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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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1958年生于上海。作家。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曾为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1988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及写作MFA学位。现旅居柏林。

虽然钱锺书先生一早就说过，“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感觉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但当一个读者真正被某个作家的文字打动时，难免会在心里默默勾描一下文字背后的那个人――然后，幻灭是常有的，“文字与面容一般华美”那是《小时代》里的周崇光，大部分情况下好文字背后的大作家十有八九长着平淡的路人脸。而严歌苓却恰恰是那十之一二――长相温婉，气质优雅，文笔灵动，还嫁了个外交官，每三年换一个国家生活，生生把平淡日子过成了美妙旅程。犹记我最早读她的作品是《少女小渔》，当年刘若英凭这个角色坐上亚太影展后位的时候还是一枚真正的少女，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少女小渔”早成了“怀旧经典”，岁月却似乎格外偏爱严歌苓，她依然又美又仙，几乎每写一本书都畅销，几乎每隔一阵子就有影视大片改编自她的小说。当56岁却依然纤细轻盈的她简简单单穿一身蕾丝拼接的小黑裙配一粒钻的锁骨链来上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依然有读者为了她特意乘火车不远万里赶来一见。这一切太过完美，以至于评论家谢有顺教授都忍不住要为她感叹：严歌苓是幸运的，拥有其他人所梦寐以求的一切，比如家世，比如才情，比如魅力，比如经历。

“对我来说有些故事不写会死”

严歌苓这一次到上海，是为了宣传她的最新长篇《老师好美》。因为前一阵子张艺谋的《归来》热映，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跟着成为话题、掀起新一轮热销，以至于很多人会觉得她的作品一本方热一本又来――事实上不止如此，从2011年底出版了《陆犯焉识》到现在的不到三年时间里，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频率不间断地出版了《补玉山居》《妈阁是座城》和《老师好美》三部作品，内容从山村旅店的72家房客到惊心动魄的赌场风云到青春残酷的校园畸恋，你几乎难以想象这么一个看起来纤瘦温婉的女子，她的内心里会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故事。

的确，很少有作家像严歌苓这样拥有丰富而多变的创作和仿佛取之不尽的灵感，对于自己的高产和灵感来源，严歌苓坦言，自己笔下的很多故事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有些是发生在朋友身上的故事，有些甚至是网络上的故事。“但我对于好故事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像《陆犯焉识》这样的故事，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这辈子不写会死。”严歌苓表示，我们的生活丰富到已足够说上无数的故事，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却是会倾听的耳朵。比如《老师好美》这部发生在校园里的盲目危险而又温情美丽的禁忌之恋的故事原型，严歌苓最初就是在姜文的推荐下去网上论坛里看来的；又比如，《妈阁是座城》里写到的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之间的故事雏形，她最早也是听朋友说的。在严歌苓看来，写小说不是记日记，作家自然不用亲身经历每一个故事――“事实上当今的中国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故事在发生”，找故事并不难，重要的是，反复思考故事，并反复去调查它。“因为听说一个故事，你知道的只是一个故事的脉络，你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把细节找到，这也是一个职业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所应该做的。”

至于“为什么我听来的一些故事成了我小说的雏形，而有的却没有？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来写？”严歌苓强调，这取决于自己能不能在其中找到“超越故事本身的意义”。比如这一本《老师好美》，据严歌苓说，最初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姜文向她提起“网上有个故事特别好，是个好素材”，因此她就去论坛里读到了这个小说的雏形――一个女教师与自己的两个男学生之间的禁忌之恋，以及两个男生之间的一场凶杀。这样的情节虽然使她惊叹并触动，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一部小说，然而在之后她为寻找灵感而走访国内高校的过程中，看到了国内高三学生每天要面临的压力，感受到了那种被压抑甚至扭曲的青春情感……“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严歌苓说得很动情，“我想写的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高中生的情感世界，虽然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希望在我的作品里能剖析人性，能触及人性的幽微之处。”

