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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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惹的祸。

在普通法的治国体系下，美国涌现了无数“立法企业家”，也即创新规则、制度的企业家。金融领域则是立法企业家最活跃的领域，金融企业家创造出了很多金融产品、组织形态与规则。正是这些创新，推动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光靠实体经济、甚至哪怕有一些金融人才，再甚至哪怕有灵活的法律，也成不了金融中心。真正支持金融中心的力量是法律制度，一种独特的治国思路，一种鼓励人们创新规则、制度的制度框架。没有这样的制度框架，金融企业家就不能自由地进行创新，而没有创新，就无法成为全球金融的前沿，就无法高效聚集金融资源，也就不可能真正吸引一流金融企业家。

而这也意味着，成为金融中心固然很荣耀，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潜在的巨大金融风险。

这是由创新的本质决定的：创新是面向不确定的未来的，而人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几乎很难精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注定了创新不可能个个成功。创新者不可能事先就精确地计算到一项创新的规则、制度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可能出现的风险。即便金融企业家计算到了这种风险，相关交易者也可能不具有这种能力而掉入金融企业家的陷阱。当然，创新者与相关交易者也有可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明知有风险，却无法找到解决之道。

凡此种种凑在一起，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形：一项金融产品、制度或者其他领域的创新，短期内虽然给交易双方带来巨大的创新溢价，却损害着他们当下看不见的长远收益，或者给其他市场参与者、给整个社会带来越来越明显的负的外部性。

更进一步而言，即便是金融领域的自我监管体系，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外部监管体系，或者普通法的司法监管体系，本身也都存在缺陷，其运作也受到人的理性之局限性的约束，有的时候还会受到激情――即利益的干扰。监管体系的这一固有弱点意味着，那些具有看不见的负面后果的创新，在蔓延的过程中可能未被完全有效地阻止，结果导致了危机。

确实可以说，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地具有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机制。如果把现代政府对宏观经济施加控制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危机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因为，现代国家普遍通过中央银行垄断钞票的发行权，在政治压力下，中央银行总是倾向于多发钞票，多发钞票会造成经济繁荣，但多发的钞票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价格上涨。到一定时机，市场的逻辑要求恢复资源的正确配置，便会引发衰退，甚至演变成萧条。应当说，本轮金融危机，或者说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都既有创新积累的风险释放的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换一个角度看，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本身是市场清算企业家、创新者的错误的过程。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犯错误者，不论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犯的错误。

这样严厉的惩罚会警告其他参与者，保留下来的企业家或新兴企业家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制度创新。可以预料，未来华尔街将进入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周期，金融企业家们将会发明出很多工具，来分散、躲避金融与经济风险。然后，由于剩余过于稀薄，金融企业家又会闯入新领域，发明新产品，然后很可能又是下一次金融危机。

这就是市场活动的基本轨迹。因此，我们不能过分信赖市场，但是，很多人因此而对市场充满敌意，却犯了更大的错误。市场固然会出错，但这种错误其实是人性使然。人是不完善的，所以，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都会出错。所以，市场会出错，但人们曾经设想出来的其他组织经济活动的机制，比市场的表现更糟糕。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依据经验理性，防范市场可能出现的错误，在市场出错的时候，推动其尽快矫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