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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先是我们约陈丹青,再是陈丹青约阿城,然后阿城约滕文骥,最后是滕文骥约葛优。因是最后约的,葛优自然就迟到了,于是,他的出场就有了更充足的铺垫。葛优总是给我们喜剧的印象,其实他表演最出色的《霸王别姬》倒是个正剧的角色,可到底禁不住大量涌现的滑稽形象,加上媒介的推波助澜,他不“喜剧”也得“喜剧”了。记得上海电视台曾经给葛优做过一个和观众同乐的余兴节目,需回答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葛优回答得很老实,不怎么出彩,当然观众们也乐了。在这种场合,说老实话难免有点我们上海人说的“讲死话”的意思,而“讲死话”向来被尊为笑话的上乘。说起来,做人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不是有句俗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像这样的公众人物,都是在风起云涌中做人,是要被推着走的。
所以,葛优还没来,我们已经作好了笑的准备,而葛优似乎也自觉着有这样的责任,进门就说了句笑话:“我是这里的。”“这里”指的是他们合伙开的饭店,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大家自然是乐了一番,可接下来便没了下文,只能用我们的笑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填补。大家都有些兴奋,期待地看着葛优的嘴,好像那里还会蹦出“金豆子”来。不曾想,葛优甚至是有些口讷的,面对我们这些生人还有些腼腆,想不出什么话题。我们只得去问他,贺岁片拍得怎么样,导演如何,本子又如何,像“诱供”似的,要套出点噱头来。他回答得也很老实,说是有些同事态度不认真,又不动脑筋,一会儿呼机响,一会儿呼机响,工作气氛不太好。我们又问他哪个演员表现如何,哪个演员表现又如何,他都一一回答,有自己的看法却也不损人。谈起电影场上的事,并不抖落花絮绯闻,倒是乐于说一些郑重的事情。于是,渐渐地,我们也就把葛优搁在了一边,滕文骥则作为替补队员上了场,说了许多趣事趣闻。阿城也有许多要说的,当然是比较严肃的话题,关于文化什么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啦啦队的你一言我一语,场上也十分热闹。
葛优终于被大家放过,显见得是松了一口气,却又有些意不过,好像辜负了大家的期望,终席之时,便提出要拌个白菜心给我们吃。他从厨房要来嫩白菜心和各种作料,全神贯注地调制起来。他的手艺确实不错,显然干这个比逗嘴更擅长也更自然。
这其实是一个实在人,没有一点滑稽腔,不是个可做笑料的角色。所以被派作“笑星”,大概是因他有些“逗”的相貌决定,也因我们对喜剧的误解,就像有些老苦着脸的演员,就被派作了悲剧明星。可惜的是演员,钢都没用在刀刃上,尤其是像葛优这样有实力的演员。我说他好,一是从他银幕上的表现看来,二是见了葛优发现他是一个勤于劳动的人,对事情有着老实的态度。有了这两点,事情就差不多了。不知道葛优自己怎么考虑,我倒是为他考虑,他应当出任些什么样的角色。我想,他是可以演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这样的小人物的戏剧,他还可以走美国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道路,比如《毕业生》《英雄》《宝贝儿》这一类的故事。他的形象其实是很具有现代感的,是芸芸众生的精英相。再想想,我们本国有哪些角色可以派给他,便想到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倘若有人要将这小说好好地改成电影,葛优是可以出演许三观的。
(摘自《今夜星光灿烂》,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