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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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步，转基因农作物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化生产。大豆是目前世界上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主粮，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和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排挤，我国大豆种植面积日益减少，并逐渐丧失了国内大豆的定价权。本文以中国“大豆危机”为例，分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深入思考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经济风险。

一、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概况

转基因主粮主要是通过特殊的生物技术，将主粮（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中某个基因从生物中分离出来，然后植入另一种生物体内或同种生物的不同品种中，使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或抗除草剂的特征。目的是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提高粮食产量。

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是指在取得国家批准后，转基因主粮从试验种植发展为商业化种植。表现为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种植，并可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和销售，从而促进转基因主粮的普遍化发展。目前世界上广泛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为玉米、大豆和棉花。2008年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上的主要种植面积见下表： 二、“大豆危机”的国际视角

大豆是主要的油料作物。目前，它是世界上种植最广泛的主粮，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之一。大豆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中国东北黑土地上生产的大豆品质优良，是中国粮食中的佼佼者。但不足20年，中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并且近年来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从表面上看，造成中国大豆短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相比，生产商不具备成本优势，且国产的大豆出油率相对较低。同玉米、小麦等其他主粮收益相比，大豆收益相对较少，国内许多农民放弃种植大豆，造成大豆减产，出现了“大豆危机”。但从“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的特点出发，可以更深层次地分析“大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推广转基因农作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转基因大豆。美国的跨国粮企承诺不仅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转基因种子和种植技术，甚至负责粮食的收购。于是，阿根廷、巴西开始广泛种植转基因大豆，到2004年，阿根廷全国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由于转基因作物不能自然留种，而种子生产又被孟山都等美国公司垄断，所以拉美国家农民只能向美国公司购买种子。这样，美国通过“转基因武器”控制了阿根廷、巴西这两个拉美大国的农业生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巴西、阿根廷位列世界大豆产量排名的前三位，这三个国家的大豆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84%，且都为转基因大豆。

中国是大豆的主要消费国和大豆产品的加工生产国。在1996年至2009年的14年中，中国共进口大豆25328万吨，大豆油2077万吨。2004年，跨国巨头操纵大豆期货价格，大豆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中国企业在折合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集中购买了300万吨的美国大豆后，价格却一路下跌近半，导致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来的全行业盈利转变为全行业亏损，其中半数的油脂企业破产。紧接着，有美国投资银行背景的跨国粮商趁机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控制了近60%的中国油脂企业。据统计，至2010年，跨国粮商已实际控制中国8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

美国之所以“卖大豆”，实际上就是控制世界大豆的生产和加工，取得大豆及大豆加工产品的定价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豆危机”的实质是中国对国内大豆定价权的丧失。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是中国大豆产量迅速下滑，生产企业过分依赖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以致相关产业链被外资所控制。

三、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经济风险分析

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争论不休，并无定论。但通过对“大豆危机”的分析，则可以明显看出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存在的经济风险。

第一，转基因主粮的优势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种植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及抗病虫害，但国内外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表明，这种预期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会带来较大的副作用――由于基因漂移引发的基因污染，即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乃至造成该农作物基因资源流失。以阿根廷为例，其国内种植的大豆99%为美国孟山都公司提供的转基因大豆，种植多年后，即使农民想放弃种植转基因大豆，也很难找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大豆种子。

第二，转基因主粮中含有大量国外公司的技术专利。使用国外公司的专利不但要缴纳大量的专利使用费，而且对国外育种技术的依赖，会影响粮食生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拉美，美国公司不提供育种技术，只提供种子，使其成为作物的唯一种源，这样，不但赚取了转基因作物大部分的利润，而且从根本上控制了拉美等国的粮食生产。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任何一种转基因水稻品种都牵扯到不止一项专利，例如转基因bt作物被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垄断的专利就多达29项。中国会不会掉入国外公司的转基因专利陷阱中，着实令人担忧。

第三，转基因带来的“拉美化”风险。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拉美化”主要是指拉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协调。其中，经济方面的“拉美化”，表现为外资对东道国经济进行控制或东道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大豆危机”使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沦陷，并被外资控制，可能是中国“拉美化”最明显的产业。中国是水稻、小麦等粮食的生产大国，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定价优势，但对期货定价机制的影响力非常弱。而邦吉、嘉吉、丰益国际等实力雄厚的国际粮商，一直窥探中国粮食生产加工企业，企图更深层次地渗透和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

从拉美农业生产被外资所控制，以及中国的大豆加工产业陷入危机的实例可以看出，转基因作物是跨国粮商扩张的主力武器：先推广转基因作物，然后通过技术垄断和种源控制等手段影响该农作物的种植，从而获得该农作物的定价权，并控制其下游的加工产业。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任何跨国企业都会垂涎这个庞大的市场。但水稻和小麦等主粮与其他产品不同，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众的生存，如果被外资控制，其后果就不像“大豆危机”一般，仅仅是定价权丧失那么简单。

就如同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样，转基因作物也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收益，一面是风险。通过分析可以知道，转基因大豆给它的种植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和它的加工使用国（中国）带来的并不是丰厚的利润，而是本国农业生产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大豆定价权的丢失和大豆加工产业的逐渐沦陷。

透过“大豆危机”，可以得知，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经济风险集中体现在它的不可控性上，具体体现在转基因主粮优势的不确定性、国内育种技术的不独立，以及外资对相关粮食加工产业的渗透和控制等方面。

从国际视角看，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中国乃至非洲国家，所有的转基因技术输入国面临的经济风险是相似的，都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得益，也不像国际贸易剪刀差那样仅是南北国家间利润分配多与少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国家的经济稳定。因此，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应当谨慎地分析和考虑各种风险隐患，以保证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有效控制，保障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相关产业的安全，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