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他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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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包含着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和文学化文学的悖论推理。这三个悖论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其中也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处于三悖论征候群中的文学他化问题，它们是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关键词]文学他化 文学非文学 文学反文学 文学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01；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05-09

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说起来简单，但是展开来看，立即会进入悖论推理――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文学化文学。这三个悖论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这三个悖论中也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处于三悖论征候群中的文学他化问题，它们是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一、文学非文学：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

文学非文学是文学他化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命题揭示了一个比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审美才情、文学是一定上层建筑之上的特殊意识形态等定义远要深邃的思想。

文学非文学是不言而喻的悖论，但也是颇为实在的常情。神话对于创造神话的族群而言，那是对神性神秘的崇拜，对万物有灵的敬畏，但是后人特别是今人，却把它当作最美的文学，甚至称之为“文学的母胎”。《诗经》自然是先民的歌唱，无疑是文学，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文本，在其收集、删改、编纂的大手笔――孔丘那里，整改的目的却在于“兴观群怨”，在于“思无邪”，在于外交辞令的需求，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离骚》、《天问》当然是文学之瑰宝，而且是有诗人姓名的骚体诗歌，但是作者并没有从今天我们理解的文学意义上看待文学和创作文学，而是质疑自古以来的不解，抒发饱受各种压抑的幽愤。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有“无韵之《离骚》”的美称，而作者本意则是“史家之绝唱”，即师法周孔，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之言。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是推崇文学的“皇上”御笔，然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本质上却在于政治考量。《文心雕龙》一向被视为文学自觉的鸿篇巨制，倘若透彻地解析刘勰的深衷，则明了其原道前提的预设和文体丛林的擘画，即原本是文学神思的还原，是诗性智慧的别裁，换言之，作者真正表达的是文学悖论：文学是文学，同时还有文学非文学。

文学非文学，不仅中国古代的文学如此，外国古代文学亦然。古埃及的《亡灵书》，古印度的《原人歌》、《奥义书》，犹太先祖的《圣经・旧约》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它们都是以别的原因问世，今人理解的文学不是创作者和传唱者的本意。当今文学之所“是”，出自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变迁。西方语言中的文学（Littérature）一词，本意是指把隐蔽的东西显出来。发轫于文艺复兴的西方文教运动，本质上也是要把各种潜在能量挖掘出来的开显过程。近600多年来西方的学科越分越细，西方的文学越来越露：显露自然，显露性情，显露基础，显露阶级，显露“三我”，显露结构，显露肉体……。这样的文学观，比起古人所谓才不可尽露，势不可尽使的思想真是一种现代性的背道而驰。尽管如此，显露性和科别性强烈的文学并不就是其自身所鼓吹的那样独其所是，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虽然所有现代文学的辩护士给文学下定义时，无不把内容和形式统一，将文学与本体整合，举例来讲，文学是人学、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是审美活动门类……，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本身已经暴露文学很难就是这样的文学。因为作为谓语和表语的后半句并不能与前面的主语完全同一，更何况举不胜举的定义相互冲突，都有与非己者大相径庭的论据。

近几十年来，文学是文学――文学自性――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文学的“是”字流派竭力申述文学的纯洁，维护文学的种性，倡导文学性的理论家们为之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文学的“非”字群体历数文学的“不是”，揭示着文学的去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家们大都是非字号的杀手。需要肯定的是两大流派的历史贡献。开发文学之是文学者，其实践活动和理论事业殊堪珍贵，因为这种努力为人类提供了那么一个审美的品种。问题在于所有文学自足和自立的论证都是顾此失彼的言说，尤其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文学是文学的定义，都没有将文学的否定性命题涵括进来，因而，所谓自圆其说实际上并未在逻辑的自反悖论中得到圆赅。解构文学之非文学者，不仅有首食螃蟹的勇气，而且有解析文学弊端的敏锐和另辟蹊径的胆略，但是砸锅卖铁绝非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在文学研究问题上更需要披沙拣金的吸纳。文学是文学的思想亟待改造，文学并非文学的意蕴也亟待开发。

