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之后的魏德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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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在拍摄《赛德克・巴莱》之前，有长达15年不得志的生涯历程，之后以《海角七号》开启成功的希望。
《海角七号》之后，魏德圣在台湾已经成为一则文化符号：他不只是“台湾之光”，甚至是台湾的代名词。在台湾，看魏德圣的电影不只是“政治正确”，根本已成了一个社会运动。
成为最新的“国民英雄”
其实魏德圣至今只执导过两部电影：《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
2008年的《海角七号》，票房是5.3亿台币，创下台湾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台湾本土电影纪录。台湾人口数是2300万人，以一张电影票台币250元来计算，《海角七号》缔造的票房纪录，意味着全台湾有十分之一人次去看了这部电影。虽然《海角七号》首周票房只有46万元台币，但靠口碑营销窜起，甚至与社会的集体自我认同结合，让很多台湾人认为看《海角七号》不但是很时髦的事，甚至是支持“台湾之光”的举动――在《海角七号》之前，即使是1980年代的台湾新浪潮时期，除了包括侯孝贤、杨德昌之类的国际级大导演，电影仍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娱乐”，是非常“雅痞的文化消费”。
而于9月份上映的《赛德克・巴莱》则更进一步成为“爱台湾”的重要象征，连看过首映的都说：“爱台湾的人一定要来看《赛德克・巴莱》。”
其实《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1930年代台湾原住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这部电影要与爱不爱台湾连结在一起，说实在话，是有点勉强的。电影谈的是原住民族的“雾社事件”，这个事件造成日本人与赛德克族重大死伤：台湾山区辽阔，高山巨树影响日军进攻节奏，最后日本以直升机在山区投掷毒气才致胜，如此毫无人道的做法，引起国际哗然与谴责，也改变了后来日本人理番的治理政策，改为怀柔政策。雾社事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时的赛德克族与其说是为爱台湾抗日，不如说他们是为了生存的资源与尊严而抵抗外来者残酷的剥削和统治，与民族主义没有关系；而导演魏德圣排除万难，拍摄出这部台湾有史以来规格最大的电影，为台湾电影扬眉吐气的动力可能有，但更大的动力或许来自于他想要实践蕴藏心中15年的个人梦想。
《赛德克・巴莱》创下台湾电影各项纪录：除了台币7亿元（2千万美金）的制作规模是台湾影史最高之外，列为今年威尼斯影展正式竞赛片的《赛德克・巴莱》，宣传手法与管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出现了许多过去台湾电影从来没有过的创新营销手法，包括首创开镜、杀青都推出“纪念套票”，正式上演前的预售票金额超过5千万元；而且《赛德克・巴莱》将在台湾67家电影院、358支拷贝数同步上映，换言之，台湾有将近9成的戏院同时上映，规格更胜好莱坞3D巨片《阿凡达》；甚至高雄还有“中秋联映会”，结合魏德圣的电影与吴宝春（世界面包冠军）的中秋小月饼，由这两位“台湾之光”，邀请观众一同欢度中秋佳节，形成一票难求的热销局面。
《赛德克・巴莱》已形成台湾文创产业的最大展演平台，汇聚了台湾的文创能量，鼓吹着各式各样的文创产业进行一次又一次高规格的创意竞赛；种类丰富、繁多的电影衍生性商品已随着电影的上映陆续推出，规模之大与品项之多，均为空前；就连导演魏德圣个人都成了多项产品的代言人。台湾从来没有一位导演能够像魏德圣，受到从庶民到达官显要的推崇，成为最新的国民英雄；台湾人争相观赏《赛德克・巴莱》，形成了一股罕见的狂热。
把气球吹大
《赛德克・巴莱》和魏德圣得到多方关爱，在台湾是个特例，也是台湾电影憋了十多年的集体出口。台湾人太想要扬眉吐气了。因为片长4.5个小时的缘故，《赛德克・巴莱》将分成上集《太阳旗》（指日本），下集《彩虹桥》（指赛德克族的信仰，赛德克族人相信人若光荣地死去，将可以走向死祖灵所在的彩虹桥，为祖灵所认可），上下集上演的时间相差近三个礼拜。很多机关团体、学校为了能够一气呵成地看上下两集，纷纷举行包场特映，这也是台湾过往未见的盛况。《赛德克・巴莱》片中近六成画面是杀戮镜头，尽管台湾的影片分级制度的审片专家特别通融将之列为“辅导级”（即12岁以上即可观赏），但这部特多出草（砍头）镜头的电影是否适合合家观赏，恐怕仍有值得讨论的空间；但严格讲起来，台湾观众但求恭逢盛会，并不见得那么在意出不出草的问题。
