在五体投地地磕头，与地面接触发出声响。这个声响在藏区之外几乎找寻不到。“大昭寺”中的“昭”是藏语“佛”之意，因此大昭寺即大佛寺，这座寺庙是藏族人心中最神圣的殿堂之一。
可是就连他们，也没有对寺中那三通碑石有过多的留意。
大昭寺门前的“甥舅会盟碑”
不能怪观光客的疏忽，这个石围栏内四方形的碑被完全封闭了起来。要想近距离看一看，必须经过一个有“非请勿进，后果自负”警示语的小门。围墙很高，少有人细心注意“冒”出来的碑首。
其实这个碑就是我们汉藏历史最为珍贵的长庆碑，也叫“甥舅会盟碑”(自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后，历代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均以外甥自居)。此碑曾有三块、立于三地，一块立于长安西城王会寺前，一块立于贡古墨如即今天青海省湟中县，可现在只剩下大昭寺门前的这块了。
石碑的四周曾成为载舟之塘，但石碑一次次顽强地挡住了河水的侵袭。要将这通碑封闭其实就与此有关：挡住河水侵袭后，许多当地百姓开始愿意拿块石头在圣迹上敲几下，为了防止不了解情况的人无意中损坏这块珍贵的石碑，于是在四周建起了一堵厚实的、高高的围墙。
近距离看这通碑，我发现这通碑四面都刻满了文字，是我以前所有的知识中没有的。正面和左右两边刻的是藏汉两种盟誓文字，背面刻的是藏文盟誓。藏汉文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并不是原文的直接翻译。如汉文记载：“然甥舅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而藏文碑刻记载：“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欢好不绝……”但是两文寓意相同。这通碑还提到了停止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堪称今天研究吐蕃时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拐点文物。
此外碑刻有会盟官员的名字和他们当时的职位。排在最前面的是吐蕃的两位宰相，两人在此次会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档案馆，我查到了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正式会盟前13年，即808年和810年还分别给上述两位吐蕃宰相写过四封信。白居易和这两位宰相到底是什么关系?而碑中记载会盟的地点叫哲堆园，又在今天的拉萨哪里呢?不得而知。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唐朝皇帝指使使臣，要求宰相以下的吐蕃官员也署上名字，这又是哪一方的惯例呢?当时主持这次会盟仪式的吐蕃宰相是一位僧人，唐朝官员却全部来自中央政府，均为文官、没有武将。血祭是汉式，而吐蕃的仪式是佛教的，不要求献祭。于是会盟按照双方的仪式习惯共举行了两次。
大风中，碑文面前，我仿佛看到了藏汉两族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死的时候，松赞干布遣使吊祭，并在信中表示：如果有人不忠于新即位的皇帝，他愿意带兵到国都来征讨这些人。即位的唐高宗即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真实地表达了吐蕃的内向心理。
23年前的1985年，也就是自治区成立20周年那年的5月份，长期埋在地下的龟形碑座被清理出来，石碑整个形状全部浮出，当时发现碑身和碑座连接处是以铜液浇铸，若为一体。它就是这样，在这里矗立了一千二百年。
埋入地中、厚度不明的明太监杨瑛碑
其实写这段历史我反复掂量了许久，杨瑛碑只是明那个朝代的引子。碑就坐落在大昭寺的神殿中，绝大多数观光客和本地僧侣、信众不知。
穿越时空，回到明代永乐皇帝时期。那是1414年1月，太监郑和正在下西洋的途中，另一位太监杨瑛(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明实录藏族史料》中称其为“杨三保”)则到了。可以说，如果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海上明王朝的声望，那么杨瑛此次之行则更加稳固了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管理。
在今天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很多观光客一生却只有来一次旅游的憧憬，因为出国容易进藏太难、费用太高。而这位杨三保却来达三次!那个时候，从京城到拉萨需要至少一至两年的时间。
由于杨三保代表的是明朝政府，到藏后即参拜了大昭寺，这通碑是他们朝拜时所立。令我不明白的是碑额没有任何文字，碑身阳面也没有任何文字。但碑阴却刻有10排126人的名姓，包括石匠的名字共134人均清楚地刻在了上面。落款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太监杨瑛，所以称之为“杨瑛碑”。实际上碑是杨瑛代表明朝廷封赏大昭寺而立，并不是为杨瑛立的。
我一直在想，这杨瑛三次进藏都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呢?在世界最大的藏学文献书库一一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库中，韦素芬副处长成了我找到答案的航标。
《明太宗实录》卷22：1414年派杨三保“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原来是为地方与中央王朝频繁贡使往来创造安全的交通条件。联想到今天，我们有句话叫“路通财通”。
在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在藏区推行了军卫管理并由中央控制军政体制，同时分封地方政教众首领。就在杨三保前往前八年，即1406年明朝已成立近40年时，朝廷对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于是采取对各个教派均扶持、笼络的政策。这一年率先封帕竹“灌顶国师阐化王”，成了册封政教首领的开端。这个册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成祖朱棣对地方“政教合一”特殊性的洞察：在封宗教名号之下，又加封为王使合二为一。
而后来明朝皇帝能采取一系列对藏的正确政策，相信也有三次被派遣进藏的杨三保的功劳和苦劳。
一通为消灭“天花”而立的碑刻
“永远遵行碑”在公主柳下。公主柳传说是文成公主栽种的。这通碑和一个名叫和琳的人有关，他是当时的清政府驻藏大臣。终年只有43岁的和琳，是历任驻藏大臣中政绩最为显著的一个。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尽人皆知的和|。
乾隆年间，天花流行，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天花被认为是绝症，因此人死无数。和琳左奔右突劝民种痘，并由清政府全额出资在北部一个名叫浪荡沟的地方修建许多平房，将息天花的人全部集中食宿，并给口粮，随后派兵为患者种牛痘，并细心照料，结果十之八九患者痊愈。看到如此成绩，驻藏大臣和琳要求“永远遵行种牛痘”并“立此石为记”。在示范作用下，僧俗医民逐渐接受了这种种牛痘防止天花的做法，这是医学科学的极大进展。
在这通碑阳汉文、碑阴藏文、内容完全相同的519字的碑文中，另一个要求“永远遵行”的却没有被遵行：和琳亲见地方民众死亡后，将尸体分割，抛喂秃鹰，认为无伦无理，于是发出警告，严行禁止，要求“永远遵行”。这一个禁令因与藏民族风俗有悖，终不了了之。
除了这通碑，乾隆十全记功碑也是在其任职期间设立的，和琳的功劳可以说在清王朝驻藏人员中无人能及。乾隆皇帝感慨：朕当初任用和琳，只是考虑到他办事细心、勤奋，故而派他前往，没有料到他竟如此精明能干。朕庆幸得到和琳这样的人才……
同样由于当地习俗的原因，此种痘碑立成后，百姓也常用卵石敲砸，年深日久，形成许多臼形窝坑，致使文字难以辨识，不得不围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