笔者提出的文学非文学主张，不是提出一个与是―非两派调和性的命题，而是对文学及其生存韵律的深层次概括，目的是为了统筹兼顾文学研究的基本环节，给面临自然、人文、科技全球化和太空开放的文学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石。笔者近10多年发表的《文学根器解》、《文学隐秀论》、《文学归藏论》、《文学归潜论》、《文学归化论》、《辟文学刍议》、《论人文学术还家――兼释文史哲互根》等文章，都是以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作为纲领，在更宏大的学术境域中逐一展开论述。本文讨论的文学他化论，就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向度。质言之，阐发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命题，不仅是为了捕捉有史以来文学的是非两面，而且力求吻合文学及其理论变革的大势所趋，对于身处地球村文明和面对太空化生存的文学来说，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文学非文学好比一个人的是己非己。从生物学的范畴来讲，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细胞体系，每时每刻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其成长过程披露出了个体的自立自足自强，他就是他，而在生物获得性遗传之种属禀性方面他又不是他，他是获得性遗传。他不断吸收的营养成分当然不是自己，充其量慢慢成为自己。他的生老病死展示了一个生命的他化过程。文学亦然。祖上的基因经过了若干次阴错阳差的耦合，在“这个”时段方才成了一个自己。在成己之时，它有了排异的自我感觉，于是它真以为“我是独我”。作为人文现象的文学，从其进入社会和历史之时，它是在成为它之自我，然而这个它之我，是许许多多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以及历史机遇促成的我，任何一个必要的还原，都意味着我不是我，我是其他事物的合成型共在。在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方面，混乱的天光云影时刻都在文学的思想意识中聚合分散，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有意识，共同组成了一个我的集合体，即自我非我。非我成全了自我，自我超越着非我，自我与非我一起演奏着我是我与我非我。因而，文学之我首先就不是我――这许许多多的非我原本不是我，只是经历了一次次的分流与偶缘，让文学之我有了那么一个出头之日，让作为自我出现的潜在的非我之我在此刻之我中获得一次绚丽多彩的绽放。

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也包含着对文学主体和本体的变位思考。说文学非文学，等于说文学之主体非主体，本体非本体。一个文本，一种文体，一种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在积聚生发成分和酝酿潜在力量的过程中，呈显为非本体或前本体状态。当它们崭露头角乃至自成一体之时，便有了人们习惯上所讲的文学的本体。当它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思想诉诸文字并形成体制之时，就有了本体的主体及其意识。文学的有些类型相对早熟，如诗歌、散文、悲喜剧，文学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则是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统绪和教育体制的产物。在文学方面追求本体和主体及其意识的文化现象，是启蒙运动思想文化的一种产品。文学主体，不论是作家一己，还是其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阶层和兴趣群体，是人文与自然的合力在一定历史时段的绽放。这种特定的绽放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其绽放面遮蔽了促使绽放的合力，压抑和疏离着不合时宜的反合力。绽放面无论怎样灿烂辉煌也不能抹杀或消除非绽放方面和反合力的真实存在，更不能永远否定和阻止后者的待机而起。而且文学主体的形成和绽放，决不意味着这种主体性可以逃脱自身向非文学异在的转渡和向非文学母体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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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意义上讲，文学非文学是一个二律背反问题。康德关于客体围绕主体转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际上为主体张目，而他的物自体之不可知论，又为主体鞭长莫及的事物留白。这样的思想与其无功利而愉悦的审美理论，都对文学的是己非己留下了拓展思路的可能。黑格尔将文学理念看作精神现象上升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他抓住了文学与精神长河的总体性关系，为理解文学非文学现象揭示了一条博大精深的精神之川。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思想以及“按美的规律创造”的观点，为文学的本体起源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为文学的异体起源论找到了有力的根据。1979年笔者曾详细阐发过马克思关于文艺的本体―异体起源思想和自律―他律张力体式的理论价值，这个思想对今天开发文学非文学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领域的开启，为文学非文学的理论发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卢卡奇通过整合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及文艺理论思想，提出了对审美主体和本体问题的新的解读，遗憾的是文学非文学、主体非主体、本体非本体的辩证关系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雅各布森、托多洛夫、热奈特等人深入探讨了形式主义的文学特征，他们对文学性偏取偏断的研究，对我们全面地把握文学现象有正反两方面的启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将尼采反文明包括反文学的思想推到了极端，构成了关于文学研究的新的挑战。笔者关于文学非文学的钻研，既是对古今中外文学基本原理的反思，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反文学倾向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和突破性的尝试。

