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如何“嫁接”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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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打造“政府引导，社区自治”的全新组织管理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重大契机，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持续优化的方向。
2012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全面来临。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与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度变迁，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持续面临的重大课题。城市管理典范国家新加坡，或许在很多方面能为中国提供参照与启示，而这些参照与启示正在苏州工业园区试点。
新加坡和中国同样面临老龄化、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怎样完善社会管理是共同挑战，近年来备受两国政府重视。
新加坡是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面积715.8平方公里，与很多中国大城市人口相当，且中国很多城市与新加坡有相似“市情”。新中双方于2012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新加坡—中国社会管理论坛”开幕式上，正式建立社会管理交流合作机制，并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来开展这个领域的未来合作计划。
管理“精细化”
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王翔希望园区在未来能就如何强化民意沟通渠道、培育民间救助组织、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更好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等方面，学习新加坡的相关经验，并与新加坡展开合作，进行深入探索。
在社会管理的众多零碎条块中，新加坡政府是如何降低管理成本而又强化管理效率的？
新加坡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各大传媒集团在政府干预下开办有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的国家电视频道，并设有特定板块宣传身体保健理念、事故安全预防理念和居民理财节约理念等。
通过这种强有力的预防理念传播与现实推动，新加坡成功实现了将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工作的前置化，即强化国民日常保健、保护与预防，降低疾病发生率，并以此来降低医药费开支，节约医护资源，更提升了居民日常生活水平，使民众从预防理念中得到实惠。
对待社会特殊群体，新加坡政府强调“授之以渔”，推行福利与机会挂钩，既为贫穷和有需要的人提供福利，也协助他们自主就业。新加坡开展的全民就业理念倡导，并辅助以精细化的就业社会政策，极大地鼓励了新加坡居民的劳动热情与意愿，从而大大提升了新加坡的人力资源利用率，降低后续性的失业救济、失业安抚与社会不稳定因素。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大管理流程协同并举，既有宏观管理的科学布局，更需强化见微知著的细节管理执行力。在理念倡导与预防性共识的基础之上，新加坡特别注重从细微之处强化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与人性化。
如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贴心”服务——给予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每天一元新币的早餐补贴，为孤寡老人设立专门的社区就餐点，为低收入家庭分级减免政府租屋费用等。
把人性管理真正体现于服务民众生活的关键细节——基于新加坡常年多雨、高温的气候特征，新加坡将公园用长廊贯穿起来，以保障民众安全并方便其休闲。为鼓励子女更好地照顾父母，政府制定了子女靠近父母住所购房给予一次性30000新币（约15万人民币）的补贴政策。
社会管理落脚于公共设施的健全和完善——为给民众提供安全、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政府紧紧围绕民众的衣、食、住、行、用、娱以及生、老、病、死等全面需求规划市政建设。新加坡在政府租屋区同时配建多业态的商业网点、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健身场所等设施。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政府将租屋的底层空间留出，作为婚丧嫁娶以及民众集体活动的自由场所。
正是新加坡社会管理的这些细微方面的有力举措，真正把提供优质服务与开展人性管理有机统一了起来，达到了卓越之水准。
不仅围绕民众物质层面需求开展社会管理工作，政府还注重通过社会价值观与文化共识的重建，以增强社会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如致力于多元文化的融合，开办多种语言的混合小学和综合中学以促进民间组织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参与活动；着力培养民众的公共责任感，把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建立文明社会的重要保证，让每一位新加坡公民懂得尊重他人权利其实也是在切实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文化来塑造人们保护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意识，为新加坡实现社会管理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推动力。
拧出管理“合力”
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经济、公民等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在社会管理领域，新加坡特别重视发展和依靠社会组织，形成社会管理合力。
其中，重要经验之一便是向社会组织释放社会管理的部分权力，培育、发展和依靠社会组织，并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新加坡政府放松了社会组织的注册手续，容许和鼓励社会组织的生长。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政治理由，政府都会批准社会组织成立的申请。
近年来，新加坡的各类社会组织数目均稳步增长，许多活跃在基层的志愿组织、民间社团等，如种族自治组织、社会福利团体、基层专业团体等大多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资助。它们不仅为民众提供专业性的服务，而且还发挥听取民意、满足民众多样需求的作用，并维护新加坡的种族和谐，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统一。
其次，新加坡拥有健全、网络严密和职能分工明确的社区基层组织。新加坡全国84个选区都设有公民咨询委员会，负责社区改进计划、进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反馈等。公民咨询委员会下设若干个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与其附属委员会，包括老龄、青年、妇女、少年、马来、印度等6个专业执行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政府组屋区域）、邻里委员会（私人别墅区域）和社区民防协调委员会、社区体育俱乐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等。这些社区组织机构各负其责又共同开展社区治理，构成了政府主导之下的完善的社区管理网络体系。
尽管新加坡的社区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但基层社区的自治组织与社会团体等有着充分的发育和生长空间。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企业商家、社会公众等与政府背景的社区管理机构协同配合，参与社区建设，为基层民众搭建了高效的社区服务网络，提供了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与援助，得到了新加坡基层社区民众的广泛赞誉。
除去强化流程设计、发展社会组织，法制层面的保障也为社会管理作出了规范。
其一，新加坡编织了一张完备的“法网”来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其现行法律400多种，法律调整的范围从政府管理、商业往来到旅店管理、交通规则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其二，新加坡用制度保障了社会自组织的健康成长，让民众在社会自组织内有序活动。
为规范民众公益型活动，新加坡建立了义工活动制度，把义工活动从招募、培训到调处等都纳入民众自组织的范围内。公民有序的社会参与庞大的民间团体是政府实现科学管理强有力的支撑。
其三，新加坡政府强调系统化运行机制的建立，先后建立了义工关爱和奖励激励机制、民众社会参与机制、政府社会管理调处机制等。
经验移植苏州
他山之石，可否攻玉？
鉴于新加坡社会管理的卓越表现，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在苏州中新工业园，于2013年1月建立了首个“中新社会管理合作试点单位”。苏州园区在商务管理层面的中新合作已经经历20多年，是中新首个大型经济合作项目。
此次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在传统的社区管理体系之内，拓展了新的管理模式。如依托邻里中心建设“民众联络所”，打造居民公共生活空间，免费向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开放；效法新加坡邻里守望的经验，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群防群治，成立多形态的联防队以加强治安管理；借鉴新加坡的议员接见选民活动，建立了“社情民意联系”制度，为园区工委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建立了面对面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苏州工业园区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沙龙，协助境外人员融入当地生活，促进中外文化深度交融；园区为建设开放乐居家园，强化了出租房屋管理，针对一些违法的中介和二房东，进行逐个谈话、警示，以确保租屋安全。从现有的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社会管理实践创新项目建设来看，已经有不少变化。
但从新加坡社会管理的精髓来比照，苏州工业园区还有很多值得努力与改革创新的地方。如何从社会管理的精细化理念出发，学习构建城市生活理念、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培育，并完善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如何从社区文化整合，转到体制机制保障有力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创新体系”？如何通过动员广泛的资源建立完备的社会组织以全方位参与社区管理？
总体来说，怎样打造“政府引导，社区自治”的全新组织管理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重大契机，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持续优化的方向。
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最终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社会管理要从制度、体制、机制层面全方位实施创新与变革，以精细化制度设计和设施建设为动力，以社会合力型的组织建设为抓手，作为下一阶段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的目标，全面提升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现代化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科学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切实提升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作者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