然而，尽管2008年上演的《海角七号》创下台湾有史以来本土电影最高卖座纪录，但魏德圣拍摄《赛德克・巴莱》的过程仍然充满难以言喻的艰辛，他说，在“以为事情会比较容易进行”之下，2009年决定正式开拍等待了12年之久的《赛德克・巴莱》，但是在圆梦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一切比想象中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经历《海角七号》之后，筹募拍片资金应该不难，所以一开始气势还蛮高的，但很快我就发现，原来有意投资的人心里想的是《海角八号》，对《赛德克・巴莱》没有兴趣。”
投资者感到迟疑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雾社事件”这种题材不容易吸引太多观众的兴趣，再加上魏德圣的拍片规格创台湾之最，他们担心票房很难回收。“我告诉他们，之前已经有《海角七号》卖出那么高的票房啦，不要担心《赛德克・巴莱》没人看啊。”魏德圣尝试说服有资金的人。结果，他们回答他：“《海角七号》是意外啦，不要把意外当作常态。”于是，魏德圣这才了解，《海角七号》被当作是“奇迹”，而奇迹只会偶然出现一次，“所以，我更要拍《赛德克・巴莱》了，我希望带给更多人信心和勇气，知道台湾可以用更大的规模拍电影。”
他以吹气球为例说，也许过去一直有人警告：“这个气球只能吹出这么大，超过了就会破掉。”魏德圣比了个气球吹出直径10公分的手势，“结果还不到7公分，大部分的人就停下来了，怕吹破啊，但我一直吹一直吹啊，一不小心，我们吹出了30公分的气球。”就这样，《赛德克・巴莱》完成了。不过《赛德克・巴莱》“这个气球破了没有，我现在也不敢讲，起码将来要不赔本才算没破吧。”以7亿台币的投资额来说，起码要能让300万人次进到戏院看电影（不含盗版），《赛德克・巴莱》的投资才有机会开始回收。
考虑到台湾的人口数量与电影市场规模，《赛德克・巴莱》要做到这个成绩，实在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无论《赛德克・巴莱》最后会开出什么样的票房，魏德圣认为，至少这部片子“把台湾电影圈的韧性和胆量给锻炼出来了”，“下次如果还有人要吹气球，也敢吹超过7公分、10公分不停了。”
“梦想终会实现”
然而，回首拍片过程，资金的迟迟不到位，的确让剧组吃尽了苦头，尤其是身负拍片与募资双重任务的魏德圣更常常必须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白天在遥远的山区辛苦拍片，晚上飞车赶到台北跟“可能会”投资的人吃饭、喝酒、开会，如此过程一而再、再而三，魏德圣身心俱疲，资金却总没着落，又气又急的他坦言“中间崩溃了几次。”而在台北的文化圈、投资圈则流传着“小魏失控了，带着300个人在山里头跑来跑去，不知道在干嘛”的说法，或许这也让一些潜在的投资者为之却步。
在拍摄《赛德克・巴莱》的过程中，魏德圣会发怒会抱怨，甚至于“好像常常是在一个“快要中风”的状态里，尤其是每个月底要发薪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钱在哪里，我就很想死”。因为资金调度的不顺利，魏德圣的电影公司经常无法如期付钱给工作人员，于是，台湾搭景组罢工，韩国动作组走人，日本美术组扣着已经做好的设计图不肯交出来……但是个头瘦小的魏德圣，似乎蕴藏了充沛、巨大的能量，总是一一熬了过来，当然，这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力量来自“工作人员真的很挺我”。
那种无怨无悔的“挺”，甚至包括“把提款卡交给我”，让《赛德克・巴莱》的拍摄过程虽然一直处在没有钱的可悲状态里，但也因此培养出工作团队的革命情感。在资金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几个自己也没有领到薪水的工作人员竟然提领存款给剧组应急，还有人自掏腰包请客，给辛苦拍片的人打打牙祭。面对团队几乎是不求回报的付出，魏德圣惭愧地说：“我真是个没用的老板啊。”他说，拍这部片子让全家人，包括妈妈、弟弟等，都成了他的债主，“不过，家人都蛮支持的，以我为荣，这是我拍片最大的动力，我总算成了一个有出息的人了吧。”
魏德圣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有长达15年不得志的生涯历程，之后以《海角七号》打开成功的希望。这部电影所传达的“梦想终会实现”的正面讯息也点燃了很多人心中希望的火苗，让很多在混乱的政经局势中失去勇气、失去信心的人，至少有了“敢作梦”的勇气。
《赛德克・巴莱》一拍10个月，终于放映。入围威尼斯影展的《赛德克・巴莱》已卖出了英国版和法国版，2个小时的国际版比起台湾版，没有那么多细节，但魏德圣观察到外国观众也同样能够受到感动，他想，这是因为“《赛德克・巴莱》讲的是一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如何对抗外来殖民者，争取有尊严的生存空间的故事”。魏德圣说，这样的经历很多地方都有，因此他相信，《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要说的，“人们会懂，会懂，真的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