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优于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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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的夜晚在新德里的中餐馆度过。选择这家饭店是因为它与朋友的英文名相重，翻译过来，就是“××（我这位朋友的英文名）的中国”。于是我这位IT 业的朋友一定拉着我去“他的中国”。飞机要到凌晨3点才起飞，等待的时间本来注定要百无聊赖，但朋友闲聊中无意的一句话，却惊起了我的全部神经。他说，对印度成功的经验，看了一圈回来，总的感想是“见识优于聪明”。我不禁拍案叫绝。

记得刚下飞机时，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下一代EMAIL”大幅广告，给我留下了到印度的第一印象。仿佛印度马上要乘下一个航班去22世纪了。从那时起，“印度为什么能成为软件第二大国”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等我临离开了，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让朋友一句 “见识优于聪明”，概括得恰到好处。

印度人在软件方面为什么能超过中国？去印度之前，听中国人的说法，是印度人聪明，英语好，擅长数学，又赶上“千年虫”机遇，加上政府不太管企业；到了印度之后，听印度人的说法，也是印度人聪明，英语好，擅长数学，又赶上 “千年虫”机遇，加上政府不太管企业。然而，经过我仔细考察与寻访，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答案。

实际上，十年来支撑印度软件成功的这帮人，并不是最聪明的，而齐刷刷的是当年印度高考的失败者！而当年考上大学的聪明人，都齐刷刷地默默无闻，不知哪儿凉快去了。这一点不到印度实地求证，难以发现。它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反证，说明聪明不是软件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我特别强调，这是个“齐刷刷”的现象。我就此专门请教了印方有关专家，确证这两群人确实是整体错位的。

原来，当年印度有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规定大学录取中，一定要留50%（也有20%）的比例给低种姓者。这一政策导致大批远远高出分数线（但低于最“聪明”者）的高种姓考生上不了大学。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其中出得起钱的，只能转道美国上大学。他们正赶上硅谷浪潮，于是搭上了软件服务业大发展的浪潮。而原来的聪明人久居印度，反而在见识上不如前者，在商业上整体输给了“海龟”。

我特别问了IT专家、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的Karmakar研究员，当年那些高种姓的落榜考生“海归”后，是回他们各自的邦呢，还是去别处？她回答说，当然是哪儿的政策对软件好，就去哪儿。我追问，印度各邦的科研教育发达程度，与软件发达程度，是否有对应关系呢？她认真想了想，说：没有。比如，加尔各答科研教育很发达，但不重视软件，没有税收优惠，加尔各答的软件人才就不回家乡，而去班加罗尔；过了几年，加尔各答看班加罗尔起来了，于是学班加罗尔的政策吸引留学人员，软件也起来了。不过因为发展晚了，所以现在差一大截子。

我终于追出了想要的答案：因为印度学者老跟我争辩，说他们的政府对软件发展“不起任何作用”，我有研究在前，一直不肯轻易相信。这不，等追到细节了，他们的论点和论据自己就打起架来了。如果不是政府政策起作用，禀赋差不多的加尔各答与班加罗尔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所以，我在印度正式谈了我的观点――选择先于禀赋。意思是说，选择的重要性要大于禀赋。选择了发展上游（软件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相关禀赋如聪明、英语好、擅长数学等，才得以发挥。印度经验提醒我们：中国过去在软件、游戏上，将来在数字文化业上，吃亏是吃在选择，而不是禀赋上。

朋友一句“见识优于聪明”更加形象。对个人来说，印度高考落榜“海龟”集体战胜高考高分者，不是由于他们比后者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美国获得了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有前途、软件业比制造业更加“朝阳”的见识，占得先机；对政府来说，班加罗尔领先加尔各答，不是由于班加罗尔比加尔各答聪明（教育研发强），而是由于班加罗尔政府具有上游比下游好的产业见识，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