古今中外的理论家，关于文学的思想不外乎两个大端，一是从文学的所谓内在的必然联系方面为文学寻找存在的理由，一是从文学与某种外在事物的关系方面说明文学的寄生或受制原因。前者大都阐发的是文学的文学性，后者主要论证的是文学的他律问题。就理论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统一性而言，上述两大趋势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性贡献。可是当我们一旦从任何一方的对立面审视，各方的优点和缺点又呈现出矛盾的甚至是敌对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自体系症状，该症状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自封闭和排他性两个方面。治疗自封闭和排他性都需要开放性的心态和开放性的眼光。过去我们经常强调，一个理论家或一个学者应该兼容并包，现在看来兼容并包还是有局限性的。兼与包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我主体立场。在学术上我主体式的兼包已经难能可贵，但是绝非上乘，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我非我的通化。我非我，是说我既是我，同时我又不是我――我是我，我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我非我，我虚己他化，生能舍己。文学非文学就是我非我的思想的具体运用，文学他化论则是文学非文学的他向思考。换言之，文学他化论是文学非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阐发文学非文学他化向度的关键步骤，也是疏通上述两个文学思想大端的能动环节。

文学他化，他的出现举足轻重。他是谁？他是你我之外的第三者。他和你我一样，都有可能是平衡性或否定性的一极，非常关键的是后者。即便是一个坏的因素，他的参照性、牵制性和调节性作用不可或缺。因他的出现，我与你或我与对象，或你与对象的关系在格局上发生了变化。人类天性排他，这既是人的动物性遗传使然，也是人的前人性或曰非人性作祟。由于他者的投光和在场（哪怕不在场），你我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有了新的调整。真实的味道在“品”字三口中形成，公平的关系在“众”相多人中建立，“”和的氛围在戮力齐心中酝酿。真正的公正和相对的公正，只有在打破二人结构时才有可能形成。文学中最强大的作用力是我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你是我作用磁场的附件，他是我叙事方式的道具，但是当他作为叙事中心，作为我和你都必须参考、敬畏和成全的一个重要存在之时，作为我主体从事文学活动的制约性尺度之时，不仅我和你因之无法一厢情愿地独占鳌头，而且我与你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斗和心照不宣的默契也随之打破。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考虑到他者的作品比你我之间的二人转更接近真理和正义，更具有文学所要求的艺术性和复合性。他是源头的活水，是你我的见证，是真理性的一个活性因子，是文学“是文学”而又“非文学”的可自由可公度的新生面。而文学也正是因为能够他化，才不致陷入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或死胡同。

西方的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每时每刻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文学非文学的现象与这一条生成非生成的原理一脉相承。古印度的佛学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文学非文学的悖论与释教色空观的变位洞察相互印证。中国古老的智慧很重视有无相化的圆通思想，文学非文学揭橥的正是这一化感通变的要诀。过去我们讲中外思想方法都是为了高扬某种特定的主体或本体学说，于是举凡讲为是之道便备受赞扬，一旦涉及非是之处，立刻有犯忌之嫌。实际上是与非是，原本都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彼此与非彼此，各方与非各方，互为资质，互为现象。人们强调某一方面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忽略其他方面必然破坏了道理。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正是为了纠正过去一边倒的文学观，开放的是文学的门户，阐发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命题：文学是―非的相互涵养。

二、文学反文学：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

文学反文学是文学他化的对抗形态。这种对抗不是文学生发的唯一规律，但却是文学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文学必然经历的宿命。文学自反，其不可思议的背后，有着文学悖论生发的奥秘。

文学反文学，表现在文学体式间的对举和替换。这是人们熟视无睹的秘密。文学样态从来就是在递相抵消中代谢，抵消式代谢既是吸纳，也是排除，既是对举，也是替换。《周易》与《山海经》都有神话，但脉络不同，前者传自黄帝周孔，后者源于炎帝蚩尤。华夏远古神话之间的抗衡和分流于此见出端倪。我们还可以对诗歌体式做一个更为“原诗”的追溯。原始部落单音节的重复性呼叫，是单韵语的破天荒，或可称“一言诗”的滥觞，于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言诗”遂成过去。二言诗萌发，“一言诗”逐渐隐匿。三言诗产生，二言诗随之潜转。四言诗发祥，三言诗走向式微。五言诗走俏，四言诗落架过气。七言诗辉煌，五言诗一度低靡。宋词元曲迥异于唐诗。近代以来的新诗歌，又掀起了与古旧诗词激烈的抗争运动。时至今日，各类诗歌此消彼涨，不时有上述某个体裁的诗作冒尖。从总体上看，潮起潮落，无非是把诗歌反诗歌的内在矛盾演绎到了微妙的程度。散文亦然。早期的散文以原典和史传见长，而原典和史传大都从审美传情得益，但同样因为情美性征招嫌。情美最终让散文成为文学散文，情美也使散文成为破坏自身质朴气质的精神鸦片。形式华贵莫过于骈文，诗体文综的考究在骈文中登峰造极。此类文学固然很美，但是文思和诗情也由之带上了非同一般的镣铐。变文、传奇、话本、小说、戏曲……，所有这些个文学样式，不但递相掏腾，后来居上，而且貌似发扬性的传承，实则牺牲式的兴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承与创新其实是遮蔽与别裁，移植与改造包含着抵消与取代。文学性从非文学的文史典籍逸出，文学性给文史典籍点上了美人痣；文学性在不同的题材中招降纳叛，文学性也给文学自身以俄底浦斯式的戕害。

