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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人设想成最坏的,并按照这种设想行事,那么到头来他们往往会证明你是对的。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也可以信赖的话,他们也常常如你所愿。
从我写作的房间可以远眺英格兰东部的田野与森林。这真是抒情诗一般的田园景致,只待日后有像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之类的画家用油彩把它捕捉下来。看着老照片,你会觉得眼前的景色跟100年前一模一样,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人们仍然坠入情网、生儿育女、遛狗散步、家长里短,生生不息。
爱与死,寂寞与责任
每个人都必须处理的几项人生大事――爱与死、寂寞与责任,仍然在我们肩上。然而表象是会骗人的。100年前,两个人在这片田野上用大镰刀收割谷物的速度是一天1英亩地。今天,约翰一个人只消一天就可以收割20英亩地,若不是因为与雇主之间的合同如此约定,恐怕他还能干更多。过去的小农场如今已经被某些较大的东西吞噬了,原有的工作方式也已不复存在。
村里的居民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为电脑公司、房地产公司或是出版社工作,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连接是电脑与传真机,而不再是耕作的农具。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把这种工作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往往都是一整天不在家。这就和过去不太一样了。
屋子里的墙上装了防盗警报器,过去这里的人,可是连门都不用锁呢!装警报器是因为在那些屋子里,有许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去偷的东西。我们在物质上更富足了。不过有些人却觉得错过了机会,或者如果他们还年轻的话,他们也担心自己得不到机会。对于该做什么、该买什么以及该住在哪里这类事情,大家确实拥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起来会比以前容易。尽管大部分的房子看来仿佛一直都坐落在那里,但是住在屋里的人却并非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的,而他们的孩子一旦羽翼丰满,也会离家单飞。这里不过是过客住的社区罢了。
我们住的村子可说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乍看之下,生活似乎仍然像往常一样,可是仔细一瞧,变化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层面,并且深植于生活之中,而我们也很乐于把这些变化称之为“进步”。20年前,当我们买下这栋小屋时,厕所是在外面,而且也没有电。但是,现在住起来可舒服多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要比过去舒适得多。然而天下之事,鲜少不是祸福参半的。
财富能买到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都被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给搞糊涂了。我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也将人划分为贫与富,并且把许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搞得精疲力竭,却不见得会导向一个令人更满意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纵然如此,任何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商业化的这种流行新趋势,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一家医院,以及我的生活,远远甚于区区一桩生意。
累积相当的财富却无法使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的估算,全世界有1/3的工作者正身处失业,或是只能兼职的境地,那么创造财富所需的效率又有何意义?这种不断要求数字增长的热情何时方休?倘若以现今的速率继续成长,再过100年,我们将会买下16倍于今天的东西。即使世界的环境可以容忍这些负担,我们又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当今已经有70家大企业的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它们会不会继续成长?它们的成长对我们重要吗?
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问题不但漠不关心,而且还颇为志得意满。人们以为这些忧虑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阵痛,时间、科技与经济增长自然会理清一切。我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也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遭到虚掷、人在财富中却仍穷困潦倒的现象感到愤怒。我不仅对较为形而上的人生观与人生目标的付之阙如颇为关注,更担忧充斥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经济神话。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并非人生的意义,我们想必得做些什么,才能恢复这个平衡。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的误导
错在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相互竞争的传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确定性,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科学似乎是在暗指“我们”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塑造而成的,因此干脆躺下来听天由命吧。经济学则提出物质方面的繁荣富足才是共同目标,倘若接受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根据市场定律与效率原则,其余的一切都将难以抗拒地纷至沓来。宗教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谬误理论,并且大力宣扬,说什么只要遵从它们的规则,或是信仰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切都会安好。即使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如愿,在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也一定可以得偿所愿。虽然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统的说法都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根深蒂固的思想,却使我们的心灵抗拒不已。
适当的自私
自己与他人、个人(或个别组织)与社区的接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在英国人的世界里,个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在德国、日本与中国,尤其是中国,传统上都是集体优先。不过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区最后都得接触,都必须在自由与承诺之间取得妥协。身为爱尔兰人的我当然也无法离群索居,但我的生命乃是从我开始。我称之为“适当的自私”(Properselfishness),也是一种对自我进行的追寻;矛盾的是,追寻自我最好的方式,往往竟是通过与他人的纠缠。若想做到适当的自私,靠的就是为自我找到一个超越小我的存在意义,最后才可能承担起尽可能发挥自我的责任。这是享乐主义的一大悖论,换句话说,唯有在抛弃小我的时候,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我。
本书的主题是,我们心里都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因为这么一来,我们才可能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梦想不到的境界。倘若有这种适当的自私的话,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演变成比较好的模式。
“适当的自私”是一种乐观的哲学,因为它相信人终究是正直而可敬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之念,因此人类社会企图控制恶念是合理的。不过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把人设想成最坏的,并按照这种设想行事,那么到头来他们往往会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我们设计制度的原则是基于人是不能信任的话,那么那些人也不必费事博取信任了。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也可以信赖的话,他们也常常如你所愿。乐观的人总是遭遇失望,但人生若没有希望,可就太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