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中不可忽视的人际关系:以火车票购票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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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际关系通过一种固定交易对象的多个市场的关联交易，使得原本两个不相关的市场交易相互关联在一起，当其中一个市场的竞争行为失灵或者受到管制时，人们会在另外一个市场展开竞争，而人际关系则是一种保证另一市场交易能够顺利执行的机制。通过固定交易对象的多个市场的关联交易，使得原本可能两个同时失灵的市场，同时恢复交易效率。本文通过分析火车票购票难这一社会现象，分析人际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旨在说明当市场失灵或者受到政府管制的时候，人际关系如何恢复市场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传统经济学中市场——企业的二元资源配置机制理论，提出资源配置机制是多样的，经济学研究应突破传统的资源配置二元划分法，更多地研究资源配置机制的多样性。
关键词：资源配置；人际关系；市场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人际关系现象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一现象，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人际关系学。然而，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人际关系是一种十分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机制能够代替市场起到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人际关系往往与市场失灵相伴而生，无论这种失灵来自于天然的市场本身的因素，还是来自于人为的对市场的干预。按照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之后会自发演化出某种机制来完成市场的某种功能，这种自发演化出来的机制是一种即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企业的混合式的、关系型的交换契约。在中国人际关系便是最符合这一特点的机制。
本文将以火车票购票难为例说明人际关系这种资源配置机制，阐明当火车票这一市场受到政府价格管制时人际关系如何更加高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将车票配置到更具经济价值的地方，并且对排队配置、黑市配置与人际关系配置进行对比，比较说明各种配置机制之间效率和福利。
一、春运购票难的经济分析
春运来临之际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许多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总是抱怨车票被黄牛抢先购买进入黑市高价倒卖，或者抱怨铁路系统内部员工买走了“关系票”使得原本稀缺的车票更加紧缺。我国这种一票难求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春节期间陡增的运输需求同铁路运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即供需矛盾和政府对火车票市场的价格管制。
首先，铁路运输供需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需求方而非供给。由于铁路建设周期长，初期投入大，所以在短期内大幅提高铁路运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长期内我国铁路按照春运的需求规模进行建设，则在非春运期间铁路的供给则必然处于过剩的状态，投入铁路建设中的资源就会闲置，从全社会视角来看这种建设规模则是不经济的。在短期内提高铁路运力非常困难，而长期内按照春运规模建设铁路也无此必要。所以，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应是调节需求规模使之达到供给需求均衡的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需求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整价格，通过调整价格可以改变人们的成本或收益，激励人们重新调整其行为达到最优。
由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中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决定的，火车票价格也必须遵从这一规律，其票价由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和铁路的运力供给两种力量共同决定。所以铁路运力很难根据旅客的需求做出大幅度的调整，相对稳定。在图1中，铁路运力的供给曲线可以表示为一条垂线S，如果铁路运力提高，则随着运力的不断增加，这条垂线将不断向右移动。但在短期内，由于供给曲线垂直，需求的变动并不能使供给量发生变化，只能导致价格的变动，在短期内铁路票价就取决于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状况。在平时，人们出行愿望不强，对铁路的需求也不大，在图1中我们可以用D1这条需求曲线来表示这种状况。当市场中供给给定时如果需求较少，市场价格则较低，在图1中平时火车票的价格应该为P1。当进入春运期间，人们期盼回家与亲人团聚，出行意愿在这时会突然增强，对铁路运输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在图1中表现为需求曲线从D1上移至D2，由于这时运力供给不能有效增加，所以市场的价格水平就会大幅提高，从平时的P1上升到春运期间的P2。价格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是市场本身运行的规律，不能通过人为力量来加以控制，如果人为地对价格变动进行干预就会出现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利用，此时就会出现其他机制代替市场发挥其某种功能，将扭曲的资源配置重新调整到最优状态。
如果人为控制车票价格，将其固定在某个水平上，就会产生其他问题，要么需求过度供给不足，要么相反需求不足供给过度。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都是不经济的。然而，现实中我国火车票价由国家直接控制，不能根据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这样就会造成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在平时政府制定的票价高于市场均衡价格，所以会产生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主要表现为列车载客率不高，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而在春运期间，政府制定的票价又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相反的结果，需求过度供给短缺，这种短缺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购票难。正如在图1中，国家将火车票价严格控制在PG这一价格水平上，无论市场形势如何都以这一价格出售。