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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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一切历史的意义及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致，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生命存在中有一种迫切需要的冲动。中国人喜欢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意思是书写的历史并不会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被发现，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一定会有所调整和修正。

近代中国的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表达这段历史呢？

莫名逆转

其实，中国与真正西方的接触也有很久远的历史，远古人类相互交往的情形我们已经很难描述，秦汉帝国与今天意义的西方交往已被各种考古发现所证明。秦汉之后，这种交往并没有中断。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1514年），他们的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朗机”。40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 1557年），他们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以后世眼光观察，这些西方冒险家对中国的期待，除了通商、开辟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外，并没有其他恶意诉求。

发现东方，不仅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也使古老的东方面临新选择。东来初期，西方人以仰视的姿态看东方；中国人谨记圣贤教诲，“以一事不知以为耻”，潜心学习西方，中西交流较佛教初入中土的情形不知好过多少倍。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传教的是利玛窦。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时，以其博学和温文尔雅轻易征服了士大夫阶层。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如饥似渴地汲取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明，计划用十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7000部西方经典像《几何原本》那样翻译成中文时，中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变动，彻底粉碎了晚明士大夫阶层汲取西方文明的梦想。

中国文明发生了一次莫名逆转。

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部攻占北京，对西方文化怀有好感的崇祯帝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成为历史。5月1日，清军进京，颠覆了李自成政权，满洲人所建立的大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原的统治。为明王朝翻译了大量西洋天文历法书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依然受到新朝的信任和尊重，并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定历书，定名为《时宪历》，由顺治帝于1645年颁行。汤若望因此而被擢为钦天监监正，这一重要职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人担任。翌年，清廷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1647年，顺治帝亲政后，常常用满言尊称汤若望为“麻法”，译成汉语为“可敬之父”。

英伦蝴蝶

当乾隆大帝沉湎于康乾盛世辉煌的时候，西方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动。随着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英国资本加速了圈地运动，酝酿着一场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地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凯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更重要的发明诞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英伦三岛的蝴蝶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也必将受到影响。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特使出访中国，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应英国工业革命？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或主要问题，其实都应该从这里找到解读密码。

鸦片与贸易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从后世情形看，西方巨大的资本冲动，除了市场、利润，、土地、人民并不是资本的争夺目标。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大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缺乏消费习惯，更缺乏消费冲动，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

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中国放开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

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的“康乾盛世”，尽管这个盛世用后世眼光来看带有非常浓厚的虚假痕迹。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而且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过陈旧，不知国际贸易真谛。中国人认为，英国人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为此支付巨额真金白银都是应该的。因此，清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明确而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中国和平转型至工业化时代的希望化为泡影。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无法解决。渐渐地，英国不法商人竟以鸦片为商品，试图以这种不道德的手段消解中英贸易不均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沦为“东亚病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并不单纯是英国商人的问题，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广东负责贸易管理的官僚，实际上也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受益人。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林则徐对各种方案的综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则徐进京，商讨大计。林则徐与道光帝据说恳谈了19次，研究禁绝鸦片及其贸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则徐全权，令其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解决鸦片泛滥的问题。

其实，鸦片在那时已不是单纯的泛滥，而是中外贸易。在英国和印度看来，鸦片与瓷器、丝绸、茶叶并无二致，以鸦片为内容的贸易毕竟还是贸易，而不是犯罪。几十年前英国人关心的是贸易失衡，是英国白银流往中国，现在英国人关心的是维持贸易现状，维持贸易利润。因为英国对中国不愿接受外国资本自由出入非常恼火，很早就想找碴一次性敲开中国大门。

林则徐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威望的政治家，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严厉措施引起外国商人高度恐慌。

林则徐逮捕颠地的命令引起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警惕。义律认为，林则徐的做法即便不是战争，也是中英战争的前奏，是对英国贸易权益的严重侵犯，毕竟鸦片作为贸易物品由来已久。由此，中英关系日趋紧张，气氛骤然加剧，终于引发了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称之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之为“通商战争”。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悲剧，也是机会。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也正是这场战争，使古老的大帝国觉醒，结束了200年的迟疑不决，迈开犹豫的步伐，向着现代探索。

（摘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