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台湾电影缺一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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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台湾电影是有复苏，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危机，就是未来怎么做。我把台湾电影比成一座城堡，之前的好多年，它的大门一直是封锁了，攻了20多年攻不下来，可是被我踢破的一道门，紧接着一道两道三道……现在攻下来了，但是谁来经营这座城？怎么经营？怎么去跟别人合作？什么东西让这个城堡永远闯开？好莱坞电影怎么面对？怎么发展的市场？维持这个城堡的运作，并且可以长居久安，这需要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来做领导，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就麻烦了。我们只是武将，台湾电影缺一个‘王’。”
——魏德圣
前言
我们在赌台湾电影的天空
在北大为电影《赛德克·巴莱》举行研讨会的几个小时里，身为此片导演的魏德圣始终认真聆听，眼神专注，对每一个肯定或者否定都以点头致谢，这是台湾电影人一贯的谦逊与恭敬，冯小刚曾经对他描述：魏德圣这个台湾男人，除了台湾腔，没有别的腔调。轮到他举起话筒，解答每一位发言者的疑虑，他说：你们所说的这些问题，正好也是我拿不定主意的地方，原来真的有问题，比如……面对这样一位真诚坦诚、点头多过摇头的电影人，就连一向以挑剔刁钻著称的学院派电影研究者，也只好说：文不如其人。就是这样一位个子不高、口气和缓、书卷气十足的人居然拍出了《赛德克·巴莱》这么有血性的电影。
在他自传式书籍《小导演失业日记》里，他引用丈母娘的评价：她说我喝完酒之后很可爱，总是会安安静静地一直微笑。作为一个两度刷新台湾电影票房纪录的导演，魏德圣在台湾有着很高的位置，几乎就是台湾新一代导演的代言人，但他不拘泥于形式，装扮简单，永远是牛仔裤、圆领T恤，配一个双肩背包，他说这样显得年轻。再加上狮子座的性格，让他有能力做大事却没有人相信。他说：搞不好毕业以后有人问我同学：好像有一个叫魏德圣的？另一个人说：有吗？
在学校的魏德圣不爱读书，成绩一般，一张奖状也没拿过。要说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很会观察，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并且以此为乐。后来，他发现这对于导演电影非常有帮助：人有趣的地方，都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话，而是他讲的时候，用什么表情，什么动作。
在电机专科毕业后魏德圣入伍当兵，遇到一位军中好友常找他聊电影、看电影，两人相约退伍后，去台北发展，以电影为业。那时候的台湾，侯孝贤、杨德昌等艺术导演签署“台湾电影宣言”，表示要坚持艺术电影立场。十余年后，台湾电影票房惨淡，直至被台湾观众抛弃。在最严峻的时候，台湾影片在本土电影市场所占份额一年只有0.2%。媒体和影评人把责任推给艺术导演，侯孝贤也曾不无凄怆地自嘲：台湾电影就是我和杨德昌搞死的。
所以，当时对于没有资历又遭遇台湾片低潮期的两个年轻人，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风尘满面。最后，那位朋友放弃了，而魏德圣还是选择坚持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电影是他可以发挥的一块宝地，这是之前平淡的生命没有过的丰富：“到了这个领域，发现我可以发挥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有一块海绵从头到尾没有吸到水，突然间发现有水，我要怎么跳进去吸到水……”
而在那样一个堪称台湾电影史上最不好的年代里，所有从事电影工作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如果想要赚钱的人，应该都会选择别的行业，所以这个时候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有同样一种特质，就是真的喜欢电影，都认为那是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毕竟我们是一群失去环境的人，所以也有一种赌性，想把台湾电影的天空给赌出来。”这种特质，体现在魏德圣以及这一代电影人戴立忍、钮承泽等人身上的气质是：自由、理想又执著。这是在这个年代稀缺、难能可贵的品质。
生命为理想而热情奔赴，魏德圣和以前的他判若两人。为了电影，他可以认真地在书店看完一本厚厚的书、把一本冷冰冰的文献从头到尾看两次。“我觉得，人某一方面的能力被启动以后，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一般人在影剧科系学的，我一年就可以学到人家四年学的东西。所以教育应该要开发这个人想要什么，让他确立他所想要的，他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备齐。”
2008年，《海角七号》横空出世，轰动了整个台湾，创造了5.3亿元新台币（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当地影片票房纪录。2010年《艋舺》继续跟进，获得2.5亿元新台币（约合6250万元人民币）票房，并在国际电影节上夺得多项大奖。这两部影片在台湾产生了飓风效应。金马奖主席、著名导演侯孝贤感叹，现在台湾电影的“任督二脉通了”。“千万不要把电影当做一件图利的工具，如果你这样想，你对不起它，它也会对不起你。我必须感谢我的头脑简单，所以对于眼前的绝境我都觉得，这个会过、那个会过，只是时间的问题。”魏德圣无比认真道。