文学反文学，表现为后发文学对前在文学的逆转。逆转是后起文学对前此文学的回流性反拨和逆向性平衡，这一现象常常从突破典制方面披露出来。出土殷商甲骨文古歌神性浓郁，《四方风》① 和《今日雨》② 将读者引入一个天人沟通的世界，而《周易》中保留的歌谣则人性味凸显，人神地位的明显变化，透露出商周相反的文化价值取向。后者对前者的逆转，是人性诗对神性诗的反弹，也是禀命造化的本原诗与人性诉求的才情诗相互之间的切磋和逆向性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反文学。《诗经》也是一个范例。这部经典扼杀了什么？沿着孔子单行道，远古大量的前文学、亚文学、准文学遗产为之深埋大葬，甚至永远泯灭，而符合克己复礼尺度的仁义诗则被保留下来。这是另一种特点的逆转――狭隘的诗学取舍。将《诗经》与《周易》古歌相比，在孔子筛选和删改后的诗集中，看不到大气磅礴的诗作，也看不到感情奔放的歌谣，而《周易》留给我们的68首古歌，则气势博大，意境深远，思想相当解放。将《荷马史诗》与《诗经》相比，前者那种人鬼天龙兼收并蓄的恢弘，留给后人的信息远比后者丰富。如果让孔子删改《周易》，或者让古希腊也出一个孔子去整编《荷马史诗》，有多少上古的精神资源能够保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圣人出而文学残，《诗经》成而古歌湮。毋庸讳言，在《诗经》是诗经的方面来讲，孔子做了一件有典制意义的工作，他为中国开拓了兴观群怨的节情伦理诗论，但是从文学反文学的他化思想而言，其中庸式的礼化诗学既窒息了远古诗声，也扼杀了春秋的诗歌种苗。孟子所谓“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只是找出了春秋诗歌式微的一个原因，他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接受另一个事实，即孔子式《诗经》典制化的片面取舍，由之造成的缺憾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诗学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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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就有过对孔子诗教非典制化抗争的逆转。群体化的逆转有庄子一脉，非群体化的逆转有屈子个案。庄子和屈原都不属北方文化范围，尤其不是儒家系统，南方文化让儒教的蔓延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庄周凤歌笑孔丘，屈平楚辞震《诗经》。文学庄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最懂得文学非文学，而且在于他很擅长文学反文学，特别在于他极其通晓文学化文学。庄子谈哲理于方外，荒诞谬悠一任自然，文学非文学于斯为盛；庄子寓庄重于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学反文学臻于上乘；庄子崇大道而积虚，去己丧吾直逼天倪，就文学化文学而言，庄子是千古一人，庄子的门生及庄派后学在文学他化方面贡献卓著。屈原是另一位楚文化的代表，他敢爱敢恨，善死善生，融政治于骚体，冶学术于抒情，声调均异于风雅，是非颇谬于圣人，自铸伟词，别具神韵，这是让儒家以《诗经》为典制的文学说教瞠目结舌的创造。孔子儒教非常重视文化体制建设，几至无孔不入；庄子文学格外看好精神的自由舒展，可谓似庄却谐；屈原楚辞尤其凸显个性的充分张扬，堪称诗界绝唱。孔子是华夏儒家一派的诗学之王，诗学之王出而歌声歇；庄骚是中国先秦文学的翘楚，翘楚之风起而诗韵长。应该庆幸中国文学有逆转性的巨擘，舍此华夏诗学真成了孔府家酒。庄子和屈原对儒家诗教的逆转，都逐渐由个体性的抗争变为群体化的逆转。庄学和屈学对后世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庄子与屈原不啻华夏一族的两个异类，他们的逆转，使中国文学他化为之增色；庄子与屈原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的瑰宝，他们的逆转，也让世界文学他化之星空日月闪亮。“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这样的评价不仅是文学人龚自珍一己之体会，而应该看作是整个人类文学史的共鸣。

