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分析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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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能值生态足迹修正模型和Tapio弹性脱钩模型，利用2008-2013年贵阳市社会经济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关系，并运用LMDI方法分析影响脱钩类型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2008-2013年贵阳市经济增长与EEF的脱钩状态主要为扩张相对负脱钩-扩张相对脱钩两种状态，2008-2013年整体脱钩弹性值为0.4，呈扩张相对脱钩状态；从分解结果看，经济发展因素是能值生态足迹（EEF）增加的主导因素，技术因素是其减少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能值生态足迹 脱钩分析 LMDI分析 贵阳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78-04
长期以来，人类的经济增长极大地依赖于物质消耗，二者处于典型的“耦合”状态。20世纪90年代，欧洲科学家正式提出脱钩理论。OECD在《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脱钩关系的指标》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学意义的脱钩概念，以期打断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下降之间的耦合关系，把脱钩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冲击耦合关系的破裂，并构建脱钩指标判断脱钩状态，把脱钩分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
脱钩理论在提出后应用较为广泛，并从农业政策领域被引入资源环境领域。国外学者在环境污染与经济、交通运输与经济、能源消费与经济等方面进行了脱钩研究，国内的脱钩指标主要应用于碳减排中，并通过因素分解法等探讨影响碳排放的因素。总体而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工业、交通业，尤其是其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方面，强调二者的减量化。部分研究人员对农业碳排放进行了研究，如张玉梅等探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借鉴碳减排脱钩理论，张文斌、杨璐嘉、白忠菊等基于脱钩理论对建设占耕、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
从脱钩测度方法看，主要包括：OECD提出的脱钩指数，即末端年相对于始端年资源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总量的关系，但该方法由于其只区分脱钩、非脱钩两种情况，不能准确衡量脱钩的程度及判断脱钩的类别；在OECD提出的脱钩指标测度基础上，Tapio在研究欧盟15国交通业能源及二氧化碳的脱钩级别时，引入中间变量，提出弹性分析法，不仅考虑总量变化，还兼顾强度变化，并根据弹性值的不同区分了8类脱钩情况；基于环境压力方程Ipat方程的脱钩评价方法。
生态足迹用生产性土地面积表示人类为了生存而占用的自然资本。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省市域工业、农业、流通业等行业生态足迹的计算、时间序列变化、结合社会经济指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测度、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对我国生猪养殖业生态足迹时空特征及脱钩效应进行了研究，贾首杰等以河南省为例，基于脱钩分析方法研究了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根据脱钩弹性曲线变化趋势将研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潘安娥等计算了湖北省1995-2010年水足迹和水资源利用指标，并构建协调发展脱钩评价模型对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价，周国富等定量分析了京津冀能源消耗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
通^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脱钩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某个区域或某些产业，研究范围未涉及整个宏观层面，虽然有研究运用脱钩分析法对国内外多个领域中的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但结合生态足迹对典型城市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还较为有限，结合因素分解法对西南喀斯特山区城市生态足迹脱钩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的研究尚不多见。由于Tapio提出的弹性脱钩理论在克服OECD脱钩理论缺陷的同时使脱钩理论更具可操作性，本文在计算区域能值生态足迹的基础上，以贵阳市为例，运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能值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并将Tapio脱钩模型和LMDI分解方法相结合，探讨影响脱钩状态和资源环境消耗的主要因素。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
（一）能值生态足迹的测算
生态足迹模型最早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及其学生Wagenal提出。生态足迹是测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生物性度量指标。基于能值理论的生态足迹模型较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而言能更全面地测度及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区域自然资源损耗程度，更能反映区域特征，近年来在区域可持续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受数据局限，本文能值生态足迹的测算考虑生物资源消费足迹（EEFL）、污染足迹（EEFp）、淡水资源消费足迹（EEFw）。
（二）脱钩指数理论
Tapio弹性脱钩模型最初用来描述CO2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继而用于探讨碳排放、建设占耕、城市扩张、环境污染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关系。本文将脱钩分析方法应用于资源环境领域，采用Tapio弹性脱钩模型来探讨区域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二者间的脱钩弹性关系进行测算，以表示自然消耗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以Tapio的模型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变量变换，脱钩指数公式为：
因素分解方法主要包括Laspeyres，LMDI，AWD等。在这些方法中，LMDI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适应能力，满足因素可逆，能消除残差项而受到广泛使用。LDMI方法采用加和分解和乘积分解两种方法进行分解，虽然最终结果一致，但是加和分解能较为清晰的分解出影响因素。因而本文采用LMDI方法中的加和分解对能值生态足迹进行因素分解。