重复在魏德圣电影世界里最多的困境，从来都是钱。“每次遇到这种绝境，制片人或公司的会计常常会说：要不要停一下？我说：不能停！因为停了就不会再开始了，我知道人停了就不会重来。我说：撑一下！钱会长出来。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但在关键时刻钱就真的长了出来。我开拍《赛德克·巴莱》的第一天就借了两千万，前面的钱已经花光，那是《海角七号》赚的所有钱。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解决钱的问题。
“因为《海角七号》，你有过一次很有钱的机会，原本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笔者说。
“对啊，那钱马上就去做《赛德克·巴莱》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电影，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才是最重要的，而钱去完成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才最有价值。我也想赚大钱啊，可是我也知道，我这辈子一定赚不了大钱的。我活下来不过是一张床一碗饭，我只要有多余的钱就能够享受生活的质感，那么多钱不知道要放哪里。” 也因此，魏德圣常常被人看成不务实。从最早构思到影片完成，《赛德克·巴莱》经历了12年的曲折。其间，魏德圣一直苦苦地筹集资金，但最后，他谢绝了所有投资人，因为他不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干扰到自己的创作。
5月10日，《赛德克·巴莱》在内地公映。而笔者至今还记得一个真实传闻，陆川在和魏德圣聊电影时，“你的那个《魏德克·巴莱》……哦哦哦，对不起！《赛德克·巴莱》……”台湾作家蒋勋，看完电影后评论说，我觉得赛德克人的灵附在了魏德圣身上。所以，虽是口误之词，但说成《魏德克·巴莱》一点儿也不为过。
“我刚入行的时候曾经去杨德昌导演的《麻将》团队工作，在那里我见证了一群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人是如何努力想要完成一部电影的纯粹美好的精神。包括我在内，那些没什么制作经验的年轻人，即使挨骂也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拍《赛德克·巴莱》前，吴宇森导演好像先知一样说，你拍这部电影会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你要让他们知道，不要只为了钱而工作。开拍之后，很多共同的感情和价值观在患难中产生，那种拍摄过程中结下的革命感情很精彩。我越来越相信，这些工作人员是给我力量的人。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台湾电影的美好年代。”
正是由于魏德圣是一个善于梦想的人，注定成为杰出的电影人才，也由于他过于庞大的梦想，使诸多的片商望之却步，也让他自己遍体鳞伤，或是陷入困兽之斗。
电影市场应该像一个大花园
票房归票房，电影归电影。在内地的媒体圈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所有媒体都在同时为一部电影鼓与吹。这部电影就是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半个月的时间里，这部电影经历了起死回生的命运，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它在内地最终的票房数字，估计仅仅超过1000万元，远远低于魏德圣的预期，也远远低于它本应获得的票房价值。但同时，它却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包括影评人和媒体罕见的一致称赞，包括许多导演和明星自发的呼吁，还有热爱影片的普通观众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捧场。
总结这次内地之行，魏德圣喜忧参半。“惊喜也有，挫折也有，感动也有，其实已经收获很多很多了。其实我原本担心这部电影会让观众对我们有批评。就觉得，把日本人写得不够坏，或者是说这些原住民没有这样的杀戮。这个就是我最意外的地方，原来大陆观众是可以接受这种反思的。以前这边出来的电影类型，只要有反思的电影，就会被骂，我甚至还做好了心理准备，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去回答。”
而让他最束手无策的是，电影院线“一天定生死”的市场规则。“5月10日上片，那是星期四，上座率不好，第二天院线就将场次大幅锐减，这个动作太快，我的确没有预料到。在台湾，任何一部电影的排片一般都会保持过这个周末，到第二周再做调整。如果我之前了解到内地这个状况，我们可能会制订另外一个宣传计划，把宝都压到上映的第一天。”
这部在台湾地区第一周就拿下8.8亿元新台币(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史诗巨作，在内地的第一周只收获了330万元票房。而这时，魏德圣才刚刚展开他在内地各城市的宣传。“说实话，都没有时间给我去做什么工作。影片在内地送审的过程很艰难，但我知道那是这个市场的规则，应该遵守。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完全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启动宣传，因为我们被告知，在影片没有过审之前，不能在内地进行任何宣传，所以电影首先在行销上就打了败仗。”
而另外一方面，又不能等待一轮密集宣传之后，推迟电影的上映。“不能再拖了，台湾那边的DVD发行已经压不住了，出版商已经找过我好多次。为了电影在内地上映，我更改了好几次DVD的发行时间，从春节改到2月，又从2月拖到4月，网络商店已经了DVD的销售日期，顾客已经支付了订金。我们5月初才拿到内地放映许可证，所以留给我们的宣传时间只有10天。”