经过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和汉武帝的思想钳害，文学反文学难乎为继。但是逆转典制的活动并未绝迹。所谓山高无碍白云飞，竹密何妨溪水流。逆转活动在隐姓埋名式地进行，《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就是这样的文本，是非典制化的开放性篇章。它们是《诗经》的逆转，于诗思有反，于诗体有变，于主笔有隐，与贵贱有平，遮蔽了文本成为经典的痕迹，避开了诗作定格典范的强制，绽放了众语匿名喧哗的场面。正是由于它们的慷慨承担，才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中汲取到一种与诗学传统不同的意蕴。在那里，诗歌继屈原之后再次成了逆转主流文学的压轴之作，甚至再次凸显为文学反文学的攻玉之石。变态了的诗学风云在这里净化，逆转中的文学急流在这里缓冲。《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没有留下作者、编者、润色者、甚至演唱者的姓名，这正好见出如是两种文本对儒家正统诗学典制的自觉不自觉的逆转。它们不像《诗经》，仅仅由一个大圣人一手定乾坤，也不像楚辞，靠一个落难的贵族诗人大笔成楷模，而是许多文人介入的创作，是许多艺人参与的演绎，许多编者经手的加工，许多读者转抄的传扬。它们不像《诗经》、楚辞那样被主流话语奉为圭臬，而是广大的读者群体共同成就了的千古不朽的传唱。《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是无名的诗界奇葩，是实际在传的文运关捩，向前比较，它们是对华夏高古文学伦常化的矫正，向后推移，它们是对中国中古诗歌的风情化的洗练。在含蓄、空灵、亲切、自然、写意、恻隐等情趣和意蕴方面，我们可以说它们也是对此前文学反文学过激现象的平衡，是对隋唐两宋诗歌再次辉煌的预演。这两个文本是划时代的瑰宝，但也是中华民族悲辛的纪录。经过残酷而漫长的封建专制压迫，类似庄子和楚辞那样的宏构伟制已成为历史，在巨型叙述方面的文学他化式的创造有待来者。

在世界文化范围看，有一种极端性的文学他化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逆反。文学逆反是比逆转远为激烈的文化剧变。这个话题将文学他化研究引入了断裂性他在的向度。文学逆反性的他化带有普遍的可探讨性，它不是一般所说的批判与继承或传承与创新，而是根本性的逆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用形象的语言概括，那是川谷陵替式的更换，是沧海桑田式的取代，是流沙浪丘式的覆压，是天塌地陷式的崩裂。古巴比伦文学、古埃及文学和古印度文学的中断，就是这种伴随文化断裂出现的文学断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颓败以至灭绝，后来者对前者采取了毁而代之的措施。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也曾经遭此厄运，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同样做了毫不留情的逆反性清洗。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文学是对中世纪文学的逆反，有趣的是文艺复兴运动在逆反中世纪文学的同时，还表现出对古希腊文学的回溯性逆转。印度的佛教文学逆反性地覆压了古印度文学，而它后来又被非佛教文学所取代。类似的逆反也发生在不改朝换代、不种族消亡的文化变革之际，后现代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文学思潮是对近现代文学的逆反――传统的文学乃至文化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性文学已不再是花样翻新的陌生化，而是把文学彻底地变成非文学。这种现象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反文学，也是文学他化的极端表现。

逆反是与逆转完全不同的他化现象。逆转是对前此文学的反拨、矫正、纠偏和更新，而逆反则是另起炉灶，改道易辙，不仅文学道路转折，而且文化性质改变，甚至人类审美及文化公理均遇到考验，或被践踏（如上古时代两河流域的文化更替），或被覆盖（如西方基督教典制对希腊文化的遮蔽），或被取代（如西方近代文化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变革），或被消解（如西方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崛起）。逆反是对主流思想的抗争，是对传统文学的挑战，是审美趣味的改变，是不同文学潜能的释放，换言之，逆反将种族和人性押上了命运的审判台，把文学和文化逼进了精神的断裂带，把思想和理论推向了智慧的绝对点。从思想赓续和体式兴替背后的哲理来讲，逆转是一种反常近道，是一种典制更新，说到底仍然是一种严峻的“窝里争执”，充其量产生一种“导向转变”；逆反是两种命运的较量，是两个板块的对决，是两个天体的碰撞，一句话，是文学他化的一个极端问题：当不能或无法他化的他在袭来时，如何把握民族和文学的命运？这样的思考已经濒临善恶伦理与天命理念无法沟通的鸿沟天堑，那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话题。

