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转型及发展趋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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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成为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契机。本文通过对国内70余家城商行的研究发现：规模扩张过程中伴随着负债及资产结构的显著变化，主动负债占比明显提升；信贷资产占比稳步下降，部分代表性城商行在金融市场业务领域确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只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力的客户、业务及盈利结构才能在未来国内银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转型；主动负债；非信贷资产

中图分类号：F830.3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4-0057-05

一、引言

跨区域经营、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及其快速发展使之成为国内银行业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都存在一个共识――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是维持目前城商行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红利”则为其粗放式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黄隽、张春林（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对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决定商业银行粗放式信贷扩张的主要因素。国外学者（阿布瑞姆，2008；希拉，2008）的研究成果同样表明了宏观经济条件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宏观经济条件及增长模式下，2004―2011年国内城商行的资产增长速度达到28.72%（高出银行业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5.4%增至2011年的8.8%，税后利润更是以43.3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在经历2009―2011年异地分支机构的快速扩张后，城商行的总资产在3年间增长了1.4倍，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并已成为国内金融体系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然而，正如不可依靠粗放式增长模式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样，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边际递减效应及宏观经济红利的逐步减弱①决定了未来城商行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在经历快速的规模扩张之后，国内城商行的业务结构及盈利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城商行未来应对利率市场化及不断加速的金融“脱媒”趋势是否有利？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内城商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2009―2011年城商行负债结构及其变化分析

国内城商行根植于地方经济，有限的经营牌照决定了城商行的发展依赖于特定城市经济，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经济总量及金融发展水平。中国多样性、层次化的城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衍生出多层次的城商行规模水平：既有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等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大型城商行，也有大量资产规模不足千亿、甚至不到百亿的中小型城商行。由此可见，针对城商行制度供给的规模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国内城商行做大规模（陈一洪、刘惠川，2012）。在跨区域经营受限的情况下，国内城商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实现规模扩张。林再兴、陈一洪（2012）对广州银行近3年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考察发现：随着规模的扩张，广州银行负债中存款占比由2009年的91%迅速下降至2011年的66.52%，而同期卖出的回购金融资产及同业融入资金在负债中的比重则达到31.56%，成为广州银行存款之外的最重要资金来源。

负债是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其规模扩张的基础。作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独特项目，存款一直是国内城商行最为传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对公存款及其他机构团队对公存款在内的存款资金是支撑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被动型负债资金，在居民及企业储蓄意愿强烈且不断上升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为国内城商行负债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通过对国内64家城商行样本的研究发现，2009年64家样本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平均比重高达89%，其中小型城商行更是高达92%。国内城商行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对存款这一被动负债资金来源依赖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在跨区域经营受限、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环境下，依托存款的单一融资渠道日益凸显城商行的融资困境。本文将通过对国内样本城商行批发式融资（主要包括同业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拆入款项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三种融资来源）占负债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的考察来揭示国内城商行的应对策略。

2011年，本样本包含的70家国内城商行总资产达到8.18万亿元，占当年国内城商行总资产的比重达到83%；70家样本城商行中有30家位于东部沿海，33家位于中西部，7家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样本城商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根据2011年末各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分为大、中、小型三种类型，大型城商行的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中型城商行介于500亿到1000亿之间，小型城商行不超过500亿。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9年国内城商行批发式融资占负债的比重平均仅有7.17%，小型城商行只有4.62%，国内城商行对存款以外的资金渠道开拓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商行的可用资金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规模的可持续增长。大型城商行的这一占比接近11%，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城商行规模的扩张，对存款以外资金来源的依赖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城商行而言，寻找存款以外的资金渠道是其突破规模扩张瓶颈的重要手段。