这一次大陆之行，魏德圣的另外一个重要体会是，两岸的电影市场都不能向对方进一步开放，根本原因是彼此交流和沟通得过少。“了解太不够了，我都不了解你过去，你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一直很骄傲台湾什么都有，可是这次我们在大陆走一圈以后，我才慢慢变自卑了一点儿。就觉得说，台湾的每一个片段故事，在这边都随手可得，文化冲突、族群冲突，这里什么都有。我今天带这个故事来，我走一圈以后，我也可以有故事带回去，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吗，但我们现在就缺少这个，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只是不了解而已。”
魏德圣所期望的理想状态，电影市场应该就像一个大花园，百花齐放。“大家把这个东西做好，整个产业才会好，花园里面才会开出各种不同品种的花，你们才能够彼此欣赏，大家才都有彼此的生长空间。就是我们也不要去说小片就是没有市场价值，大片就是一定要取得多大的市场回馈，大家互相支援一下。”
打破现有的格局观，有突破才有发展。就像台湾电影，从一度年产量不足10部，到今年过亿票房的影片就达到4部，这是台湾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台湾电影人用二十几年的时间熬出来了一片新天地。所以，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语电影论坛上，著名老导演郑洞天动情地说：“今年华语电影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台湾电影。”“这几年，台湾电影是有复苏，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危机，就是未来怎么做。我把台湾电影比成一座城堡，之前的好多年，它的大门一直是封锁了，攻了20多年攻不下来，可是被我踢破一道门，紧接着一道两道三道……现在攻下来了，但是谁来经营这座城？怎么经营？怎么去跟别人合作？什么东西让这个城堡永远闯开？好莱坞电影怎么面对？怎么发展港澳台和大陆的市场？维持这个城堡的运作，并且可以长治久安，这需要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来做领导，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就麻烦了。我们只是武将，台湾电影缺一个‘王’。
我很想把它拍成我的最后一部电影
20世纪30年代法国电影大师让·雷诺阿曾经说过：一个导演一辈子只拍一部影片，他的其他作品只不过是这部电影的注解和说明，至于主题则只是这部电影的延伸和扩展而已。这样“一部电影”，是不管换了什么背景、什么故事、什么角色，都在展露作者最敏感、最困惑乃至最隐痛的情感症结。
而对于魏德圣来说，他的创作线索很清楚：台湾情节、本土命运，并不是商业电影的路数，尽管他已经算是台湾最赚钱的电影导演。“我一直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有很浓厚的生命力。台湾这个地方就是缺乏一个集体的共识而已，只要这个集体的共识起来以后，那个生命力的强大是无法想象的，台湾这个地方应该互相包容。”
魏德圣也在寻找自己的历史。人过四十，开始询问自己祖辈的来历。他的父系祖先由大陆迁徙过去，母系则是台湾平地的原住民，称为“平埔族”。祖母告诉他，60年前，祖父拥有一家瓦片厂，站在高处往下看，所见红色屋顶全是他家出品。“让更多的观众去认识那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台湾，又陌生又熟悉的时代。每一个族群为了求生存，而产生所有的冲突和浪漫的故事应该很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讲台湾的故事讲得最好，你也最能够理解台湾。”
“一次过关，是我们的幸运；两次过关，是我们天大的幸运”，在《跟自己的名字赛跑》中魏德圣曾将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两次拍电影的经历形容成过了两关。“因为我每次要做东西都很重，每次很重地下去，就会觉得自己很虚，一次比一次重，第一次《海角七号》，那么重，第二次《赛德克·巴莱》更重，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离开古代用气功打，打完就虚脱了，可能要一阵子疗养那样子。但是我想做的事情就那么几件，要很认真把它做完。因为有故事想讲，不讲不痛快，没有完成就会觉得这辈子好像有点舍不得结束。不多啦，顶多再一个。但是至少在拍摄资金上面过了以后才可以开始，必须这样，不然对我来说又是一场严重的自虐。”
魏德圣的“再一个”，就是未来将着手的“台湾三部曲”系列电影。“我写完《赛德克·巴莱》后，就有了下一部作品的想法，格局会比前者更大，但难度应该没那么大了。其实整个项目是三部电影，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诠释400年前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一个从荷兰殖民者的角度，一个从海盗的角度，还有一个是从台湾原住民的角度。每部电影的开场都是荷兰人来了，每个结尾都是郑成功来了。这样来看角度比较多，而且是用三部独立的电影来讲，所以条理会比较清晰，不像《赛德克·巴莱》那么复杂。”
目前，《台湾三部曲》的剧本还在修改当中，与观众面世的时间，魏德圣推测，可能需要四年的时间。“这次我会动作慢一点儿，我真的想把它当成我最后一个作品来做，可是我又不敢把这个话说死，因为人家一定以为你用这种东西来制造票房。可是我真的累了，也不想再讲什么故事，也没有非要我自己来讲的故事了。我真的不觉得，人一定要拍到老，对电影奉献到死，能够好好地把几个你真的想做的作品做出来，你就已经是奉献一生。我的能力到这里了，该断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