在阐发文学反文学的体制大端之后，我们也不应忽略另一种形式的他化性逆动：文人相残。这是人们蓄意淡忘的事实。文学人士在相互比对中逞才，在争夺资源中较劲，这也是人之常情，文之常态。文学是个性之花，是文人们负才使气的舞台。相轻相争，有时适可相反相成，所谓磨合即此义。老子尚无，孔子履仁，虽然共美于春秋，毕竟心远而道反；孟子刚强，庄子自然，尽管同生于战国，终究志乖如参商。这可以称作文人相轻的磨合互补。但是一旦相轻过了头，那就是相诋、相谤、相倾、相轧，这就是我所说的相残。韩非遇李斯，同门且遭害。班固论屈原，异代犹排斥。司马迁被宫刑，不仅仅是一个汉武帝的暴虐，在本质上是满朝文武的合谋。三曹一家，乞命至于七步。三李异秉，受制有过六合。“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何止是孟浩然个人的感喟。“总为浮云能蔽日”，“不知何处是他乡”，应该看作是李白为所有落魄文人的悲歌。卢梭与伏尔泰都属于启蒙大师，前者独立特行，生悲死哀，后者城府深沉，尊崇享及后世，倾轧的天平何其失衡。乔治・桑好客名闻遐迩，仍然免不了波德莱尔等人的肆意攻击。索尔仁尼琴才华出众，决不向强权低头，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容忍肖洛霍夫的天才英纵，曾诬陷后者“剽窃”。几十年后《静静的顿河》手稿重见天日，终于使后者所受之污辱得以昭雪。文人相轻的度不好把握，而且负才使气的文人们在日常磨合中往往失之偏颇。杜甫惜李白，称：“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诗圣一往情深，而诗仙则有“饭颗山头逢杜甫”的嘲弄。诗才如仙，尚且如此，凡夫俗子，谁能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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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领域固然有惺惺相惜的美谈，也有肝胆相照的佳话，但居多的却是文人相轻的陋习，更可怕的则是尔虞我诈的倾轧。文人相轻往往出于趣味偏见或思想局限，虽然不利于乡愿式的交友，但是有助于学术上的争鸣；而尔虞我诈则属于人性恶欲，是盘踞在文学领域的毒蛇。数千年来，谋诗害命见于甥舅者不是孤立的事件，窃稿自美欺师灭祖者大有人在。中外文学史编纂者大都披沙拣金，串联的尽是佳话美谈，文人们比草莽匹夫远为卑鄙的一面则被淡化，被遮蔽。文人相残，文学自戕，这个话题绝非文学史的美玉微疵。韩非被害，屈平沉江，班固狱死，杨修遭戮，刘勰潦倒，李贺夭折，章学诚早逝，龚自珍暴毙，柔石惨遭杀害，鲁迅毕命英年，冯雪峰罹于文祸，老舍沉湖自尽，沈从文盛年辍笔……，与其说天妒其才，不如说人忌其能。百花丛中的污浊并不因姹紫嫣红漂白，学术史上的屠戮却由于刀尖笔利改写。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需要颠倒来看。历史如此，文学何尝不是如此？

文学反文学，这是对文学人根性的考验。根性即本根。本根在界，在界意味着有物混成，其功在酝酿，德在缘起。缘起是诸般因素成就一个事物。根性非童心，童心并不像李贽说的那样纯真。小儿尚有杀人者，儿童犯罪并非罕见现象。此处讲根性，旨在说明文学人在根本上是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化感通变地自我改造。是物三分害，非己一段清。文学和文学人一样，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文学是文学，有其是文学的局限和自蔽性的问题；文学反文学，也有其反文学的理由与漂移性的偏颇；而他化，则是突破是文学与反文学的连环扣，是防范文学腐败文学的净化池。当然，他化如果进入他制式的他在，则会陷入另一种独断。你我他的任何一种独制均非福音。你我难免偏至，但是他化，尤其是你我他相互的他化则是成人之美，是文学和反文学的矫正性辟合。文学的同流合体，是庸才。文学的与众不同，是创新。创新活动大都会离经叛道，至少是逆反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文学伦理问题，同时涉及到文学宗派和流派的合理性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文学自由问题，即不论内在还是外在，能容得他者和他在才是无为而有为的文学，能成全他者和吸纳他在才是出神入化的文学。提倡文学他化，其意义相当深远。

