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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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曾亲笔撰写了一篇文章深切怀念吕玉兰。文章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吕玉兰曾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河北邢台东留善固是她的故乡，她曾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吕玉兰还先后在临西县委、河北省委、正定县委、省农业厅工作过。期间，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在哪里工作，她始终不改质朴本色、赤子情怀，一如她曾经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几句话：“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1956年初春，16岁的吕玉兰被推选为东留善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社长。看着村北那片白茫茫的沙荒地依旧肆虐，老百姓依旧靠国家救济过日子，她下定决心：植树造林，改变环境！

在数干亩沙荒地上植树造林，困难重重，第一道坎就是没钱买树苗，怎么办？

她找老党员商量，得到一个“采树种、育树苗”的办法。很快，她说服了七八个大姑娘小媳妇，和她一起登梯子、攀墙头，上树采榆钱。衣服挂破了，一脚蹬空摔下来，她全不在乎。

这时，有人在一旁“吹冷风”：“叫俺媳妇去爬墙上树，你不嫌丢人，俺还嫌丢人呢！”

吕玉兰就对同伴们说：“植树造林，是为大伙儿造福，这不是丢人，是光荣！”

一个春天下来，她们采了满满一大囤榆钱。随后，果真育出了树苗。

转眼到了冬天，吕玉兰组织40多个大姑娘小媳妇，成立了“妇女造林队”，开始冬季造林。每天，她们清早起来，带上两个窝窝头，背上树苗，顶着寒风，到几里地外的沙滩上造林，一气干到天黑才回家。饿了，就着咸菜啃几口窝窝头；渴了，喝口凉水。寒风裹着飞沙，把她们打得透心凉，可她们谁也不肯休息一天。

为抓住封冻前的大好时机，吕玉兰好几天顾不上梳头，顾不上洗脸。凛冽的北风无情地刮着，她的眼被打红了，手冻裂了。有人叫她“红眼老马猴”，有人叫她“土地奶奶”。她听了嘿嘿一笑：“不管是个啥，只要能把树栽起来就行。”一天、两天，时间一长，她脚上生了冻疮，流出了黄水，沾上了袜子，袜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动弹就疼得钻心。于是，她干脆睡觉就不脱鞋了。

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到1959年，吕玉兰和同伴们一共栽下11万棵树。这些树像一道绿色屏障，挡住了风沙，实现了东留善固村几代人的绿化梦。

一个姑娘家，何苦这样拼命？吕玉兰在笔记本上吐露了心思：“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和一起解决征粮问题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此间，她与渊源颇深。1982至1983年，曾经是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两人是级别相同的革命同事。从1983年到1985年，又当了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是吕玉兰的班长。

吕玉兰初到正定，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村民程宝怀回忆说：“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同志考虑到着眼长远，想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家有干口，主事一人。要做个好当家人，让大伙儿一直记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和吕玉兰共事15年的杨建文回忆说，别看吕玉兰干事业泼泼辣辣、风风火火，但心细着呢。她总是说，“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当年，村里有位叫孙文礼的孤寡老人，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从不打扫，总感觉生活没啥意思。为了让老人感到温暖，逢年过节，吕玉兰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他家打扫卫生。

有一年的春节前，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帮孙文礼家大扫除后，他说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饭。其他人都走了，唯独吕玉兰留了下来。她帮老人点火做饭，饭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为是红薯面的，可老人说是玉米面的。原来，因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盖，里面落满了灰尘，熬的粥成了黑红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孙文礼家的饭吕玉兰也吃得下。吕玉兰说：“群众的饭我一般不吃，可孙大爷家的饭我得留下来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为这是连心饭。”

“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不忘上身试试。吕玉兰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大声说：“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最需要的群众。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听她这一说，尽管有人不大乐意，大家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物都放了回去。

吕玉兰不但严格自律、严格要求班子成员，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

有一回，玉兰的父亲见树林里落叶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问明了情况，非让父亲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吕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不光不沾，还要倒贴。几十年间，吕玉兰当干部，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卖掉家里的猪崽贴给村小学买桌板……于是，人们送给吕玉兰一个外号――“赔本干部”。

1993年3月31日凌晨，吕玉兰因病逝世。在她去世前，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特意来到石家庄吕玉兰家中探望。

在吕玉兰的遗物中，有一张中捷农场服装加工厂开具的150元钱的收费单。原来，吕玉兰1988年出访法国时，在中捷农场做了两件衣服。她问：“多少钱啊？”农场领导说：“玉兰，你给我们农场办了那么多事情，出国做两件衣服，还能要你的钱啊！”吕玉兰拒绝道：“如果不要钱，俺就不在你这儿做了。咱们领导干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这儿做衣服要交钱，就是别的领导，包括你们农场领导在这儿做衣服，也要交钱。”

正定县委办公室原工作人员贾俊华回忆说，吕玉兰在正定工作时，出门回来晚了偶尔在县招待所就餐，或者上级来人她陪餐时，都让记上账。“她到河北农大学习后，也就是1982年10月份，我把工资交给她，她又立即退给我30元钱及一些粮票，让我抽空到县招待所把吃饭欠的账给还了。我说县领导整天忙忙碌碌，为县里办事，吃几顿饭，还算什么账？她马上严肃地说，这是规定，不能马虎。”看吕玉兰如此认真，贾俊华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地拿着钱和粮票去了。

吕玉兰为什么对自己这样严苛呢？首先发表于1966年6月14日的《河北日报》，而后被多家媒体转载的吕玉兰的文章《十个为什么》给出了答案。文中写道――有人说：“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真为人民服务还找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这朴实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荡涤灵魂，让人感觉那样珍贵。

（据《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