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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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育式管理是一种将管理隐含在教育当中的道术并济的管理方式。领导者身先示范，以培育德才兼备接班人为本，与当前西方的组织文化管理有着诸多融合点。总结当前企业中西合璧，道术并济的管理案例并加以理论化，尤其将儒家自我管理为本，汲取环境正能量，循序渐进，各类组织携手培育当代圣贤君子，无疑对于民族软实力的提升，和谐社会乃至世界和平的促进大有裨益。

当前各类组织所面临的整体绩效不稳定，成员整体素质下降，乃至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已经让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们困惑不已。席酉民教授提出“和谐管理理论”让学者们对于历时五千余年的中华管理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四大文明古国，所经历的管理实践，经验与教训无疑可以提供有益借鉴。《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1】就是那时圣人从道术并济角度的分析法治和德治两种管理方式的特点和后果。但是“管理”鲜有提及让人们对于儒家寓管于教的管理方式存有误会，有必要首先分析儒家教育式管理的特征与可借鉴之处。

一 儒家教育式管理特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2】，让人很容易忽略以教育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管理方式。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疆域辽阔，民族多样，礼乐教化，德政法治兼行的综合治理方法贯穿了两千五百余年的社会历史，有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辉煌阶段性成果，谁能抹煞这种教育式管理的功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当中，人际关系和谐的艺术与科学，唯有儒家以仁义礼界定清楚并切实做到，实现了五千余年的一脉相承。但是智慧的先祖为何不提“管理”二字？

中国没有“管理”的原因：管理一词（Management）的确来自于西方，指的是对工商企业，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一切活动的指导，目的是使得每一行为或者决策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为何名符其实的“管理大国”不提管理？原因有三：

第一，管理本质是协调，不是强制管控：《大学》中有“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说明中国儒家管理首先尊重所有人，无论贫富老幼，不论社会等级阶层，大家都是公平的，都身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二职，即“修身”（自我管理，提升自我修养）。这是做人的起点，可见民主思想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具有了。在自我修养提升的基础上，“和为贵”。大家都立足本职本分，各安其道，礼待他人，贫者安贫乐道，富者富而好礼，大家和平共存，各安其道，互助互帮，形成和谐共融生活环境。虽然法令制度并不可少，以维护良好和谐公共秩序，但是由于深知强制管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只是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底线，更多依靠道德礼治。孔子总结自己审理案件，与其他官员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总是设法让“诉讼不再发生”（借此事使人明理不再犯过）。人人具有仁爱之心，适宜当时环境，礼待他人，了解他人需求并恰如其分进行满足，言行一致具有信用（仁义礼智信）成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大家都各自追求自身修养提升，爱护家人，博爱大众，不断学以致用，实现整体和谐提升。

第二，终生学习的观念：《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到并时时演习理论知识，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孔子和自己弟子两千五百年前就示范出为人需要终生学习的理念。中国教育大国名不虚传：始于母亲的胎教，历经家庭，学校，社会各类组织历炼，终于离世，贯穿一生。无论个体学习还是组织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彰显本善明德，自己和他人在至善道路穷尽一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活到老，学到老确乎是儒士终生所为，不断向身边人学习，择善跟从仿效，见恶内省改正（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不断学习的态度，都以“修正自身错误”为一生事业，大家谦虚上进当中，不敢言及“管控他人”。

第三，感化人心需假以时日：儒家管理是一个领导者先提升自己德才，再在组织中带动大家一起提升，共享幸福生活的渐进过程。每人毕其一生来接受自于父母，老师，朋友，领导，同事等各方的教诲谏言，触动内心本善，反省过误改进完善，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自我修养方法要假以时日来变成习惯，仅仅单纯依靠外界强制管控力量难以实现，只有当事人自觉自愿改变才开始发挥作用。当人开始从内心认同大道，自己不断好学善道，力行善事，知耻改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人才会逐步被感化也随而发生改变（人能弘道，知天地之化育），再现出此时代环境中的圣贤君子可以。

鉴于只有父母老师领导的身教言传，和子女学生下属的学而时习密切配合才能实现家庭，学校，社会各类组织的整体和谐和道德水平提升，因此传统的儒家圣贤君子用教育而不用管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国家管理也用了“政治”一词（端正自身来端正他人，医治不良理顺关系），充分可见古圣先贤美好用心。而“管理”则从西方引入开始就强调“一方对另一方强制”，“法令约束权威”，法治得当无疑也会提升组织绩效，但是局部法治成功不一定会全局法治成功，一时法治成功未必会一世法治成功。秦朝历史证明法不可少，但是人的羞耻心侥幸心不可依靠法律约束产生，而教育可以使得人心向善，以守法为自觉。

当今的管理实践证实，管理者在致力于提升整体组织绩效的同时，如果忽略道德，往往出现“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如2008年金融危机。将管理活动与伦理结合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两千年前，儒家典籍《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出明智的由自己到他人，由近及远的管理逻辑。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是从自身修养提升开始，不可谓不切近不严格；目标是平天下，不可谓不高远不宽广。由于儒家管理者从培育自己开始培育他人，而且知行合一，层层历练，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才能引领组织活动，可以解决上述质疑。