上述逆转性创新、逆反性取代和逞才性较劲，发生在文学自身，表现于文学的自覆自反，而其本质或深层则是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他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了文学是文学，即文学中的审美和谐、神思超迈与怡然可乐的一面，但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剖析文学反文学的内在机制。如果说文学是文学捍卫了文学的面子与尊严，那么文学反文学揭示的则是文学的尴尬和荒诞，即审丑矫枉，解放才情和被压制的创新。审美神思，张扬的是文学协调性道德的必要；审丑矫枉，凸显的是文学进取性伦理的艰险。进取与协调，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刚柔奇正，一起刷新着文学的隐秀去留。

三、文学化文学：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文学是跨界性生存的事物。因而关于文学的本体起源与异体起源的争论，从一开始就陷于偏执。本体起源说将文学的理据集中于文学性的成分，异体起源论把文学的根源归之于非文学的母胎。其实文学的悖论性命运与生俱来，文学的悖论化去留到底未改。（悖论化去留，不是指悖论的去留，而是指去留成为一种悖论。）跨界性生存，牵扯出文学的痛苦情感――文学不文学；悖论化去留，触及到文学的最大难题――文学化文学。文学是文学，而又同时化解文学。这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此处只阐发几个大的环节，它们是文学悖论化之出没、变耕和转渡。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语双关。文学跨界去留包含着悖论化的出没。其出没的锁钥是辟合。笔者在《文心雕龙辟文学思想刍议》中指出，“辟”是一个多种义项对立分歧而又通转互补的字眼，辟文学或曰文学辟合，就是文学非文学最好的表达。有些文学离我们远去，但又时时让我们倾心萦怀。有些文学已经枯萎，却又在另一个时间韶华重现。有些文学销声匿迹，数千年之后突然莅临人间。有些文学曾经如过街老鼠，时过境迁又成为抢手的读物。有些文本长时间不算文学，换个角度分明又是经典文学。许多历史文本和当下作品，本身就在文学非文学之间辟合，时刻等待会心人慧眼识珠，等待有缘人打开封闭的关锁。悖论化出没的门户是圆通。打开关锁，还要登堂入室，开放门户，有待圆通曲致。圆通，才能在文学处看到非文学，在非文学中看到文学。《周易》、《圣经》绝非文学，然而衣被文学，胜似文学。老庄孔孟，均非文学，但是其耕播文学，又相当文学。二十四史，岂是文学，可是其渗入文学，且披露文学。为什么这些文本能与文学合，因为它们本身有圆通之道，因为阅读者有圆通之德，因为作者、文本、读者的去留变化中有圆通之数。悖论化出没的智慧是融会。融会是文学去留难题的真切的化解，因为辟合开其关卡，圆通入其门户，融会才能打成一片。融会之于文学非文学，是熔为一体的智慧。以融会的心智读文本，文学气脉油然而生；以融会的手法写春秋，春华秋实诗意盎然；以融会的气度解疆域，森严的壁垒实在可以消弭。融会本质上是超越美学的感性学通衢，感觉与理解的整合在其中酝酿；融会在精神上是突破诗学的文艺学缘构，文学与艺术的沟通从他在聚焦。辟合为文学的去留而守望，圆通为文学的去留而解蔽，融会为文学的去留而开化。在辟合、圆通、融会的理论方法中，文学的跨界已跨未跨，在疆非疆，有界无界；文学的来去浑然一体，来就是去，去就是来，悖论化的出没因之而获致升华性的化裁。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体两面。文学跨界去留呈现为悖论化的变耕。变耕的间隔是语言，这是一个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的命题。人们通常把文学的变耕理解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使然，具体讲，是政治主导和经济制约的结果。这样的理解当然有道理，文学变迁与此类原因息息相关。但是有没有某种因素是贯穿而又超越了这些牵制性的事物呢？有，那就是文学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去留，原本是语言的起承转合。各种社会历史的东西固然牵制语言，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文学语言往往可以超越社会历史条件轰动世界。汲冢书和上博简，藏经洞古卷的出世和敦煌学在东西方的崛起，虽说是由偶然的机遇而出入尘世，但是作为语言的艺术却可以入地千年而出世万里，行藏诡异，跨越地域，将语言的艺术尽情地舒卷。文学是语言气脉的涵养。从无到有的创制是语言花朵的开显，从有到无的隐匿是语言根须的潜藏，语言文本间的移译是语言品种的杂交，文体间的消涨是语言艺术的轮作，文学人的盛衰是语言境遇的顺逆，文学上的休耕是语言气脉的养生。这些层面，一向为许多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忽略。

