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民间借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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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发生引发思考，分析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一些规范民间借贷的对策，建立温州民间借贷信用防范体系，从而促进温州民间借贷资本功能的最大发挥，促进温州经济的蓬勃向上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317-02
一、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概况
温州作为东南沿海浙江省的一个经济中心，以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活跃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投资以及对各类高利润行业的敏锐嗅觉判断而著称。温州拥有超过40万家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高度依赖民间借贷进行融资。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作过统计：2005―2009年民间借贷规模达到750亿元左右，在2010年达到了900亿元。2011年7月21日，温州民间借贷估计市场规模约1 100亿元，相当于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20%，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监测，2003―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一直稳定在13%～17%之间；进入2011年之后，年平均利率为24.4%，折合成月息均超过2分。一般个人贷款利率为月息1分～1分5厘（即年利率12%～18%），担保公司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为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利率则高达月息5分～6分（即年利率60%～72%）。
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
由于实体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且正规银行贷款持续收紧，巨大的高利贷债务无法偿还。2011年4月份，据媒体报道有90多名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出逃。2011年9月21日晚，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欠款出逃，仅在9月份就有20多个，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最大规模的一次危机由此爆发。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截至2012年2月末，温州涉及老板“跑路”的企业已经达到了234家，仅2月份就新增了36家。整个2011年，温州一共有40多家企业先后倒闭，而因为这次借贷危机影响导致停工的企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民间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温州的民间未偿还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千亿元到1万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破产、老板出逃，引发了一定的恐慌情绪，加速了一些企业老板的出逃，估计2011年有10%～15%的未偿还贷款变成坏账。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愈演愈烈，就像一个雪球在全国范围内越滚越大，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珠三角，民间借贷像病毒一样在全国蔓延开来。
三、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货币政策骤松骤紧
为应对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投放了4万亿刺激经济的发展。此时，银行会乐于向企业贷款，不少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扩大规模，扩展经营范围，甚至投资一些新项目。
2011年银根紧缩后，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的情况下，银行放贷能力下降，自然会a针对重点大客户发放贷款，以降低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更加困难。而且银行也加紧了收贷，中小企业投资的新项目若前期工作完成了，需要后续资金跟进时，却遭遇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就会求助于高利贷。当原本的民间借贷作为银行贷款的合理补充，变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原本还在可控利率范围内的贷款成了越来越疯狂的高利贷。当利率越来越高的高利贷还不起的时候，资金链断裂，跑路、跳楼便就纷纷出现，危机终于爆发。
（二）民间借贷金融监管部门缺失
从监管职责看，银监会、工商、公安、经贸等部门都赋予了一定的监管职责，监管部门较为分散。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由银监部门负则，担保公司、投资理财等中介机构按照“谁审批、谁主管”的原则应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管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民间借贷涉及面广、定性困难，各监管职能部门并没有真正履职到位，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也反映民间借贷实际上是无人监管。如担保公司等中介组织，工商部门更多的是在注册、年审等方面进行监管，在业务经营方面由于借贷的分散性、隐蔽性较强，日常工作中存在客观上难以监管，也存在主观上不监管；银监部门对民间借贷监管无章可循，这也是温州市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民众对民间借贷风险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国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双方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内协商。如2011年一年期的银行贷款年利率为6.31%，则一年期的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5.24%。因此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内的属于合法利率，超过4倍的，属于高利贷，而高利贷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担保公司一般月息为3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到180%，温州市民间借贷存在多年，社会公众法制观念欠缺，对民间借贷风险的识别能力不足，民间借贷活动通常以合法形式为掩护，打着投资、生产经营等幌子，使得普通群众不易分辨而受骗。
（四）实体经济脆弱
自2000年之后，温州商人开始涉足房地产、资源投资等领域，房价和资源价格的飞涨给他们带来了做实业所不能想象的收益。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最高达到180%。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这三重夹击之下，实业利润已经被挤压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在如此高利息的诱惑下，有相当多的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市场。温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高达1 100亿元左右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中，包括高利贷在内的民间借贷资本有70%～80%流向了房地产、股票、黄金、资金参股、担保公司等领域。他们以钱炒钱，民间借贷逐渐与实业无关，借助各种民间的金融杠杆手段，积累的风险被成倍放大，实际已经成了一场金融传销。
（一）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调控特别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这也许意味着，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措施的方法完成。中金公司近期的一份名为《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也指出，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央行的信贷额度管制和银监会的表外业务监管。但是，监管机构并不一定会松动货币政策，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银监会通过采取了一些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比如将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降至75%、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至5%等等。
（二）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
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允许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开展民间借贷，严厉打击个别高利贷行为，特别是对参与高利贷行为的乡村干部，政府部门要严肃查处，以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金融监管部门还应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定，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同时也要坚决保护合法的借贷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是在办理手续上，要引导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再次要强化利率管理，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
（三）增强社会公众对民间借贷的风险意识
经过主流媒体及各种渠道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活动的案件，增强民间借贷法律知识的宣传，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带领民间借贷当事人应用规范的书面合同进行融资，遵照《合同法》规定明确和完善合同书内容，可预防法律风险，减少纠纷的发生。允许借贷双方在合理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借贷利率，实现风险溢价的功能。
（四）促进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提升
浙江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9%，浙江民营企业大多由传统制造业起步，长项也在于此，因此，促进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提升尤为关键。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制定既有可行性又有前瞻性的地区产业发展规划，谨慎选择重点支持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
（五）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
1.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2.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去年11月8日，温州市金融工作会议公布“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在8项专门具体子方案中，“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位列其中。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是温州的首创，被政府有关部门寄予厚望。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对地下民间借贷的规范，通过将股东及股东关联人的自有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将部分民间地下资金引上地面。纠正其虚拟化、泡沫化的缺点，促使民间资本投身实体经济。这样做有利于抑制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对规范民间资金有序流动和加强有效管理有着积极意义。
3.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机构都要遵守《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规定。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愿所有的社会公众、企业、政府不要忘记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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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财经日报，2012.
[6] 王寅.温州民间借贷资本现状及发展模式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学院，2014.[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