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体制内的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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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陆川是在《王的盛宴》上映前，那时电影正在经历艰难的审查期。“我知道自己这部片子会被骂得很惨。”陆川说——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甚至有某种程度的直白，他很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作品，并不因为前期宣传而夸夸其谈。“虽然知道没有好结果，我仍然要去做”。陆川想讲的东西太深，难免触及一些人的隐秘之痛，这或许也是《王的盛宴》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之一。但陆川是固执的，他认为坚持自我本就不易，但如果连自我都要丢失，那就永远不会有迷茫中的出路。
“电影永远都是梦想，我的生活因为有了电影而变得有光彩。在体制内去做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导演其实是很难的，但我希望我拍的电影每部都不一样，否则我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如果陆川不拍电影，他会和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过着缺乏想象力的生活。日常的无趣会让他陷入泥淖，挣扎在内疚、窘迫和越来越大的肚囊之中。陆川本能地抗拒这种死在平庸里的生活，他感到恐惧。“我想是不是可以去试一次，看看能不能拥抱电影。”当时这样的想法，实在有点不切实际。大家觉得，这个从军校的英语系毕业的学生想要拍电影真是异想天开。而陆川自己也抱着一个疑问——因为除了一腔热血之外，他也的确对电影一无所知。但陆川认死理儿，他有他的狠劲儿。他买下所有能买到的电影书，苦读了两年，报考了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研究生。虽然那一年只录取了三个学生，但陆川以第一名的成绩为自己圆了电影梦，似乎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在就要去过另外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不是机遇的机遇，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从铜墙铁壁的军校来到自由散漫的电影学院，陆川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兴奋，“天天看电影，老师让交一份作业，我常常交两份到三份”。念研二的时候，陆川有机会拍了一部电视剧，“学校里挺轰动的，我开始是靠自己写的两集剧本打动了投资方，后来投资人知道我是导演系的，干脆就把钱给了我，让我拉班子拍这个戏，于是我回学校，从各个系调集了一帮哥们。那时我只有26岁，但是整个剧组都在我掌控之中，这让我处在一个很狂妄的状态。那部片子其实拍得很不好”。
时光一晃而过，青春期的血脉贲张瞬间就被毕业打击得支离破碎。“从导演系毕业就等于失业。有三年的时间我无所事事，只能给别人做副导演，所谓的副导演，其实就是端茶倒水跑腿。”他尝试写过无数个剧本，但都石沉大海。他甚至暗示过身为编剧的父亲，期待他能为自己写个剧本，再利用他的影响力寻找投资方。但陆天明只是对他说：“你是个男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那时候陆川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街头，看着夕阳发呆。他变得有些愤怒，也是第一次在电影这件事上深深地感到迷茫。
1999年，陆川在马甸租了一个房子，开始写北影厂一直没钱拍摄的《寻枪》剧本。寂寥和困苦在他看来不算什么，他只是想再次抓住一线希望。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三年之后这部电影会炮而红。从那之后，似乎和所有俗套的不得志青年找到出路的故事样，名誉、钱、期望从各个方向涌来。老实说，《寻枪》离“优秀”两字还很远，但它的突然出现给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下了一剂猛药——一批被文艺碟片熏陶的小青年，开始在壁垒森严的制作体系外叩击主流电影的大门。
如果说《寻枪》里陆川还是个依靠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的控制权，并将其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为什么他能拍出这种电影来？因为他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要的，历尽千难万苦也要得到。”田壮壮这样评价陆川。然后人们看到他从东京电影节捧回大奖，跻身中国著名导演行列。从《南京！南京！》开始，观众对陆川的评价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有人批评他向主流献媚——大部分中国观众有一种倾向，一旦你开始拍商业片，一旦你不再文艺，你就不再是一个好导演了，主流与艺术永远处在抗争的两方。这或许也正是每个中国导演的终极旋涡。对此，陆川只是淡淡地说：“当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个对垒的感觉。”
就在争议渐渐淡去的时候，陆川带着古装片《王的盛宴》又杀了回来。近两年的商业历史剧几乎出一个死一个，《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关云长》、《鸿门宴》等，无一例外地骂声一片。如此“顶风作案”，陆川心里其实一直都很忐忑。有时候反对和谩骂的声音太多似乎也会让人变得迷茫。“我拍了四部电影了，却感觉越来越不会拍了。上映前我就知道自己这是在往枪口上撞，”陆川说，“在体制内去做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导演其实是很难的，但我仍然会去做。”
iLOOK：回望你的几部电影《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再到如今《王的盛宴》，风格都很不一样。你如何去讲述这些不同题材的电影故事？
陆川：我希望我拍的电影每部都不一样，否则我有种犯罪的感觉。
iLOOK：虽然你的每部作品的风格都不同。但有没有什么核心的东西是你一直尝试表达的？
陆川：人，人的内心，在当下这个时代里最真实的东西。
iLOOK：你常被称为“主流导演”。你自己也曾经写过《体制中的作者》这样的毕业论文。你所谓的“体制中”是什么？你理解的主流又是什么？
陆川：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所有人都只想拍地下电影，去拿奖。我就写了这样篇论文，我想，如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没有人去拍影响大众的电影，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和时代交流的机会。在体制内去做个有独立精神的导演其实是很难的。好莱坞体制在某些时候比中国的审查制度更严，但仍然能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这样的导演，《现代启示录》向美国的主流社会发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声音，但并不影响它文艺，也不影响它卖座。中国的主流市场应该有勇敢的声音。
iLOOK：很多时候艺术创作是需要打破常规，甚至破坏“体制”的。你会不会有被束缚的感觉？
陆川：体制只是种游戏规则，主流也是一种平台，在这种平台上我要发出的是独立的声音。
iLOOK：《王的盛宴》讲了楚汉争霸的故事。拍这样的历史故事。你到底想讲什么？
陆川：刘邦、项羽、韩信是我内心深处非常想拍的三种人。刘邦像是现代人，他可以为了生存不断地逃跑，圆滑地躲开，然后再去打，他如果穿越到现代依然会活得很好。项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虽然《史记》把他描述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但他那么早就有一种民主思想，打下城池却分给不同的人共同治理，他真的是个不识时务的理想主义者。韩信就像一个IT男，酷爱打仗、擅长打仗，但完全不懂政治。老板说，把这个程序设计出来，他就拼了命地去把这个程序做到一个极致的好，等到最后上市的时候被“嘣”一脚给踢开了。你会发现这些人在当下都会有一种映照，这是很有意思的。
iLOOK：你拍这个片子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甚至做了许多“考古”工作。但片子出来之后。历史的真实性却反而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陆川：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拍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会有这么难，中国电影仅仅发展起来20多年，却已经有无数的条条框框把历史题材的电影限定起来，比如服装要干干净净、说话要步三摇等，所以当我们想要去打破这些东西的时候实在太难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便我们现在去、云南，看到最原生态的那些少数民族，有几个人是油光水滑的？你能想象两千年前的战争年代，人们穿着尘不染的衣服吗？这不是生活。开始我们仅仅放出一两张剧照，网上就有铺天盖地的评论涌来，说怎么像乞丐一样啊，因为大家已经形成思维惯性了，认为羽扇纶巾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实际上我只是想要去还原一些真实的情景。我拍的不是”鸿门宴”，想讲的只是刘邦的权力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