平时火车票的需求为D1，如果没有国家的价格管制则其票价应该为P1，但是国家却将价格控制在PG，而在PG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量只有Q1，所以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就会产生Q1QS这么多的超额供给，就是说Q1QS这部分运力没有被充分利用，从全社会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进入春运期间，火车票的需求由D1上升到D2，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票价会从P1上升至P2，但由于国家对价格的管制，价格只能停留在PG水平上，那么在价格为PG条件下，人们对火车票的实际需求量为Q2，而运力的实际供给量只有QS，那么Q2QS之间的就成为超额需求，这部分需求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无法得到满足，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必然有Q2QS这么多的人无法得到车票。所以，虽然购票难的根源在于我国铁路运力不足，但是在现有运力条件下，造成火车票购票难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对铁路票价的管制，使得市场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地调节人们的需求，造成人们实际需求量大大超过铁路实际能够提供的运力，这种超额需求必然会争夺有限的供给，这种争夺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购票难，总会有一部分人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无法得到车票。
图1 列车车票供给需求图
对于火车票购票难，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增加运输供给、减少供需矛盾。但是在现有运力条件下，在短期内运力不能增加的条件下，要解决火车票购票难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通过市场手段，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需求，使需求水平与供给能力相符，其他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而当国家对车票价格实行管制，使市场价格不能自由变动时，就会产生其他机制对稀缺的车票资源进行再分配，这其中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排队机制，火车票的黑市交易，以及本文所要讨论的人际关系。
二、人际关系在火车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当市场价格受到管制不能发挥调节资源配置作用时，就会自发演化出其他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当市场功能失灵时会有三种最常见的机制出现，一种是“排队”机制，一种是“黄牛市场”，还有就是人际关系。“排队”机制是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最为常见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在价格不能自由调节的计划经济国家，“排队”成为这些国家最为典型的特征。当价格不能发挥作用时，人们无法通过价格上升来排除那些对资源支付能力较低的消费者，那么如何才能使得资源配置给真正需要者呢？我们只能通过其他“付价”机制来实现，“排队”就是通过时间“付价”淘汰那些对车票评价更低的消费者，将车票配置给那些愿意为得到车票花费最多时间的消费者。如果说“排队”机制是通过时间来竞争车票，那么“黄牛市场”则是一个正规车票市场的延伸，是车票市场的“次级市场”，在这个中则通过“金钱”来竞争车票。由于国家管制的价格在春运时期大大低于市场均衡价格，这样两种价格之间巨大的差额就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套利空间，因而引发人们在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将商品从一个市场买进在另一个市场卖出，形成火车票“黄牛市场”。“黄牛党”从受国家管制的正式的车票市场以低价购买车票然后在不受国家管制的“黄牛市场”出售，从中赚取差价以牟利。当消费者不能通过价格竞争在正规车票市场得到车票时，消费者便会在“黄牛市场”通过价格竞争得到车票。只要存在国家对市场票价的管制，“黄牛市场”就会或明或暗地存在。
当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取缔“黄牛市场”时，火车票的配置又回到一种无效率的状态，这时人际关系就开始发挥作用。许多有“关系”的人利用各种关系内部购票，这表面上看违背公平，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有效率的配置，这一配置过程不是在市场中完成的，而是在人际关系内完成的。人际关系配置资源从形式上看与“黄牛市场”有很大不同，但是其配置原理却是异曲同工。两种配置机制都是通过交易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大的消费者手中，而且两种机制都使得交易双方福利得到了改进，获得了剩余。但两种机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剩余的来源不同，“黄牛市场”是通过“黄牛”与旅客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火车票配置给了对其评价最高的旅客，实现了火车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是车票这一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同一个市场、同一次交易中双方同时实现了改进。而人际关系与其不同，他没有在火车票这一市场中直接实现火车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通过人际关系购买火车票一方所支付的价格仍然是国家管制的价格而不是市场均衡价格或者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买票者以低于其保留价格的“管制价格”购得了车票，获得了剩余。而人际关系内的另一方在火车票市场中没有通过这种交换得到像“黄牛票”那样的收益，那么另一方为什么有激励去从事这种交易呢？原因就在于，与一般的市场交易相比，人际关系内的交易不只发生在一个市场中，而是在多个市场中同时发生，在火车票市场中人际关系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索取高价，但他放弃索取，将这部分剩余让渡给另一方。另一方在一个市场中得到剩余，他不会在同一个市场中立即给予对方回报，在另外一个市场中他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而给对方更多的回报。比如一个政府官员需要一张车票，他可以排队购买，可以通过“黄牛”购买，也可以找关系购买。排队购买时间成本过高，对官员来讲得不偿失；通过“黄牛”购买则要支付一个不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钱，这一价格支付后其所得经济剩余大大减少；而通过人际关系购买他只需要支付一个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管制价格”即可，而给予对方的回报是在另一个市场中给予对方同样的或者更高待遇，比如在其权力范围内办事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所以通过人际关系内的这种相互关联的交易使得人际关系内双方都得到了比市场上更多的剩余。这种剩余便是人际关系的魅力所在，通过人际关系使得在市场中许多无法发挥的比较优势在关系内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正是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使得人际关系内各方的行动的成本都得到降低、剩余都得到增加。
