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对孔子文艺思想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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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较早地形成自己独特的文艺思想的大哲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在文艺思想方面,他对文艺的本质、美与善的关系、文艺作品的创作、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鉴赏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提出了文艺的社会功用观。孔子认为,文艺的功用是次于道、德、仁、礼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所以,在劝诫子弟们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因此,孔子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诗教”。首先,文艺应为从政服务。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其次,文艺可以服务于大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正因为孔子特别看重《诗经》,所以他有时夸大其词:“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另外,文艺也可给人以审美享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在此,孔子终于表露了发自内心的对艺术魔力的敬仰。
第二,认为文艺的美服从于文艺的善。孔子多从音乐出发,来阐述他的“善(仁)高于美”的观点。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第三,指出文艺创作的原则应该是“文质彬彬”。孔子多探讨创作文艺作品的内在规律。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在此,孔子明确地指出,质素应该先于文饰。所以,他对文辞的要求仅止于“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当然,孔子对质素与文采的关系也提出过更高的要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第四,认为文艺应该复兴古代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言、行是与时代风气相一致的。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可是反映到文艺思想上,在复古与革新的关系上,孔子则倾向于复古,“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孔子也公开表达过复古之心。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第五,以“思无邪”为文艺鉴赏的标准。孔子着重从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品内部构造出发,来阐述他的艺术批评观。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就作品内部的构造提出了“和”的审美鉴赏标准,对作品的内容提出了“思无邪”的评判标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语助词解,没有实际意思;二是作思想内容解。但对理解全句意义来说,这两种说法并无多大差别。关键是“无邪”指的是诗之内容呢,还是读者的理解应该无邪呢?汉儒多从诗之内容来理解,宋代大儒朱熹别出心裁地从读者理解接受的角度来解释:“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朱熹认为孔子是要求读诗者能得“情性之正”,能让思想纯正无邪。我们认为,更全面的解释应该是说,孔子要求读者在欣赏《诗》时,应该从《诗》的纯正无邪的艺术思想熏陶中,获得纯正无邪之思想。
正是由于孔子的文艺思想存在着某些偏颇和较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才使得孟子提出了一套“新奇而实用”的文艺思想。大致说来,孟子在五个方面提出了异于孔子的文艺思想,这些思想有的是文艺观上的发展创新。
新颖地提出了文艺功用的“民本主义”观
孟子不像孔子一样把文艺与道德教化挂钩。他认为文艺自身无所谓善恶,文艺的本质在于所服务的对象,在于能否反映民心,在于君王能否“与民同乐”。所以,他对齐宣王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孟子・梁惠王下》)
大胆地提出“美高于善”的文艺本质观
孟子虽然认同美善合一,但他认为,美比善要高出一个层次。他在与浩生不害论述理想人格培养的层次时,曾明确肯定了美高于善。浩生不害问曰:“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值得喜好的就叫“善”;自己怀有那种值得喜好的善的话,便可称得上“信”了;若能把信充实扩大,便可称得上“美”了;如果再让美放射出光芒的话,便可称得上“大”了;如果再用“善、信、美、大”来教育百姓的话,就可称得上“圣”了;而若这种“圣明”之德让人无从揣摩的话,那简直就是“神”了。由此可知,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神”这六个理想人格层次中,美高于善。
切实地提出文艺创作的“内外积累”观
孟子从作家的素养入手,对作家提出了“养气、知言”的要求。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孟子深刻地认识到,要创作高素质的文艺作品,作家必须具有超凡卓绝的道德修养,必须心胸开阔,海纳百川,然后才能以最佳的语言来表达最妙的构思。
恰当地提出文艺与时代的同步发展观
孟子认为,文艺必须与时代相结合,顺应时展需要的艺术作品就应该给予肯定,而不必拘执于古、今高下之计较。《孟子・梁惠王下》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孟子认为,齐宣王所喜好的音乐虽然是被那些具有古君子风度的雅士所贬低的“”之今乐,但只要它为普通大众所喜爱,就应该给予认可。时展了,艺术评判的标准也应该向前发展。
卓有成就地提出“以意逆志”的文艺鉴赏观
孟子从作者与读者、与时代的关系这两方面出发,提出了他的文艺批评观。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孟子“以意逆志”的文艺批评观,其基本意思就是要以自己对诗(当时指《诗经》)的体会和理解(即以自己之意)去推测、估摸作者在诗里所表现的意义(即作者之志)。在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上,孟子曾经对弟子万章说过这样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的“知人论世”,就是要让艺术作品的接受者了解写诗、书之人的为人处世方面的大致情况,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对作者和作品进行全面的评价。
综上所述,孟子对孔子文艺思想有较大的发展创新。在文艺思想方面,孟子的功绩是卓著的。他阐发了“与民同乐”、“美高于善”、“今之乐由古之乐”等新意,创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文学批评方法,他的这些文艺理论的提出,得益于他与众不同的“浩然之气”。不过,孟子文艺思想则有些强词夺理之处。比如他只看到了美感的共同性,忽视了美感的差异性。难怪庄子针锋相对地提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他对文艺的本质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深入的阐发,这与他深邃的哲学思想相差甚远。因此,在孟子之后,又有荀子、刘勰对其文艺思想进行有益的吸纳与创新,这也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山东:齐鲁书社,1992年版。
3.翟廷晋:《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赣南师范学院美学与创作研究所副所长)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