为了创作《老师好美》，严歌苓曾先后在全国多所高中体验生活。最初，在姜文的介绍下，她曾去北京的一所著名中学“卧底”，“谁知道教务主任一眼就认出了我，‘卧底’没戏了。后来我去了两三天，听他讲现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学生会把秘密告诉心理咨询师，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她想了解大陆老师的状态、高中生如何生活的目的却并没达到，“总感觉去了之后学生介绍自己、对答都十分流利，像是演一场戏。”好在，在一位好友的介绍下，严歌苓与另一所中学的几个学生建立了邮件联系，在与这些孩子们的邮件往来中，严歌苓发现自己幸运地找到了一条捷径，“如今电子产品普及，现在的学生都有一套非常鲜活的网络语言，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竟不能完全懂。比如表情符号啊，比如缩略词啊，还有一套‘数字密码’比如‘885’代表‘抱抱我’、‘520’代表‘我爱你’等等，我全部活学活用在了自己的新书里――《老师好美》的目录就是用这一串串数字组成的。”在这个过程里，严歌苓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逐渐的，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然而，即便有了故事框架和鲜活细节，在严歌苓看来，考量小说最后是否站得住脚，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说得有多生动，而在于是否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她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之所以读来可信，是因为虽然这些人物不是作者，甚至可能跟作者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行为和内心的挣扎却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就算是写一个坏人，他身上的一些问题或者说邪念，可能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不过是碍于现实，或是法律或是公德或是自己的底线，而没有迈出那一步而已。”打通了这一点，把自己与人物最大程度地“共情”起来，不伪饰、不掩藏，向读者敞开心扉，就能最大程度地让自己的创作抵达读者的内心。当然，严歌苓也坦言，自己虽然有心得，却也并非如外界所传“任何领域的任何题材都能重新演绎，是不是私底下藏着一个工作室？”对于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严歌苓大方地自揭底牌：“事实上并不存在‘万能工作室’这样的神话，比如虽然我常年在国外生活，但我依然很难深入外国人的心灵去观察世界和诠释世界。所以我在国外写的小说，还有我写异国他乡生活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我只能写我自己能够体验到的生活，也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我给《归来》打99分”

因为电影《归来》在内地和香港的热映，严歌苓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成为了今年7月香港书展的热门文学读物，她在书展上“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讲座也受到极大追捧。事实上，从最早期的《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严歌苓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并且总是被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姜文这样的大牌导演情有独钟，这样的待遇简直让人惊叹，以至于一度有一种声音，觉得严歌苓是在“有意为之”，在写作的时候就刻意地强化画面感、动作和对话，就是为了便于转化成影视作品的。对于这样的说法，严歌苓澄清道：“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并不都适合拍电影，比方说《扶桑》那么抽象写意，《陆犯焉识》在我看来也是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但每个导演看我的作品，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觉得非常有画面感，有质感――这并不是我能控制的。”严歌苓还啼笑皆非地透露，自打李安导演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以后，其他导演都赶着来买，好像觉得不买就没有了似的，“我经常收到影视公司的信，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没有卖出去的版权，不管是什么。”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早在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热映期间，作为原著作者的严歌苓就已经被这个质疑烦扰，以至于她当时就“赌气”说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得“抗拍性”很强――而这部当时已在准备的作品就是《陆犯焉识》。“我写《陆犯焉识》的时候就打算写一部完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20年。去祖父留学时呆过的花花世界华盛顿，去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文学界的派系之争，去大西北荒漠采访劳改干部、监狱医生，我跟很多人聊过那个时期的事情。”在严歌苓看来，她的祖父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他的论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现在美国的网上还有卖这本论文。”但是天才往往寂寞，严歌苓的祖父在人际交往上就非常困扰，“祖母说他最不爱拉帮结派，到最后就变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个人。”于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到了最后被所有人排斥，连续签他的教授合同都很困难，终于在生活现状的压迫下，他决定请人家来吃饭，把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放下来，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来。“我听我的奶奶说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战发生的那一年，就是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就自杀了，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国难和家难同时发生。”

家族里就有这样一个沉痛的故事，严歌苓自然很受触动，所以《陆犯焉识》的前半部分全是按照她爷爷的经历来写的，而后半部陆焉识在监狱里的经历，则是借鉴了自己家里另一个老亲戚――一个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经历来写的。“我写他误入糖厂，滚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过饥饿，靠呕吐的羊杂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视眈眈的野狼一家，在释放大会上遭遇天降鸟粪的奇幻经历……这些全部都有真实的出处，如果不去做彻头彻尾的采访，我是很难仅仅靠想象去得到这样的细节的。”

所以，当严歌苓把这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时，她觉得这将是一部关于一个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以及家族史的作品。“陆焉识的故事和经历折射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折射了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遇――他们所苦苦追求的独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因为这样广博的立意，严歌苓的写作很不轻松，甚至艰难：“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写得极其痛苦，好多个夜晚，我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我拿着酒杯跟老公哭诉，《陆犯焉识》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写下去的信心。”然而，当她最终把这一部在自己看来“谁也拍不了的作品”拿给张艺谋的文学顾问周晓枫看的时候，“她看完立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太牛了”，然后，老谋子又很快买下了它的影视版权。

