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选择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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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困扰广东

春节刚过，广州市的白云区石井镇就出现了招聘一条街，各个摊位上的招聘人员大声吆喝，派出自己工厂的个性传单，希望广撒网，多招人，竞争味十足。在佛山市西樵镇和南庄镇，当地的每家工厂门口都打出了“招工”的牌子，但前来应聘的农民工却并不多。广州广纺联集团有限公司，原计划在春节之后招聘70名青年女工和熟练工，却迟迟招不满。“招工难”再次成为部分企业新年开市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其实，招工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广东省，并非只在春节后才出现。据统计，2006年广东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为729．92万人次，而求职者只有482．24万人次，平均每1．5个招聘需求只有1个应聘者，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六成企业严重缺工，其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需求量居前三位。

以往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农民工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的是技术工。但广东省的调查显示，除了技术工人缺口较大之外，59.41%的企业还缺少大批的普通工人。2006年全年企业对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的招工需求分别为172．24万人次和311．83万人次，在招工总数中的比重分别上升2．14％和2．36％。

企业不仅是招工难，而且工人的流失问题也比较严重。“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的工人，占全厂6000多人中的一半，到现在为止，有1000多人还没回厂上班，工人流失太严重了。”中山市某家具厂的一位管理人员无奈地说。而这一问题该厂在以前是不用担心的。“过一个春节，我的工厂就流失了超过30％的工人。厂里节后要做的夏季订单根本没那么多人手做，只好转手让给其他工厂，结果导致厂里第一季度基本上就没有利润赚。”虎门一间港资制衣厂负责人吴先生连日来显得有些急躁。据广东省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2006年广东省普通工人每新招1人的同时流失0.73人，技术工人每新招1人的同时流失0.67人。如此居高不下的工人流失率成为了企业的“命门”。

提高薪金应落在实处

广东省劳动部门分析认为，2006年广东企业出现的普通工人缺口巨大、流失率高等问题，主要缘于部分地区和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偏低、劳动条件不完善、劳动合同期限短期化。

珠三角地区的不少工厂中，员工待遇提高缓慢、加班多，还常常出现拖欠、扣押员工工资的情况。

据统计，2005年广东农民工平均工资600多元，比12年前只提高了68元。“如果每月就赚600元钱的话，那又何必千里迢迢外出打工，在老家现在也能挣上这个数，消费水平还低。” 来自湖南益阳的卢文辉说。

2006年，虽然各省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一些企业把本来免费的食宿变成收费的，变相缩减农民工的工资。“而且，农民工超时加班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现在有些农民工每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却要工作360个小时，超出了正常工作时间的2倍还多。虽然最低工资增加了，但实际收益并不多。” 劳动保障研究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华迎放说。广安区枣山镇火山村村民刘毅原来在东莞打工，但节后他打算留在广安打工。刘毅说“在广州打工劳动强度太大，常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

劳动保障部对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工资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城乡接合地区的非正规企业，这样的问题更加严重。” 华迎放说道。劳动保障部也公开表示，拖欠或变相压低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规模以下的非公有制企业尤为突出。

对于企业而言，应对“招工难”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加薪”，而社会对农民工短缺的关注，很大程度也集中在工人的薪金问题上。

在其他企业面临“招工难”的情况下，广州国际的高薪招聘，吸引来大量的应聘者。企业加薪是市场机制的作用，是解决农民工短缺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广东有关部门估算，2006年全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增长100～150元，如果2007年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速，广东农民工短缺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其产品讲究物美价廉，很大程度上在于有廉价的劳动力，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类企业难于提高工资。面对“招工难”的问题，他们受到的冲击最大，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缩小，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已成关键。

“新一代民工”考验用工环境

根据调查，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新一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不同的经历，他们对生活和工作有着不同的要求。

第一代农民工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有过种地、受苦的经历，有着深厚的恋乡情结。他们到城市务工只是阶段性的，只是希望通过到城市务工能挣到钱，盖起房子，娶到妻子，然后回到农村依旧当农民。

“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已逐渐城市化。”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林平认为，“由于资讯发达，他们和城市孩子在相同的大众流行文化中长大，不管是外在的穿着、谈吐，还是内在的价值观、思维判断，都与城里孩子渐趋一致。”他们没有深厚的恋乡情结。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第二代农民工在机会来临时愿在城市呆下去，超过四分之一的第二代农民工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共享城市文明成果。

两代农民工之间有着不同的对比标准。第一代农民工是和村里人比待遇，他们所比较的是农村里的生活，为了挣钱，在他们受到歧视、不公的待遇时，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甚至以跳楼、上吊等极端方式抗争。第二代农民工是和城里人比，他们所选择的参照对象是城市的同龄人，所以对生活、对工作的要求更高。他们所渴望得到的是和城里年轻人一样，做着体面的工作，能够有上升的空间，不太愿意到工厂当一线工人。

高中刚毕业的吴朝霞来自江西农村，她到广州是为了谋求一份月薪1500元左右的文员工作。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到工厂流水线去当一名操作工时，她说这根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来自广东信宜的钟英高中毕业已经两年，原来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助理，由于时常要加班，这次她想找一个新的工作，但是对于当一名工厂的操作工，至今并不在她的求职意向内。

面对这一现象，劳动保障专家郑功成表示，这充分体现了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再和上一代一样，只满足于做一个工厂的工人；他们所希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强的维权意识，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懂得通过法律予以维护，行为更加趋于理性。第二代农民工有着对尊严和人情味的渴求，一旦被过度漠视或践踏，大多数人会选择跳槽。他们宁愿到工资相差不大，但对员工更加尊重的公司工作。广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心的调查显示：那些企业规模小、管理不规范、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企业，已经很难得到新一代农民工的青睐。

对于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判断，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所进行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去”；而第二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上的变化，希望能走向社会的更高层次。

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用工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一新情况，广州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介绍，除了提高农民工工资外，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已经着手覆盖农民工群体。目前广州市正计划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市整体管理，使其生活与本地市民并无二致，农民工将可能再也不是过去漂泊在外的“打工仔”、“打工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