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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者认为,印度是“下一个中国”,这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具有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年增速10%的潜力。但是应当看到,印度与中国有很大差别。
中国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在今后十年里,其人口将达到峰值,略低于15亿,然后开始逐渐缩减,到21世纪中期约缩减至13亿。2050年,中国的“抚/赡养比率”,即“受抚/赡养者”(孩子和老人)与劳动人口的比率,将从35%翻倍至70%(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影响)。这将对中国的新生儿福利和苦苦挣扎的医疗体系施加巨大压力。
虽然人口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人口不断增长且有大量劳动力的因素有利于创业。就这一点而言,印度要优于中国。到205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达到17亿人口。而在今后35年里,其抚/赡养率实际将从现在的50%多下降到2050年的50%以下。由于印度人寿命将有所延长,因此,老龄人口也将大幅增长。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印度的出生率将随之下降。但除非洲外,印度的生育率依然很高,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资源。
虽然巨大的劳动人口会给印度带来机遇,成为世界上下一个增长巨人,但印度也需要努力利用其人口红利,提高普通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其中,经济生产力是关键。
印度发展较少建立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之上
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开展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十多年。在过去25年中,中国加速了经济发展,而印度的发展却相对较弱。原因就在于高投资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而也实现了一场基础设施革命,建立了新城市、高铁线、机场和港口。同时,增强了制造业。中国已经当了20年的世界工厂,可以说,中国快速高效地将所生产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上销售的能力是实现其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印度在这三个方面都落后于中国。印度的投资只相当于其GDP的30%,而中国的这一比例约为50%。制造业约占印度经济的20%;在中国约占30%。除西方国家之外,中国拥有最好的物质积淀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的基础设施却十分薄弱。但是,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机遇――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扩大经济产出,这是一条经过试验的真正的增长之路,也是印度要追随的道路。
不少优秀的印度人才在经营着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企业。例如,谷歌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印度完成了本科学业,然后到美国获得了斯坦福硕士学位和沃顿MBA学位。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有很多,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也是在印度获得了本科学位,然后在美国继续硕士学位的学习。他们以及其他许多印度裔美国科技企业高管都证明了移民和创新在美国的力量。同时,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印孚瑟斯和威普罗等在印度本国发展起来,以印度本国公司成为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真正的领导企业。今天,印度的创业者们也在初创企业中拼杀。
大规模私营部门的投资,既有来自国内的投资也有来自国外的投资,推动了印度技术的增长。这些公司的繁荣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它能使印度IT公司在大家讨论“云”之前,很早就将信息和分析从印度传送到世界,再从世界传回印度。他们不需要运输小装置,因为他们的产品全都存储在比特中。
大约十年前,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印度能够跳过制造和物理基础设施发展阶段,而围绕数字化(比特)来建设整个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朗,虽然印度的IT技术非常出色,也在不断发展,但整个国家仍需要利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制造业来推动发展。与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发展方式不同,印度将主要依靠私营部门来发展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印度制度的局限性
印度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其经济改革造成羁绊。因此,通过提高政府收入来投资于重要的基础设施改进项目似乎是一个艰难的政治问题。以纳伦德拉・莫迪为首的新一届印度政府承诺要改变这一切。莫迪总理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他希望通过GST(商品服务税)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当前印度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力。他甚至还希望放松印度的劳资关系。
但初步结果是,莫迪总理的计划尚未变成实质行动。一个原因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控制国会的上议院。上议院虽然没有很大的决策权,但可以放缓政府的提议。只有莫迪的印度人民党(BJP)及其管理的国家民主联盟获得对国家上议院的有效控制,其经济变革的机会才会增加。
印度与中国虽然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不会走中国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印度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其丰富的原料来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