但是人际关系也有其不足，除了人际关系内交易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之外，人际关系与市场相比其资源配置只实现了局部的即人际关系内的最优化，不一定实现全局的即整个社会的最优化，而且由于人际关系的存在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的作用，使全局的优化无法实现。仍以火车票为例，两个人同时竞买，一个人在人际关系内，另一个在关系外，而关系外的人对火车票具有更高的社会评价、愿意支付更高的经济价值。如果这一车票在市场竞卖，那么这一车票就可以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手中，实现其经济价值最大化。但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存在，这张车票的交易只发生在人际关系内，无法进入市场，那么这张车票就只能实现人际关系内经济价值最大化，原本可以实现的更高的经济价值现在由于人际关系而未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社会损失。
总之，当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的时候，人们通过交易所能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发生改变，当人们通过交易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时人们就会更多地参与交易，这时市场中就会出现短缺；相反，当人们通过交易可以得到的福利减少时，人们就会减少这种交易，这在市场中就表现为过剩，所以与价格管制相伴而生的不是市场短缺就是市场过剩。当价格管制改变了交易中人们所能得到的福利时，人们为了获得这部分社会福利就会在其他领域内展开竞争，这时就会出现其他替代市场的机制。
排队是政府价格管制条件下最为常见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通过先来者得、后来者不得的机制将资源配置给那些愿意为得到资源而花费更多时间消费者。当人们无法利用价格竞争机制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高的消费者手中时，人们便可以通过时间竞争将资源配置到那些愿意为得到资源花费最多时间的消费者手中。这种机制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时间也具有经济价值；同样也是因为时间具有经济价值，所以排队这一机制存在着巨大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消费者为得到资源而花费时间在排队时，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因为这种时间的耗费而获得福利的改进，时间这种本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资源在排队过程中无声无息的耗散了，没有人因为这种耗散而得到改进；即从全社会视角来看，社会投入某种资源——时间，但是整个社会却未能从这种投入中得到回报。那么从全社会视角来看，排队这一机制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如果某些人将排队的时间投入其他方面，并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然后将所获得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让渡给时间相对充裕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同时获得了改进，整个社会福利也得到增加。所以，排队这一机制不可能成为均衡机制，除非实行全面的、严格的价格管制，如果只对某种资源进行价格管制，则从整个社会来看必然存在着某种更有效率的机制来替代排队这一机制。
黑市是在价格管制条件下另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其本质仍然是市场，其资源配置的机制与市场完全相同，价高者得、价低者不得。只是黑市在法律上为非法，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契约执行不得不依赖私人的“信誉”某个保障及第三方执行。如果存在一个“公正”的私人第三方来执行契约，那么黑市的效率在这三种替代机制中将是最高的，通过黑市可以将在正规市场中受到扭曲的资源配置恢复到最有效率的配置状态。
人际关系则是在价格受到管制条件下另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人们在某个市场中的竞价行为受到限制时，资源无法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那么人们就不得不从从另外一个市场中进行竞价，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如张五常（Cheung，1974）所叙述的，当房租受到最高限价时，人们无法通过租金的上涨来获得居住权，那么在家具市场就会出现扭曲的竞价行为，一张破旧的桌子可能买到很高的价格，并不是因为桌子本身的价值，而是当租房市场的竞价行为受到限制后，人们不得不在家具市场中通过更高的“付价”展开竞争，以获得房屋的居住权，将房屋这一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而人际关系正是连接原本两个不相关市场的通路，两个人通过人际关系可以将两种本不相关的交易联系起来，当其中一种交易受到管制不能使资源实现其全部经济价值时，人际关系能够保证在另外一个相关的市场中，这种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可见，人际关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人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将各个市场中的交易联系在一起，人际关系内的各方在各个市场中相互让渡自身比较优势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使得由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得以恢复，使得资源可以通过多个市场来实现其最大的经济价值，将资源配置到经济价值最高的地方。
三、对传统经济学二元资源配置机制的反思
自人类诞生以来，整个人类就面临着自然资源稀缺的约束，人们总是希望实现更多的目标、完成更多的愿望，但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却限制了人类的行动，使人们不能同时、完全实现所有期望完成的目标。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这对矛盾伴随着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人类就是通过不断探索发现各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来实现自然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有限的自然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创造最大的价值。正因为资源的高效配置对整个人类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为有效地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再到科斯，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都在研究这个主题。