如果说变耕的间隔是语言，那么变耕的牵挂则是他者。文学的精耕细作逐渐使文学人士陷入自我封闭的处境，文学的持续单植最终让文学园地变成萎靡不振的花坛。文学的套耕间作必然为各类品种留下与邻为善的余地，文学的轮耕休耕自然使文学生态成为郁郁葱葱的植被。这样的间隔不难理解，因为物一无文，和实生物，民胞物与，文学亦然。前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全面的说法应该是“一代集百代之大成”。一文有多文的涵养，一生有千秋的关爱。文学间隔是对同类质朴的温情，文学变耕是对他者深沉的挚爱。在这种意义上，让过气的文艺品种潜伏蛰眠未必不是好事，刻意花大代价挽救濒危文化似应适可而止。一个文化或文艺种类寿终正寝，正如一家人的祖先与世长辞，有句话叫“入土为安”。不要因为后人们今天有钱有势了，一定要起先人于不封不树的坟茔，为他们重修祖祠，再造金棺。真正的孝子贤孙应该是继承前辈的优良精神，努力创新，再造辉煌。这才是不愧先人爱后人的光宗耀祖。变耕的间隔要讲的便是文学艺术上的一个朴素的道理：对他者实在的亲，真正的爱，愈是真爱大爱，愈是自然无痕。变耕的间隔，就是这样一种对他者由近及远，乃至无远弗届的爱。这就是文学非文学悖论的大爱境界。变耕的尺度是博大，“各领数百年”，是小年；“麻姑一去海生桑”，是中年；“碧海青天夜夜心”，是大年。摆弄文学也好，钻仰学术也罢，都要有甘于寂寞的心境，放得下自命不凡的身段，才有心事脚踏实地地耕播，展得开万古千秋的气概，或许能够勘破苦寂死灭的大关。如果一个人以大年的计算争朝夕而惜分秒，以永恒的追求继往古而开未来，即便出不了精品，也决不会生产文化垃圾。

文学化文学，是文学去留的一举两得。文学跨界去留披露出悖论化的转渡。其本能性的转渡是潜移。“断竹续竹”之歌，“举重劝力”之说，虽然有功利之嫌，总归是天性之吼。“诗亡而春秋作”，史盛而韵文伏，当然为理性驱使，也不乏松散本能。民谣之雅化，骈文之美致，律诗之严整，戏曲之程式，小说之跌宕，影视之遮诠，不惟社会历史变迁使然，也是文学资质的性之所至。野生动物的转场属于物种生存的自然选择，文学样态的兴递在于意识有无的合力推移。有意识开发是功利要求，无机心运作是潜移默化，文学的跨界去留正是在悖论化的演绎中转渡。其艺术性的转渡是隐秀。《文心雕龙》对隐秀下过这样的定义：“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刘勰此论，将隐秀的修辞学含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对隐秀论的辩证关系语焉不详。应该说隐至超脱，秀在其中；秀于化境，隐亦希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隐就是秀，秀就是隐。隐秀的微妙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学的艺术，需要相当的修养去完成。其终极的关怀是归化，有此关怀，才能使跨界去留的转渡臻于化境。归化是反朴归真，反其朴则生生不已；归化是泯隐化秀，隐秀合则母子同堂；归化是克己复道，返其本则与道俱化。从归隐（隐秀）、归藏、归化逐层修为而言，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不会潜移默化和隐退消亡，那才是真正的可畏。

总之，文学是跨界生长的精神树，只有在非文学的滋养下才能枝繁叶茂；文学是象牙塔里的自由花，只有在反文学的突破中才能绚丽多彩；文学是藏风聚气的隐喻体，只有在化文学的归潜后才能淋漓尽致。在文学非文学的视野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文学边界线的狭小；在文学非文学的聚焦处，我们才能充分地领略文学去中心的可贵；在文学非文学的命题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史哲互根的重要。在文学非文学的钻仰上，我们才能细致地感受到传统文学理论的局限；在文学非文学的圆赅后，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学及其理论变革的必要；在文学非文学的辐射圈，我们才能有效地因应寰宇时代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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