严歌苓自己也没想到，张艺谋居然能用小说最后30页的框架，通过这个小窗口，让观众去想象陆焉识经历了什么才和妻子重逢，在唤醒过程中让人们猜测忘掉的都是什么，用“不记得”讲到“记得”。“这个角度真的很刁，”严歌苓对此大为赞叹：“张艺谋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老夫妻经历了大半辈子的蹉跎终于走到了一起，经历大量苦难之后面对生命的残局，冯婉瑜之前的美好善良，对爱情的忠贞，只剩下一个等待爱人归来的符号，他这样的阐释角度非常棒。”而片中巩俐的表演更是打动严歌苓：“巩俐通过表演强化重复所有的细节，她在表现失忆后似曾相识的面部表情，能让人感受到她曾经是那么爱过，那么动人，所以我也跟着掉眼泪了――这个冯婉瑜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中的冯婉瑜，但是同样有说服力。”正因如此，当《归来》北京首映场上记者请严歌苓打分时，她毫无保留地表示：“我给《归来》打99分。”

“在英文写作中，我只有17岁”

在视频节目“一席”的录制现场，严歌苓说自己跟王安忆曾有过一次讨论，那时王安忆说作家是30%的天赋，70%的努力。严歌苓却认为恰恰相反：作家要靠70%的天赋，30%的努力。但是现在她的想法有所改变，认为应该是50%的天赋，因为在她自己身上，还有20%的职业训练――1998年严歌苓赴美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写作，拿到了写作MFA学位，她相信这一段经历让她学会使用天赋。“我一直记得老师的话，他说，我不能给你天才，但如果你有天才的话，经过这个训练你使用起它来会方便很多。”

教授的一番话听起来乐观又实用，但对于一个非母语写作的外国人来说，个中的艰难与坚持只有自己知道。“我是从三十岁开始学英语、考托福的，那时，我一边打着各种工，做保姆做招待员等，一边学英语。在烫衣服的时候，甚至端盘子的时候，还拿着卡片背单词。”就这样，一年零7个月之后，严歌苓从初到美国的“只识ABC”直达“高分过托福”，于是她勇敢地走进了约翰・舒尔茨教授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要申请英文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习。“当时我想，别的我不知道，但文学创作还是知道点的，至少知道什么是创作。”几个月后，她得到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入学通知书，于是，“我觉得学英文的所有苦都得到了回报。”

然而，这仅仅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生活和学习让严歌苓体会到的更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在美国最初的几年，严歌苓常常饭只吃半饱，她的理论是，“这样脑子比较清醒，吃太饱人容易困”。但有时“半饱”也难达到，“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了两包板蓝根。” 严歌苓曾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写作生活的清苦与寂寥：一个文学作家班，根本没几个当作家的料，就算有几个有当作家的料，也没有当作家的屁股，不能坐稳了、捱过一本漫长小说的寂寞。并且，作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历史上唯一的外国学生，在那里，她必须跟所有的美国本土学生一起，用英语写作。“我感到在美国当作家丝毫没有优越感，因为对我来说不用母语写作很难，特别是写情爱，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连一个词汇都没有。老师让我读别的学生的作品，我就特别结巴。” 而且为了省学费，严歌苓还同时修了5门课，“这让我学得非常辛苦，不过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挣钱的办法，我把训练中的一些故事用中文写出来，然后投去台湾的报纸，因为台湾报纸的文学奖奖金比较高。”

正是从这时开始，严歌苓在此后的十年里几乎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特别是1990年代初小说《少女小渔》在台湾获奖，导演李安找上门来向严歌苓购买电影改编权，从此之后身在他乡的严歌苓才终于不用为生计苦恼。“李安是我的第一个福音，之后我才可以用一只铅笔在外国生存，写小说、当编剧、获奖、出售版权。” 如今严歌苓的名字总能和大导演们联系到一起，有时新书还未上市，电影公司就把改编权买去捂在手里。于是有人发现，严歌苓的语言风格也有了轻微转变――多年前严歌苓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她那些又冷又灼人的中短篇就是失眠时代的产物，而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或是剧本创作中已经很少能让人再嗅到刺骨的独孤味了，如今的她弄起文字来又熟又透。

也许正是进入了中文写作的“自在状态”，严歌苓才感觉自己需要一种写作时的“紧张感、不适感”，于是，她再一次选择“逼自己一回”――用英文写作长篇小说《赴宴者》。在她看来，“做略感吃力的事，才能焕发出精神和身体里的一种凝聚力，才能使生命力达到更高的强度，或说浓烈度。”这一逼，严歌苓发现自己还是有潜能的，“一开始，我总是词不达意，现在我也只是达意不传神的作家。英文达意都不像中文那么容易，何况传神。只有别人告诉我，这个句子写得太绝了，我才明白自己的那个句子写得好。不过刺激正在此，快乐也在此。因为快乐总伴随着一些恐惧和达不到，就像我的英文写作，即便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调动起来，但总有达不到的地方。英文写作，让我毛发都竖起来。” 比如在写这部人生中的首篇英文小说――《赴宴者》的英文原版《TheBanquetBug》的时候，严歌苓正与外交官丈夫旅居非洲，“那是一个非常洪荒的环境，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坐在电脑边看自己前一天写了什么，这是一个40多岁的自我和一个17岁的自我在进行碰撞，非常刺激，这样的刺激让我体会到极端的快乐。”

