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的云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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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爱哈雷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要参与的不只是一次骑士的角色扮演，还是一次美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城市营销。

这是一次生活的CrossOver――周末的时候，习惯忙碌的城市精英突然脱下西装，带上私家哈雷摩托，赶赴云南。他们有的拥有文身与古铜色皮肤，有的已是大腹便便，彼此甚至谈不上熟悉，却不约而同地戴上墨镜、拉好皮褛、扣紧金属牛仔裤链、套上皮靴，整装待发。

这是一次文化的Cross Over－四月的夏天。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在香格里拉的乡村公路响起，来自不同城市的哈雷摩托车队蛇形前进，有如一队神秘的马帮。作为美国精神图腾物的哈雷摩托就此穿中国乡下，将黑色的金属感绵延在云南的山水画中，有如一笔重墨。

这是发生在4月份的中国哈雷车友的一次聚会。中国的哈雷骑士来自北京、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厦门、大连、广州等城市，展开的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旅途；前有警车开道，途中有带着哈达的藏民骑马迎接，后有当地政府支持――这种奇特的混搭发生在中国云南，对有着身份焦虑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参与的不只是一次骑士的角色扮演，也是一个被城市执政官支持的哈雷沙龙，一次美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城市营销。

Fat Boy背后的哈雷江湖

摄影师郑义是车队排头的骑手，在玩哈雷的人中也属“带头大哥”。他这样叙述自己是如何拥有现在的坐骑的：去年，他因为一个活动和朋友庆功，“在中午喝大酒的时候，一个北京妹妹走进来，拿了一本我的书，是她住的酒店里放的我的个人画册。她走来问我，你是郑义吗?”

北京女孩接着就说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她说我看过很多宣传片，从来没有看过一本让我感动得流泪的，我想跟你学摄影。我就说对不起，我3年不拍照了。”郑义身边的朋友看到女孩坚持要拜师，就跟着起哄，说美女美女，那你给师父送个见面礼。女孩问，老师喜欢什么呢?当时郑义的朋友买了台哈雷，他整天在骑，他的朋友便说，老师就喜欢玩哈雷。

“女孩什么都没有说，转身就出去了。过了20多分钟，北京哈雷4s店的经理给我打了电话，说刚才有位小姐给你订了台哈雷，要求明天给你空运到丽江。这就是我20年后重新拥有的第一台哈雷，送的人是一个我认识20分钟不到的人。”

故事颇有江湖味道。女孩送给郑义的哈雷型号是Fat Boy(肥仔)，事实上，郑义早在25岁的时候，就拥过自己的第一台型号为黛娜的哈雷。那个时候，有满族血统的郑义刚刚结束跟着鄂伦春、达斡尔族狩猎的职业猎手的生涯：“我曾经靠打猎为生，我喜欢这种游牧加狩猎的生活。”但郑义随后还是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没想到反而遇到了和他精神契合的第一台哈雷。

当时他在大连认识了很多船员朋友。“在大连的船员每年允许跑一趟日本带一台车回来，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不认识是什么东西，但听它的声音。一发动我就特别喜欢，带有男人的、很激情的东西，比什么音乐都好听。”郑义从船员朋友处看到的正是哈雷黛娜，见猎心喜的他就这样把这台车从大连骑回了哈尔滨。

可惜哈雷黛娜并不是新车，“很破，整天要换零件，后来我玩了一年多，就离开那里，没有再玩了”。郑义随后离开哈尔滨做了一个流浪摄影师，直到20多年后女孩送他新车Fat Boy。

郑义与他的Fat Boy的哈雷江湖故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哈雷骑士除了通过车友会或自发组织的聚会认识，在各种哈雷论坛上亦形成一个网络江湖。

“过去除了北京玩哈雷的人外，其他地方玩的哥们都跟我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上海的哥们在哈雷论坛上讨论泡妞的事，北京的一个哥们就跳出来说，和哈雷无关的东西不要在这里讨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北京哥们太搞笑了。然后马上跳出一帮人，吵了起来。”