随着城商行整体规模的提升，主动吸收来自同业及金融市场资金的负债扩张得到多数城商行的认可，批发式融资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2011年末批发式融资的占比较2009年末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5.32%。中型城商行依赖批发式融资实现负债规模快速扩张的轨迹更加明显。2009年中型城商行平均负债规模为375亿元，批发式融资占比为6.99%，2010年平均负债规模激增60.8%，同期批发式融资的占比达到14.81%，至2011年则进一步提高至20.24%，与大型城商行的这一比值基本持平。中型城商行的总负债规模增长明显，2011年较2009年增长了118.13%，同期批发式融资占比增加了13.25个百分点；小型城商行的负债规模增长了73.49%，批发式融资占比增加了4.96个百分点；大型城商行的这两个比值分别为68.75%和9.68个百分点。可见，大中型城商行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对主动负债融资依赖性提升。

与存款这一被动性负债资金来源相比，批发式融资等主动性负债赋予城商行更高的灵活性，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者可以根据货币市场利率走向及本行流动性管理需求判断是否需要主动融入资金。不过，相比西方商业银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欧洲货币市场借款、欧洲金融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国内城商行的主动负债融资工具相对有限，集中于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资金融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同业存放等融资工具，这与国内欠发达的金融市场息息相关。

然而，无论是小型城商行还是大中型城商行，批发式融资在负债中占比的提升都表明了国内城商行吸收主动负债的增速高于存款。这一方面多样化了其资金来源、优化了负债结构、提高了城商行流动性及资产负债管理空间；另一方面，对于其应对未来利率市场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②。但部分主动负债成本较高，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对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依赖性的增加会降低城商行整体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下，少数银行经营状况的恶化可能会影响并扩散至相关银行，从而加大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刘春航、苗雨峰，2012）。城商行运用批发式融资效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业务扩张及盈利效率，张健华（2012）基于前沿分析法对1999―2008年国内银行机构的盈利能力及资产扩张能力进行考察指出，拆入同业资金比率较高的银行，无论是盈利效率还是业务扩张效率都比较低，从零售市场（包括居民及企业）吸收存款较多的商业银行更加有效率。金融市场业务经营运作的不成熟及相应人才的匮乏，进一步对城商行扩张非存款类资金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如何优化负债结构、开辟存款之外资金来源渠道、保持应有的流动性、确保资金成本可控和盈利能力可持续，是城商行在这一融资模式下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目前存贷比这一刚性监管指标对城商行继续施加存款刚性压力，网络布局及客户基础的先天不足将使其在未来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融资能力继续受到挑战。

三、2009―2011年城商行盈利结构及其变化分析

负债结构及盈利结构是城商行经营运作这一“硬币”的正反面，负债结构反映其资金来源、渠道这一面，资产结构则从筹措资金的使用这一面反映城商行的经营运作。“金融脱媒”的加速及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给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考察城商行盈利结构首先应关注其资产配置结构，因为资产的配置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盈利结构，不同的资产配置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盈利结构及模式。国内城商行业务及盈利渠道的单一性决定了信贷资产在多数城商行的资产配置中占有主导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对样本城商行2009―2011年信贷资产占比进行初步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随着整体资产规模的快速提升，城商行对信贷资产的平均配置逐年下降。2009年国内样本城商行信贷资产占比平均为50.41%，至2011年末占比仅为43.72%，可见随着样本城商行规模的提升，其资产的配置也趋于多样化，逐步摆脱了过去信贷资产独大的局面。这种趋势在样本中型城商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家中型城商行2009年信贷资产占比平均达到52.67%，2010年迅速降至40.18%，2011年则仅有38.44%，是三类城商行中信贷资产占比最低的。

高信贷资产占比以金华、嘉兴、台州、湖州四家地处浙江的城商行为代表，近3年其信贷资产配置均在60%左右，信贷资产主导型资产配置特征十分明显；珠海、厦门、龙江、包商、昆仓等5家城商行则是低信贷资产配置的典型代表。截至2011年末，除包商银行外其余4家银行信贷资产占比均不足20%、平均仅有17.5%，但包商银行仍然保持在26%的相对较高水平。高信贷资产配置城商行代表除台州城商行2011年资产规模刚好突破500亿之外，其余3家均为小型城商行；低信贷资产配置城商行代表除珠海城商行外均为大中型城商行。