分别对上述各个效应除以EEF总变动量（ΔEEF）即得到各个效应对EEF变动的贡献率。
（四）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贵阳市统计年鉴（2008-2014）》《贵州省统计年鉴（2008-2014）》《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4）》《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8-2014）》等。
二、结果与分析
（一）能值生态足迹计算
基于上述公式（1）、（2）计算出研究区域2007-2013年的能值生态足迹，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2007-2013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贵阳市总能值生态足迹与人均能值生态足迹的趋势发展均呈增长趋势。从能值生态足迹的组成看（如图2），人均生态足迹总增加值构成以能源消费足迹与污染足迹最大，说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是人均生态足迹总体走高的直接原因。从各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对生态足迹的贡献来看，耕地、建筑用地、牧草地、化石能源用地占总生态足迹的比例较大，其中，化石能源用地和建筑用地变化情况明显高于其他资源，是人均能值足迹增加的主要来源。
（二）基于脱钩指数的能值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
以2007-2013年贵阳市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同一时期EEF为环境压力指标，分析其与环境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具体脱钩状态见表2。从表2可知，研究期贵阳市EEF呈现扩张相对负脱钩-扩张相对脱钩的变化特征。2008-2009年表现为扩张相对负脱钩，说明产值增长缓慢而EEF大幅增加。其余年份为扩张相对脱钩，说明产值增长而EEF缓慢增长，表明随着建设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目标的提出，贵阳市相继被列入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和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开展了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EEF与产值的脱钩。贵阳市2008-2013年脱钩弹性系数总体较为平稳，基本处于扩展相对脱钩状态，生态经济系统可能趋于协调。
（三）脱钩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分解方法，对2007-2013年贵阳市EEF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2007-2013年间，能值生态足迹累计增加了257.39万公顷，其中，技术效应引起能值生态足迹减少了272.72万公顷，经济发展效应引起能值生态足迹增加了468.05万公顷，劳动力效应引起能值生态足迹增加了10.96万公顷，人口规模效应引起能值生态足迹增加了51.10万公顷。经济发展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为正值，说明经济的增长与总人口的增加对贵阳市能值生态足迹的增加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经济发展效应是能值生态足迹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2009-2013年间，经济发展效应总体呈增长趋势，最高为2012年，达101.78万公顷，从累计效应来看，研究期经济发展效应的正向影响占总效应的181.84%，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能源的消费。技术效应是能值生态足迹增加的主要抑制因素。从累计效应看，研究期技术效应的负向影响占总效应的105.96%，对能值生态足迹的减少起重要作用。除2009年，技术效应均为负值，意味着技术因素推动了贵阳市能值生态足迹的下降，技术因素对贵阳市能值生态足迹的贡献均在30万公顷以上，且呈增加趋势，说明随着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环保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稳定发展，其对能值生态足迹的减少能力将会不断增强。劳动力效应和人口规模因子对能值生态足迹增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累计效应均表现为正向影响。劳动力效应的累计效应占总效应的4.26%，除2009和2010年劳动力效应为负值，其余年份为正值且绝对值逐渐增加，说明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向城镇集中度增加，二三a业从业人员日益增多，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1.19%增加至7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增加推动了能值生态足迹的提高。人口规模效应变化不大，累计效应表现为正向影响，占总效应的19.85%，最高为2010年，达10.76万公顷。这主要与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相关。
三、结论
基于2007-2013年数据，根据能值生态足迹修正模型及Tapio弹性脱钩模型，实证贵阳市经济增长与EEF间的关系，并采用LMDI模型对影响贵阳市能值生态足迹脱钩的因素进行分解。从脱钩状态来看，2007-2013年贵阳市经济增长与EEF的脱钩状态主要为扩张相对负脱钩-扩张相对脱钩两种状态，除2008-2009年期间表现为扩张相对负脱钩状态，其余年份均表现为扩张相对脱钩状态。2009-2013年整体脱钩弹性值为0.4，呈扩张相对脱钩状态。
从分解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效应是EEF增加的主导因素，技术效应是EEF减少的主导因素，分别推动EEF增加257.39万公顷，抑制EEF增加272.72万公顷。劳动力效应和人口规模因子对能值生态足迹增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累计效应均表现为正向影响，前者引起EEF增加10.96万公顷，后者引起EEF增加51.10万公顷。可见，虽然技术因素抑制EEF的增加，但是经济发展因素、劳动力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仍不断推进EEF增加，因此，在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推广绿色环保技术，调整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提高从业人员绿色意识和技术水平，推进清洁生产，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采取措施积极鼓励人们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意识，加强污染治理，避免规模反弹效应。
【课题名称：“喀斯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态势及其景观优化研究――以贵阳市为例”，黔科合J字LKS[2012]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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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1；作者简介：周越，讲师，硕士研究生。）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