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流归本说《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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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经学兴盛，才开始称为《诗经》。《诗经》共收作品305篇，其所产生的时代，上起西周初期，下至春秋中叶，持续时间达500多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诗经》历久不衰的秘密在哪里?不同的读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人喜爱它反映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人钟情它优美凝练的辞句，有人痴迷它顿挫谐畅的音律，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是它对诗歌技巧的娴熟驾驭和由此产生的动人意境。直接地描述事件、景物和人物是《诗经》展示生活的基本手法，利用事物作比喻是《诗经》讲道理说感受的基本手法，借用与所述事件或所抒情感密切关联的景物、事物为诗歌开头是《诗经》为全诗创造一个情景交融的氛围的基本手法。这三种手法，简言之，就是描述、比喻、发端起情，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赋”、“比”、“兴”。在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上，它们作为最基本的手法，不断被运用于文学的创作中。

赋作为铺陈、描述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诗经》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可用于写景、状物、写人。赋更多的用于描述生活片段，还有一些诗则描述了大体完整的事情。如《卫风・氓》、《豳风・七月》、《大雅》的《生民》《公刘》等，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叙事了。其中，《豳风・七月》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觜发，二之日栗烈”拉开了西周时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序幕，这种首先交代时间的手法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熟悉!学生时代，老师教大家讲述清楚一件事情，首先就必须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而这种手法，早在几千年前的《诗经》中，已经运用自如了。

比，即比喻，这也是《诗经》经常采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经》的比喻手法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这些比喻都是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后进行的艺术加工，往往如点睛之笔，使《诗经》中的诗篇呈现出摇曳生姿的魅力。如《卫风・氓》是反映弃妇哀怨与悔恨的诗篇，其中“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四句使用了暗喻的手法，虽然没有明显的比喻标志，但显然是通过鸠鸟贪吃桑葚而导致醉倒昏迷的现象，来比喻弃妇年轻时为情所迷、无法自拔而看不清“氓”面目的悔恨，其比喻既形象又富有生活气息，把我们带入了这位女子的感情世界，我们呼吸之间似乎就能触摸到她心上的伤痕和苦痛。

“兴”既要发端，先言之物一定位于诗篇的篇首或某章的章首。“兴”既要起情，先言之物一定要与下文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隐喻下文，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渲染气氛烘托下文，或者兼而有之。“兴”的艺术滋味与艺术魅力主要在于它通过触，景生情、睹物有感，或因情设景、因事借物往往为诗歌创造出形象生动、画面鲜明、情景交融、自然委婉、蕴藉深厚的意境。如《周南・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是反映男子对其心爱之人的炽烈追求，但如开篇即大胆地唤出求偶之句，不免失其庄重而流于轻浮，因此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铺垫求偶的氛围，无疑既切题，又具有涵咏不尽的韵味。“兴”本来就是民间的技法，被《诗经》民歌运用得最多最好，这正是《诗经》民间诗的意境总比《诗经》文人诗优美的一个主要原因。“兴”的手法为《诗经》增添了无穷的韵味，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乐府名篇《焦仲卿妻》开篇就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接下来的叙事营造了哀伤凄楚的氛围，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世界。这无疑是对《诗经》中“兴”的继承。

《诗经》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虽然主要是赋、比、兴这三种，但在每一篇中这些手法的运用都不是单一的，它们交相互用，简单而有效、丰富而不冗赘，使《诗经》呈现出恒久的魅力。《秦风・蒹葭》、《秦风・黄鸟》、《郑风・子矜》、《小雅・采薇》等都体现出这一特色。试以《周南・桃夭》为例：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天天，有黄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天天，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一首祝贺新娘出嫁的诗歌。赋、比、兴这三种手法在诗篇中得到了圆熟的运用，从而使诗篇呈现出情景交融的境界，带给读者美满愉悦的感受。诗篇伊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融合，桃花灿然绽放，是起兴后再以赋法来描写，既点出了新娘出嫁的时间是在桃花烂漫的春天，又渲染了新娘出嫁时阖家喜悦的心情。不仅如此，桃花的鲜艳娇嫩，又有比的性质，使人浮想联翩，眼前浮现出新娘桃花般青春貌美的容颜和羞涩而憧憬的神情。在这样一种谐美的氛围中，众人为新娘献上真诚的祝愿：“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希望她出嫁以后，能与夫君及其家人融洽相处，共同构建美满幸福的生活。

滔滔江水，天地其源。《诗经》正是因其本根扎入生活，是无数劳动人民或贵族的心声，才无论怎样驰骋，都鲜活而自如，给后人无尽的琼浆。

汉字的起源与六书

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很多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

许慎的《说文解宇》认为伏羲作八卦，启发人们根据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最终不能满足。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连字，并说仓颉初连字时“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演进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我们听惯了的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连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连的。”

在清未民初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人提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自创造的，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的发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