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与闲风散文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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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语言与平等的“好友”关系

前面所引一段厨川白村对essay看法的文字，显示的不仅是主体状态的自由，而且还蕴含了说者和听者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他们“和好友任心闲话”，谈话环境是或“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或“披浴衣”“随随便便”，说者和读者是“好友”，是一种平等交流的话语关系。闲话风散文的说者不会封闭自我，而是尽量与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式的交流语境，为此，他们需要使用一种亲切易懂的语言，一种现代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不妨作一比较，中国古代为正统所重的诗、文体裁多用高雅的文言，小说等“小道”体裁才有部分用白话写成，也就是说，古典散文基本是文言一统天下，正如研究者所说：“言文脱离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地存在着，尤其是在散文写作中。散文的写作与接受为少数文人所占有，这种占有，实际上体现为语言表达上的文言专门化。这与小说的情形很不相同。小说为了迎合市民文化兴起的需要，话本小说等以白话作为表达工具。散文语言的被控制，被垄断，与这种文体所具有的某种体制化的属性——‘文以载道’功能设置有关。”［7］载道之文不可能与大多数普通读者实现厨川白村所说的“好友”关系。文学语言的变革带来的主体操持语言的变化才能改变说、听双方的关系，白话写作的闲话风散文才能“把读者从‘陌路人’的关系拉入房间里做‘枕边’的听众、亲切、接近、在情绪的中央”［8］237，在这种平等、轻松的话语方式中更好地沟通心灵。有研究者指出“：不把现代散文中的絮语式散文放在‘正宗’地位，实际上是有意淡化现代散文受外国文艺思潮影响的这一面，其最坏的结果，是抹煞了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重要区别之一。”［9］9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重要区别”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白话文学语言的介入，正是由于白话成为写作的合法语言，言文一致，说话者才不再是把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单方向传输给听众的传道者和高高在上的训导者，说者与听者才可能成为亲切的“朋友”。书信是一种“言说——接受”的话语关系，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闲话散文的一种变式。书信文体在我国古已有之，朱光潜曾将古代尺牍按其风格演变分为三个主潮，分别是古文派、骈俪派和帖札派，其中唯有帖札派受到他的赏识：“在这三派之中，最家常亲切而也最能尽书牍功能的当推后一派。”［10］174这里的“家常亲切”就是不端架子、不为雅求雅、有事说事的一种自然风格。“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之后，这种“亲切”的要求直接导出了新的散文体式——书信体，冰心20年代的《寄小读者》正是此类典范。冰心曾这样回忆《寄小读者》的写作：“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虽然我写这些通迅是多少经过一些思索的；我想：他们要听的是什么？我能写的是什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11］294因为有了白话，才使得她在创作之时考虑儿童这一受众真正成为可能，她正是用浅显的、儿童可懂的、喜欢的白话语言和语气创作的，是言文合一的创作实践。正如研究者所说：“她的散文作品，就几乎完全是以一种缠绵亲昵而恳切的叙述语气写成的”，“使读者产生象促膝谈心一般的感受”。［12］291由此可见，白话语言环境下说者和听者之间实现了平等的话语关系，即使听众是稚嫩的幼儿，也可以“亲昵而恳切”地“谈心”交流。

白话文学语言与亲切自然的文体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白话文学语言的使用，在最直观的文体层面上为闲话风散文带了特有的风格。首先，在闲话风散文体式中表现为多用家常用语，即口语词汇，使其呈现了亲近的、口语化的特征。朱自清是这方面的代表：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匆匆》）语气助词“了”、“呢”、“罢”，人称代词“你”、“我”的应用都给人一种谈话的感觉，这种表达性能是散文特有的，白话将之激发出来了。白话语言的使用给此类散文带来了口语化的风格。其次，白话语言在人物描写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那类回忆自己过去生活（厨川白村所说的“自己的过去的追怀”）的篇章中，人物语言绘写呈现出原生状态，很好地刻画了人物，表达了情感，体现了白话语言之于此类散文的重要意义。鲁迅《朝花夕拾》中的人物语言就呈现了原生的语言趣味：“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阿长）说道“：象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以上文字都出自散文《阿长与〈山海经〉》，第一段中“恭喜”一词重复出现了五次，看似不够简洁，但正是农村女人的真实表达，也很好地表现了长妈妈听到拜年这样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后发自内心的开心。第二段，“掳”用了三次，几个单句放置在一起，如果从书面加工的角度来看不免啰嗦、不够精练，实际上却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第三段“三哼经”更是直接采自人物口语发音的，表达了长妈妈没有文化却可爱可亲的特点。鲁迅自己曾经表达过对语言原生态的追求：“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13］530白话文学语言使得此类散文呈现了与日常生活切近的真实而生动的风格。再次，在“声音”层面上，白话文学语言使闲话风散文呈现了短促、自然的口语节奏特征。文言以单音节为主，有利于形成整齐、对称的声音节奏，这种语言特点不只为诗歌所重，而且成为散文追求节奏感的重要依据。从汉赋的偶句铺排到六朝骈文的工整对仗，都显示了古代散文对声音层面美感的追求。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文学语言之后，语体散文追求的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声音的节奏呢？朱光潜即认为：“既然是文章，无论古今中外，都离不掉声音节奏。古文和语体文的不同，不在声音节奏的有无，而在声音节奏形式化的程度大小。”［10］83那么，语体文的声音节奏应当具备什么特征呢？白话文学语言带来的是朱氏所说的“不拘形式，纯任自然”的语体文声音节奏。在闲话风散文中，主要表现为多用短句，节奏舒缓自然：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这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文字，由多个短句构成，读起来非常自然，与“独语体”散文集《野草》中那种富于乐感、对称的节奏截然不同，这正是白话语言对闲话风散文在声音层面上构成的一种影响。20年代胡梦华曾解释了絮语散文是一种家常的、日常的（familiar）语调：“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地说着。”［6］以上分析的口语词汇的使用、人物语言的原生态还原、声音节奏的自然化，都体现了胡梦华所说的那种“絮语”、“唠唠叨叨”的特点。至此，在文学的审美表达中，白话文学语言与闲话风散文已是难分难解了。

余论

上文从主体言说状态、作者和读者的话语关系、文体风格三个层面分析了白话文学语言与“五四”时期闲话风散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变革对这种散文体式特征形成的影响。其实，闲话风散文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轨迹也与其时的文学语言有着重要的关系。“五四”文学语言变革初期，在与文言的对峙格局中强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样的语言状况使得闲话风散文在当时取得突出成就；而随着语言变革的胜利，文学的发展对语言提出再度文学化的要求，此时闲话风散文那种过分看重口语化的倾向则显露出了一定的缺陷，朱自清就曾认为“闲话”的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纯文学”，“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3］可见，在语言再度文学化的过程中，那种絮语式的家常氛围的散文必将被超越。不可否认，闲话风散文是各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白话文学语言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和条件：“语言的蜕变虽则从本质上并不能使散文脱胎换骨，但却是散文脱胎换骨的一个必要条件。”［14］10以白话文学语言为“必要条件”，闲话风散文成为“五四”文学突出的风景线。

作者：王佳琴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