严歌苓表示，与英文写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写作可以说非常省力，几乎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长篇，用铅笔写在稿纸上，一遍便可完成，只需要回头修改一些字词。而在英文写作时，有时为了一个句子就得反复修改很多遍。然而为什么要坚持英文写作、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此，她说，作为一个人过中年的成熟作家，在中文写作时，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显性的自我，“会不自觉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意识”；但在英文写作时却是想像中文写作那样“老谋深算”都不行，因为，“在英文中，我的自我只有17岁，我是年轻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鲁莽，语言可以非常大胆，我是在用一个没有自我审视的英语写一个中国故事，这非常具有戏剧性，就像一个分裂的人格。”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严歌苓发现中英文写作是可以互补的，“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下意识地直译了英文的一些表达方法。”

如今，对于严歌苓来说，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种养身法；而每天早上起来写一点东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课。不过，无论是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她认为，简练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家写东西不舍得删除，不能够做到惜墨如金，其实如果把当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们的作品会更加传神精妙。”同时，她也强调，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家应该永远处于边缘的地位。

记者：你之前反复提到作品的“抗拍性”，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严歌苓：虽然我的作品一直和影视颇有渊源，但在我看来“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更想要写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就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

记者：虽然你给张艺谋改编的《归来》打了99分，但你的读者中有很多人却认为这一部只截取了“区区30页内容”的改编十分不够力度。

严歌苓：虽然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希望表达一种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爱情，但对文本的解读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电影中平静地对待苦难的处理态度就是原来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的，并且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也哭了，我觉得这种故事它已经打破了年龄和时代的界限，甚至打破了种族的界限。很多电影有自己的地域性，离开了自己母语，观众就可能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个电影找到了一种可以流通的语言，可以流通的情感表达方式，从小说到电影这是一种很大的成功。

所以，虽然可能有些观众认为电影就用了小说后30页的内容，不足以反映小说复杂的内涵，但我对此是充分理解的，毕竟电影的容量有限，张导已然找到了一种方法从一滴水中见太阳。至于这样的方法会不会不够力量，我认为，如果用正面来表现，大概《陆犯焉识》可以用来拍出四部这样容量的电影，但是那样拍又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也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导演，张艺谋不可能不考虑制片方的要求，观众观影的耐心、时间、心理上的承受力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以很多时候导演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人的名气越大，他的自由就越少。

记者：可是你的名气也很大，你就很自由。

严歌苓：其实现在我也有点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不像前几年在非洲在台北，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密切地跟影视结合，那时候我基本上是想写什么写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写《小姨多鹤》的时候能够三次去日本，就为了捕捉描写日本女人的感觉，《老师好美》这个故事从听说到交稿也差不多用了6年――从容地选择题材和从容地准备题材，一直到从容地写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创作状态。但是由于近来影视不断在跟我的文学写作发生密切关系，我现在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正在准备捍卫我的自由，就是文学写作的自由。

记者：大家都觉得你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就是能把所有听来的故事都用自己的声音讲得格外动听，有什么秘诀么？

严歌苓：秘诀就是细节。卡夫卡的作品够魔幻吧，但他的细节足够真实，有了真实的细节，写作才会有质感、有触感。我在美国写作班训练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们不断描述看到的东西。所以，当初为了创作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我就专门去澳门的赌场体验生活，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虽然赢得不多，还不到一千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就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我还跟赌徒、叠码仔、掮客聊，聊得基本充分了才下笔。在小说出版之前，我把小说给赌桌两边的人都看了，他们的评价是“写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记者：如今你已经出版了20多部作品，不仅高产而且涉猎广泛，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你这么多年坚持奋笔疾书？

严歌苓：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当兵时看的《拜伦传》。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在军营里基本读不到书，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战友发现部队桃树林后面的仓库里有很多已经发霉变软的外国小说和人物传记。于是我们就偷偷把书绑在腿上，再用宽大的军裤遮住，一路小跑运回宿舍里，看得时候再把封面撕掉，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了。就在这批书里，我读到了《拜伦传》，书中“胖瘸子”拜伦那坚强的意志让我十分钦佩，读完这本我就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是严歌苓做不到的。

所以，我能够30年里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那本偶尔偷来的霉臭的《拜伦传》，给我的则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