儒家教育式管理特征：儒家传统君（领导），亲（父母），师（老师）融为一体，不仅因为这三种角色都是上级，言语行动，做人处事下级产生重大影响，更因为上级本身负有重大传承文化重任，在和谐共处中，身教言传地把仁义忠恕演示给下级，育化下级成为和自己一样的，甚至超越自己的“得道高人”。比较起当前流行的控制型管理，儒家教育式管理特征如下：

第一，师生道德水准共同提升：教者，效也，上所施行下所效仿；育，养子使作善。教育目的是使人为善。教育与管理融合一体，是有智慧，知行合一的领导者带领下属一同学习为人做事，精神境界不断向至善提升过程。领导者与下属以道而合，君仁臣忠，互相切磋，师生德艺在共事中不断提升。为了共同道义，虽然儒家有“五伦十义”的角色定位与职责界定，但是《论语》中有“当仁不让于师”，说明行义的重要。整体利益的强调，师生德艺的提升共同提升被置于首位。如唐太宗的睿智开明有赖于一群敢于直言善谏的臣子；而晏子的德高望重也匡正了齐景公的错误，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福祉。

第二，学习与实践融合促进绩效：“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组织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劝谏，示范团队学习，密切配合，实践圣贤智慧理论，知行合一，由事实中的绩效来证实力行情况。孔子在子路和子贡对于管仲是否“仁”有疑惑的时候，力挺管仲志在利益齐国，功成且兼济天下，维持了以人伦为主的中华文化，稳定天下安定局面，而对于他没有殉死先君的做法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可见儒家对于实践非常重视，以事实绩效为依据，促进活学活用，实现理论与实践一脉相承中的“与时俱进”。

第三，教育型管理更以人为本：儒家领导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以学生身份现身，平等互助，礼敬他人，反求诸己，以和为贵，真正以人为本。与当前的控制型管理相比，首先控制型管理强调有形的规范，主张对于显性的行为，言语进行控制，但现实中仅从外在强行约束，往往导致下属“口服心不服”，心生反感；而教育型管理更加强调无形约束，通过身教言传示范出正确范例，潜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逐步自省自纠，自觉改正错误观念，进而发生行为改变。其次，控制型管理强调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约束，靠规章制度标准与严格的监控来约束人行为，而教育型管理则更强调内在的自觉思想引导，靠个人认知领悟与自发自愿调整行为。其三，为了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控制型管理通常倾向于采取即刻的物质与精神激励来诱导行为。而教育型管理则宁愿采用长期隐蔽方式进行激励，培养员工的好习惯，好思想与好行为。其四，教育型管理关注在人员素养的全面提升上，即“历事炼人”，有高素养的人员来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而控制型管理过分关注事业的成败，为了事业的发展有可能不择手段，比如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雷曼兄弟，最后人事皆败。

综上所述，儒家教育式管理不仅在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比照当前流行的西方控制型管理方法，更具人性化，更富有人本特色，因此在讲述西方精细的控制型管理理论的同时，不可忽略儒家教育型管理方法，特别要把其“隐形”的特色强调出来，来用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组织成员素质下降，管理环境恶化等诸多难题。特别在西方学者逐步认同东方管理理论精粹的今天，更有必要古为今用，中西结合。

二 儒家管理与组织文化管理的融合

东西方文化融合点的确定：西方管理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逐步总结出高效运作的一套管理理论。而儒家管理理论以“人性本善”为基础，伴随着几千年管理实践，总结出培育人才的管理理论。二者在科技进步，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反而在组织文化领域越来越有了共同之处。儒家教育式管理方法让很多以人为本的西方管理学者深以为然，很多企业实践证明儒家务实的人本文化具有普适性，面临的共同组织问题与协助必要性也让组织文化管理逐步从工具式的“管理他人”走向了自觉的“正己化人”。

西方组织文化管理，虽然主张用统一的价值观，经营思想来“控制”员工，但是已经充分认识到“无形与有形”的重要作用。更何况，组织若想用统一价值观来影响员工，首先必须自己认同，做到，整个高层管理层也能够做到才能发挥强大的身先示范效用，带动被管理层落实。从儒家教育式管理的知行合一，身教言传的影响力方面，二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西方管理理论由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天性的自私是客观存在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组织文化的自利性与功利性显著存在，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亦是情理之中（如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而自己获利颇丰）；而东方管理理论由于建立在“人性本善”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天性皆是本善，不过由于后天的教育不同，所以习气各异。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回归本善，格物正心，爱人如己，组织文化的他利性与长远发展性被大力提倡，损人利己行为是君子式管理者所不齿和不能。因此儒家的仁心，或者“人道规律”更为卓著。也正因为义利并重，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学习型组织如火如荼的发展，与组织文化的方兴未艾，让工具式的管理之“术”与儒家教育式管理的“道”结合成为可能。首先，组织通过学习而提升全面绩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借助人才培养来实现。而儒家教育式管理中严格修身文化，无疑对于管理者全面素养的提升富有帮助。具有仁爱之心的管理者们会基于组织长期发展而采用适宜方法经营事业，培育人才，由近及远，由小扩大，不仅事业长久发展而且还惠及员工家庭，学校，社区。其实无论东方西方都向往的幸福生活其实也是家庭与工作，企业与社区，事业与社会等诸多良性循环的运行中而实现，其实都是提升自己修养，达到人人自觉，追求大家共同幸福的实践过程。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和谐共融无疑又是与时俱进的一脉相承。

