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笔下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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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明显的表现出了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种怀旧和依恋。他以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通过时空转换来呈现历史的苍凉和人世的无常，并以此凸显上海这一城市的命运。解放后30年为上海书写的缄默期，作为在20世纪60年代在书写上海方面多产的作家，白先勇联结了两大断裂时空，这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白先勇；上海；文化；时空；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中国作家对上海的书写，大都集中在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以及80年代的王安忆等，他们长期居住上海，都是为了上海而写上海，其中有被称之为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的东西。50-80年代文学对上海的书写，在大陆文学中可以说是个空缺。上海是白先勇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这位上海的“外来户”，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作为60年代描写上海的台湾作家，他联接了本土和异乡两大时空，在回忆和想象中创作，为上海书写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本土与异乡间的时空转化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把握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极强的作家，他的小说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叙事形式，同时也参照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融传统和现代于一身。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文化空间更是造就了不同的人物特性。白先勇笔下的上海大都是通过小说中现居异乡的上海人对本土的回忆和想象来进行间接书写的。空间上的差异性造就了时间上的可比性，加之白先勇幼时因肺病与世隔绝的经历，对时间也就有了更加的深切感受，于是他就选择了在“今昔对比”中来呈现人物的命运。
二、文化杂糅的城市
上海，一个因租界突崛的城市，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现代化都市。“租借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且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这两难格局造就了一种复杂心态，一方面这种杂凑的不中不西的新兴文化强而有力富有诱惑，另一方面内内外外的人都嫌弃它而久久不愿认同于它。”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处于前一种心态，他们都因受到了新文化的诱惑，开始对西方文化表示盲目崇拜，并且迫切希望尽快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自身的束缚。
首先，白先勇极力展示了租借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有论及，小说故事发生在上海虹桥镇，全篇采用孩子的叙述视角。金大奶奶原本是个有钱的寡妇，之后遇到了有模有样，并对她百般体贴的金大先生，但是金大先生在骗取了金大奶奶的的钱财之后就开始虐待殴打她，最后他娶了位在上海唱戏的女人，新婚当天，金大奶奶服毒自尽。白先勇笔下的金大奶奶贤淑、善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而金大先生在上海读了点书回来以后，学得满身潇洒及一嘴巴油腔滑调，并且结交了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西方现代文化的大肆入侵导致了人本性的丧失，传统的人伦道德消失殆尽。更为可笑的是，金大先生最终还是娶了位“唱戏”的女人，这也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想丢就能丢的掉的，尽管他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现代人。
其次，白先勇在上海书写中还塑造了一系列身在异乡的美籍华人，她们都曾是家世显赫的贵族子弟，从小就对不中不西的上海文化耳濡目染，之后又受到美式教育，这种双重文化背景使得她们大多具备了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上海和美国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特征，但是相似中又蕴育着不同，上海是追随美国的畸形儿，对现代化吸收的不完全，对传统抛弃的不彻底。当上海文化试图进入美国时，就会被处于中心的美国文化排斥，进而处于边缘化地位。同样具有放纵、冒险、刺激的人生体验的上海人为什么无法融入美国圈呢？就像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中所写：“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对于流亡者而言很难维持……我们是‘他者’，是一个对立面，是迁徙与定居的几何图形上的瑕疵，是一个流放者。沉默和谨慎掩盖着伤痕，身体缓慢地摸索前行，慰藉着失落感和叮痛。”
三、繁华背后的死亡气息
和张爱玲、新感觉派相比，白先勇在同样以现代主义的笔法书写上海灵魂的同时，更能扑捉到繁华背后的死亡气息。在他书写上海的这5篇小说中，有3篇都写到了死亡。在他看来，“死亡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对这些死亡现象的阐释，其实也就是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和人类生存形态的思考。
1962年，是白先勇“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一方面，他去了美国，预示他今后人生和创作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另一方面，母亲马佩璋逝世，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他对人生和死亡的思考也就更加深远。作为繁华上海的代言人，李彤、黄凤仪、尹雪艳、金大班都曾显赫一时，但是现时中的她们又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她们今昔命运的变迁都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尹雪艳身上的死亡气、金大班的江湖气、李彤和黄凤仪身上的悲剧气，都体现出了上海这一城市与生俱来的毁灭性。她们是金钱和欲望的象征，更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符号。百乐门、霞飞路，赌场等等，一系列上海标志性空间。金大班的随性自由、李彤和黄凤仪的孤独漂泊、疯狂冒险的人生体验都赋予了她们上海这个城市的租借特征。这些习惯和个性在她们身居异乡时，依然没有改变。现居台北的尹雪艳在她的尹公馆里构造了一个“小上海”，金大班依然在台北的百乐门“夜巴黎”里上班，李彤和黄凤仪尽管生活在美国，但依然穿着旗袍，凤仪妈妈为了找寻过去，经常到舅妈家做客。“上海经历”存活在她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她们似乎都是为了过去而活。倚仗以前的心理优势，从而达到现实中的苟安。
白先勇不仅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观照，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个体对自身的人身轨迹难以把握，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在命运面前显得乏力和无助。和之前海派作家张爱玲一样，他们都洞穿了生命的短暂和命运的无常，着力对上海的世俗文化的毁灭性书写。当然，怀旧也是两位作家共同的创作意识。直到20世纪末，开始有一股“寻找上海”的热潮，王安忆等作家将焦点扩展至芸芸众生，他们延续了白先勇怀旧主题，通过反思和回忆来重塑上海，有意对人性美进行挖掘。白先勇不仅继承了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更为新时期的上海书写开辟了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白先勇在着力凸显上海这一城市时，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不中不西的上海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一面，欲望和金钱吞噬了它。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跻身于高端的西方社会，在现代和传统中徘徊。但是，白先勇并没有对这个文化杂糅的城市加以批判，只是用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一切。正如刘俊所说：“不论我们从白先勇的小说中看到什么，我们都能从白先勇所展示的‘现象’的背后，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悲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