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卿”,“跨国流动”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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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使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出现新趋势,《华尔街日报》不无忧虑地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向海外输送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现在轮到中国从华尔街吸收专业人才了。”

美国一直从各国吸收精英人才,这种单向流动的状况正悄然改变。一些新兴国家正努力从人才输出国变成输入国,新加坡、韩国是出国留学比例很高的亚洲国家,其人才流失率曾经高达90%,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人才回流率逐年上升,目前回归率已超过了50%。

全球化使得人才流动更便利,国家之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人才战略,谁掌握人才优势,就能胜出一筹,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空前自由,所以人才辈出,出现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士”在当时体制下是最自由、开放的阶层,他们没有大夫、诸侯的权势,基本上没有不动产,精神、物质的束缚少,所以能好学进取、深谋远虑,而列国纷争又为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各诸侯国君主普遍礼贤下士,招纳有识之士。众多的文武之士不辞辛苦奔走列国之间,他们的观念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因此,后世有所谓“楚材晋用”、“晋材秦用”的说法。

“士”的流动推动“养士”之风盛行,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是蔚为大观。各诸侯或大夫为求存图强,十分需要借重士的谋略,因此纷纷“养士”,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

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纳天下学士,在那里讲学,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

楚国人范蠡助越国起死回生,攻灭吴国,而且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逍遥江湖,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进退自如的范蠡,成了士人钦慕的偶像。

孔子曾带领弟子离开家乡鲁国周游列国,推行他的德政主张,虽没能像范蠡那样如愿以偿,实现政治理想,但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先秦诸子在各国间奔走的同时,都会广收门徒弟子,把从前被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子弟。

秦国成了输入人才的直接受益者,李斯在劝阻秦王驱逐“客卿”的《谏逐客书》提到:从秦十九代祖的穆公到五代祖以下的孝公、惠文君、昭襄王,都靠任用“客卿”(即他国的人才)才取得辉煌成就,秦穆公重用虞国大夫百里奚,秦孝公重用卫国公孙鞅,秦惠王重用魏国张仪,秦昭王重用魏国范雎,是这些优秀人才让秦国逐渐强大,在激烈竞争中胜出。

流动的士人之中并不都是有经略之才的精英,也有滥竽充数、混口饭吃的南郭处士,也有鸡鸣狗盗、旁门左道之徒,这就需要“养士”的主公能慧眼识人,以免埋没人才。有些怀才而不遇者不甘流于平庸,便发生了“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精彩故事。

今天所需的人才与春秋战国有所不同,但人才应具备的创造力是相通的。人才的争夺就是创造力的争夺,希望中国能多吸引外来知识精英,不让美国“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