企业实践管理案例总结：改革开放30余年来，很多企业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中国很多企业在学习外国管理方法的同时都不由自主地运用了儒家教育式管理方法来进行人才培养，扩大了事业也丰富了管理理论。把这些企业成功实践案例理论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李嘉诚作为亚洲首富，带领长江实业发展到今天，奉行的“尊重人”的企业文化让中外雇员各个安心敬业，为事业发展尽心力，成就个人和事业辉煌。柳传志作为联想教父，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九字真言培育出年轻英才，促进多个行业国内外市场发展，共同追求幸福生活。任正非带领华为进行艰苦卓绝的尝试，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的格局，让华为成为通信设备领域的最具影响力的后起之秀。这些成功在实践中做到儒家“身修，家齐，国治”，同时又成功融合西方精细化管理硕果，把握道术并济发展方向的企业管理案例，需要及时总经并予以理论化，来引领更多企业朝向正向发展。

三 儒家教育式管理于今启示

儒家教育式管理寓管于教，强调各负其责，重视对于人自我管理意识的培养和自省自律习惯的养成。特别在组织中人际关系处理上主张“敦伦尽分”，尽到自己本分，责备自己不足，从而更好地为和谐组织氛围奠定了基础。儒家教育式管理在今天于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自主管理：儒家教育式管理并非以上级作威作福，下级“唯唯诺诺”为特征，而是不论社会层级高低，地位尊卑，都以提升自我修养为根本特征。儒家教育式管理是圣贤君子管理者身先示范，以培养出具有自己同样自觉自省能力，甚至超过自己的德才兼备接班人为主旨。儒家教育从始至终强调自我修养，不论经历怎样社会组织活动历练，当事人不断进行自主管理和自我完善，伴随成长道路不断提升修养，做自己主人，实现家庭美满，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美好为最高标准。不论多么宏远伟大的梦想，都是从自身开始，反求诸己，成就下属，以理服人的种种行为，促使被领导者学会自觉，自省和自励，真正实现自主管理。任正非的冷静与自省多次带来华为避开狂热和骄傲而不断进取成长。

正能量的汲取和传递：对于怀有远大抱负的人而言，逆境的磨砺往往多于顺境的发展。儒家的修身也就体现在此：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需汲取环境正能量，做到正心。正心的做到需要从格除内心过于膨胀的物质欲望开始，继而恢复内心的良知本善，积极从事利他利众服务事业，内心真诚无欺，在任何环境中学会自省自觉，端正自己的错误，阳光成长。孔子说过：少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就是建议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需要戒除特定环境对于自己的物质欲望干扰，保持正心正念，借用孟子的观点，保持“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坚持仁义礼智信，经历顺境逆境的种种考验，成就道业德才。李嘉诚在员工丑化自己形象的漫画中还找到了笑脸并冷静处理也树立了端正的榜样。

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稳步成就历程：儒家对于人的培养教育是贯穿人生的整个历程，从胎教养性，幼教养习，少教养志，青年教育奉献，中年教育担当到老年教育传承德业道行，每个阶段都有侧重，联接起来稳步成就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的历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各有分工又紧密相连，携手共同培育人才。因此需要各方依据五伦五常标准，首先家庭与学校联手共同培育出孝悌孩子，再由社会组织教育出谦敬君子，利国利民社会栋梁，从而实现个人，家庭，社会各类组织整体利益最优。柳传志对于杨元庆等20余年的培养和历炼足以使得企业家重新认识君亲师的角色。

教育是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唯一途径：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管理理论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国家民族的硬实力逐步得到了加强，经济与政治实力都已经令世人瞩目。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东方与西方都对于经济的绿色可持续性，人类文明素养的提升予以高度关注。五千年来引领中华文明的大同之治的教育式管理方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教育是传承儒家管理的精粹，特别培养出德才兼备管理者是弘扬道业，推进民族软实力的唯一途径。在吸收西方管理之术，洞晓其发展脉络之后，有望在中华土壤上继承儒家管理之道，实现中西合璧，应用道术并济的管理理论引导当前组织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儒家教育式管理经历了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考验，在培育出具有高度自觉自省意识，自我管理能力极强的圣贤君子方面具有无可置疑的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管理者能够引领实现家庭和睦，组织和合，社会和谐，为当今社会诸多问题解决，乃至世界和平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可以从儒家教育式管理当中汲取自我修养提升为本，正能量获取与传递的精华，切实履践家庭，学校与社会各类组织联手依据五伦五常标准，培养现代圣贤君子，促进民族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