“我从来不立帮派，我做的是一个真正有自由精神，真正喜欢哈雷这种生活方式的人。”郑义算是带头反对“北京帮”，都是有血性的男人，事情最后在哈雷的江湖闹得颇大，去年7、8月份之后，郑义甚至没有再上网。但最后却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果：“这次他老大主动过来，我们已经变成很好的哥们。哈雷的哥们很多时候对这种破事都一笑了之，哈雷一骑，什么都忘了。”

哈雷江湖背后的城市营销

“一个婀娜如《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女子，手持香扇玉立在一辆美国哈雷戴维森的摩托车后，而整个画面的背景是蜿蜒的长城”，曾有人为自己见到的一幅宣传画惊叹，这背后或许正是哈雷精神尝试与中国文化交融。

按照车友们提供的资料，1923年5月，建筑学家粱思成骑哈雷摩托出车祸受伤的消息就曾被刊登在《晨报》上；到了上世纪40年代，香港已有“Harley-Davidson Club”，聚集地多是新界粉岭；1959年，上海市公安局从民间征集的四辆1200CC排量的哈雷摩托重新翻修、喷漆，却是作为迎送外国贵宾的开道车使用的：随后多年，哈雷在内地是略带沉默――尽管很早哈雷就与中国人有所接触，但在中国内地是否已经形成一个人数足够多的“哈雷江湖”?

“我们估计至少会有超过1000以上的车主分散在各个地区，而且这个数量在不断增长。中国的客户有一个特点，他们普遍都是成功人士，从年龄段上讲，从30到60岁都有。他们对生活很有追求，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他们会挑选跟自己的朋友一起骑哈雷摩托车去打发休闲的时光。”

哈雷戴维森亚洲区总经理如是向我们描述了“哈雷江湖”的中国脸谱，这些脸谱包括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海归金领和富二代等等。在他看来，“哈雷不仅仅是一个摩托车，它还代表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美国有106年的历史，但在中国的店才开张3年。我们认为融入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跟中国的车主在一起”。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指出新的经济自由催生中国富豪，但亦让他们产生了身份焦虑。仅靠奢侈品并不能拉开距离，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哈雷受青睐亦算有依据。而在哈雷努力“跟中国的车主在一起”的那3年，郑义正好在云南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在香格里拉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有1000多平方，10几个房间，很多朋友都来找我玩。没事干，朋友买了个哈雷，我们就一帮人骑”。

哈雷、郑义与云南，三者最终产生了交集――去年，哈雷戴维森公司的负责人在美国大使家里讨教哈雷进入中国的策略时，一位中国知名人士给哈雷公司支招并留下了郑义的电话，认为他可以帮上忙。哈雷公司的中国总裁随即约郑义到丽江聊天，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和哈雷的生活方式很贴近，他们的投机，最终产生的是一个全球首家授权的云南哈雷体验中心的创意。

2009年，狂飙的“哈雷”摩托车依旧有在中国高速公路上受到警告的风险；2009年，哈雷依然要面对中国168个禁摩限摩的城市障碍(截至2006年年底数据)；但同样在2009年，在小城市蓬莱的旅游局会议上，也没有忘记提出“美国哈雷摩托车俱乐部和中国自驾游联盟”对蓬莱旅游的影响――昔日有30万哈雷迷穿越7个国家直奔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朝拜，让哈雷总部所在城市成为“哈雷教”的朝圣之地；现在，无论是音乐节还是旅游活动，哈雷摩托已多次和云南当地文化结合，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等地会不会因哈雷而名?

哈雷戴维森亚洲区总经理认为云南的条件算是得天独厚：“哈雷的文化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激发你出去旅行，享受在路上的美好时光。云南香格里拉等地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不光是美国的客户，欧洲、东南亚、日本很多人，都希望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