对典型城商行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商行资产的配置特征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下文将进一步分析两家低信贷资产城商行的资产配置及其收益情况。

两家城商行是低信贷资产配置的大型及中型城商行的代表，虽然都在非信贷资产的配置上投入较多资金，但其投资收益却大相径庭。

观察低信贷资产城商行的非信贷资产配置可以发现，多数城商行在返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类投资等业务上投入大量资金，还有部分城商行集中于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两种资产配置上，另有部分城商行则在上述两大类非信贷资产的配置上采取较为均匀的配置策略。BS银行与MX银行属于均匀但偏向资金业务资产配置的城商行。两家城商行近3年的信贷资产配置平均占比分别为30%和23%，在中央政府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理财产品等金融市场资产的配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两家城商行金融市场资产的配置都从2009年的不到40%升至2010年的50%左右，2011年回落至44%左右。金融市场资产的占比远超过信贷资产占比，3年平均占比分别为45%和43%。

但是，两家城商行在金融市场资产的经营运作结果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BS银行近3年金融市场资产的投资收益连年翻番，由2009年的7.7亿增长至2011年的29.87亿元，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由2009年的37.14%增至2011年的54.64%。金融市场业务已成为其支柱业务，贡献了2011年营业收入的54.64%，其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37.63%。回顾2007年及2008年，其金融市场业务投资收益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7.05%及40.92%，可见，BS银行较早确立了金融市场业务和信贷业务两大业务作为全行经营发展的重点，并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及经营运作实现了金融市场及信贷业务的两翼齐飞。相比之下，同样将大量资金配置在资金业务的MX银行，近3年金融市场业务账面投资收益均为负数，并且随着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增加，投资亏损也同步上升，这反映了MX银行在金融市场资产内部配置及交易、运作策略上的不当。因此，对于那些期望通过金融市场业务实现经营转型的城商行而言，积极主动增加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同时，需要敏锐把握市场利率的波动，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确保金融市场业务的投资收益。

事实上，国内金融市场业务中最受认可的地方法人银行应属南京银行。早在2002年之前，南京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开始初露头角，但资金业务在当时的南京银行业务中仅仅作为补充，没有体现以利润为中心。2002年5月南京银行董事会开始酝酿资金业务的第一次转型，即如何使资金业务成为南京银行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2002年9月南京银行在城商行同业中率先成立资金业务的独立专营机构――资金营运中心，实现从管理职能向经营职能的转变，开始直面银行间市场的挑战。经过10余年的发展，目前南京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已形成本外币、债券与黄金、衍生金融产品联动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金融市场业务组织架构、品牌、运作模式、人才队伍逐步成熟，为南京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国内70家样本城商行近3年负债及资产结构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城商行规模的提升、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转变，国内城商行无论在负债结构还是资产结构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国内城商行由过去较为单纯地从零售市场（包括居民、企业、机关团体）吸收存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向零售市场存款与批发式融资并重发展，批发式融资在负债中的占比稳步提升，这一变化趋势在大中型城商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资产配置方面，城商行由过去信贷资产一家独大慢慢转向逐步增加非信贷资产配置，拓展除信贷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领域，突出表现在对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发上。以包商银行、南京银行等为代表的城商行较早重视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在资产配置上向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金融资产上倾斜，并通过积极、主动、有效的投资策略获取投资收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的多元化，从而为其应对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城商行作为国内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组织架构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及实践为丰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面对外部发展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国内城商行亟需突破、转型，要在立足“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广大市民”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这一核心业务开展综合化金融服务；要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在争取零售市场存款的同时，积极、主动融入银行间市场，拓展同业合作渠道，为未来批发式融资积累丰富经验。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经营转型、战略为先。战略的制定、贯彻、落实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效、执行有力的发展战略有决定性的先导作用。多数国内城商行均能针对本地区及行业的发展趋势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然而，正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方能有效落实，其中投资者或者主要股东的素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内城商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往往引入了地方财政、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复杂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各方利益诉求难以调和。即使地方财政一股独大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影响战略的制定及执行，从而影响城商行的发展路径和业务选择。如果股东过于注重短期效益，那么经营层将很难从长期利益的角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因此，战略为先需强调多方对长期与短期利益冲突达成共识，不能以牺牲长期战略转型为代价取得短期规模与效益的增长。

第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先。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是构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落脚点。只有与自身定位、战略目标、客户群体相适应的商业模式才能推进可持续发展（林再兴、陈一洪，2012）。对商业银行而言，商业模式是其经营活动的基本模型，是指导其价值创造的完整商业逻辑框架。

近二十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不乏打造较为成功商业模式的先例，先后出现招商银行的零售业务商业模式，兴业银行的同业合作、银银平台商业模式以及近几年颇有建树的民生中小微行业金融及合作社商业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在国内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占比普遍不足20%的情况下，其储蓄存款及零售贷款余额占比在2010年末就分别达到35.95%及34.65%，位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

当然，差异化商业模式的建立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如兴业银行在国内率先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北京银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支持等；也可以立足已有的较好的经营模式，通过组织架构的完善、流程的再造、产品的整合与创新、服务的改进等深入打造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如国内城商行近年来对中小微金融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包括立足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围绕集群行业打造的行业金融服务（陈一洪，2012）以及社区化经营思路（陈一洪、刘惠川，2012）等等。

商业模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即将来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国内城商行在继续立足中小微信贷业务，充分发挥地方中小法人机构人缘和地缘优势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未来吸存成本提高对资产负债及利率定价管理的压力，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及利率定价系统。与此同时，消化资金成本上涨压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特别是提高防范中小微信贷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风险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要延伸金融服务领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做好中小微企业的财务顾问、财富管理专家③，与中小微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真正成为这些企业的成长伙伴④。

注：

①数据显示，2003―2011年，我国GDP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速达到10.7%。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长区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不再“保8”，而是设定了7%的更加平稳的增长目标。

②从国外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存款成本的上升，商业银行存款的增幅明显下降。同时，非存款资金来源，即拆入资金在负债中的占比得到显著提高。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1975年其负债中存款占比平均为88.67%，利率市场化改革后，2000年其存款负债占比降至67.96%。

③比如民生银行专门给小商户开辟了财富大课堂，并已成为小微金融服务的一个品牌。

④同样有借鉴意义的是民生银行的小微企业城市合作社模式。民生小微企业合作社是把同一类型的小微企业整合成一种有组织的经济体，让这些企业抱团发展，共同融资，一起抵御风险。合作社具有合作基金，由合作社成员、地方政府及民生银行共同出资。截至2012年12月，民生银行已在上海、天津、青岛、苏州、武汉、厦门、温州、泉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了近2500家城市合作社，会员超过9万人，涵盖了衣、食、住、行等与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行业。按照管理层的设想，未来民生银行将整合上万家城市合作社，联合更多小微企业，打造专属信贷产品、小微俱乐部、专属组合产品、专属结算服务、信息服务及撮合五大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1]黄隽，张春林.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6）.

[2]林再兴，陈一洪.国内城市商业银行规模扩张的路径分析与启示[J].金融发展研究，2012，（12）.

[3]刘春航，苗雨峰，朱元倩.银行同质性的度量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J].金融监管研究，2012，（2）.

[4]陈一洪.从结构看城商行零售业务发展[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11，（5）.

[5] 陈一洪，刘惠川.城市商业银行社区化经营的理论与案例分析[J].西南金融，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