（一）传统经济学二元资源配置机制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认为资源主要通过市场和企业两种机制进行配置，由于这两种配置机制都有各自的有效性和不足之处，所以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往往观察到两种机制并存，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首先发现了市场这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对市场这一机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直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研究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市场利用价格机制为杠杆，通过价格调整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以激励人们采取他人所需要的行为。在市场中，人们总是将自身的资源与对该资源具有最高支付能力的人进行交换，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同时，人们也会从该资源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者那里购买该资源，以尽可能多地降低成本，这样在支付最高的需求者和成本最低的供给者之间就会产生社会剩余。这部分剩余也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进行分配，对资源价值评价越高的人所得社会剩余越多，资源供给成本越低的人所得社会剩余越多。所以，市场这种资源的配置机制对人们的行为构成最有效的激励，使得人们行为的收益与社会需要高度一致，正是由于市场这种高度的激励相容，才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最基础的机制，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绝大部分资源配置都通过市场来完成。
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机制时也发现市场并不总是能够高效地配置资源，市场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失灵，无法高效地完成资源配置。比如当卖者与买者信息不对称时，市场中往往只有最劣等的商品进行交易而优等商品被排挤出市场之外，市场中这种逆向选择现象就是由于信息条件不具备而引起的失灵现象；再比如，市场中几乎无法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导致市场中配置该商品失灵。从这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在任意条件下都能有效配置资源，当条件满足时市场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高效的配置资源；而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市场就会失去作用，无法按照人们的愿望配置资源。
当市场失灵时，人们就会寻找其他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替代市场，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能够替代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就是企业。关于企业理论经济学界可谓百家争鸣，但从整个经济学说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是古典企业理论，其中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以及马克思等人，他们主要从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存在和企业的规模。第二阶段是新古典企业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从规模效应和平均生产成本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最优规模。第三阶段是现代企业理论，其基本上沿着两条重要的路径发展，一是科斯交易成本的路径，另一个是奈特企业家才能的路径。沿着科斯的思路，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为基点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能够与市场共存，以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这其中又主要包括交易费用视角的解释，不完全契约视角的解释，委托视角的解释，团队生产视角的解释，以及声誉视角的解释等等。沿着奈特的思路，如熊彼特、青木等，主要解释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权力安排。无论以上哪种解释，都试图说明企业可以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大大降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恢复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市场中交易成本比较低时，人们就会选择市场来配置资源；当企业中交易成本比较低时，人们就会选择企业来配置资源；而当市场中边际交易成本与企业中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就达到其边界，这一边界就是市场与企业的边界。边界内企业有效率，边界外市场有效率。
（二）资源配置机制的多样性
传统的经济学往往只是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市场、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资源配置机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些以往被忽视的机制正在逐步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些资源配置机制之间比较的问题。比如威廉姆森就是其中一位集大成者，在其经典著作（Williamson，1985）中就提出了市场、企业和关系三种签约方式，并对各自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行了论述。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者往往从文化，宗教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研究制度的多样性，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差异性的原因。青木在其《比较制度分析》之中提到日本德川时期农业灌溉系统的修建，灌溉系统本属于公用资源域，因此不能得到人们关心，但是在当地却存在着一套社区规范，通过公用资源域与交易域或者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机制，这种各个不同域之间关联博弈形成的治理机制和我国人际关系的治理机制几乎是异曲同工。
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对不同国家的群体和社会内部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共同财产的管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指出了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些机制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奥斯特罗姆所提的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关系型治理机制，是一种小范围内的多边治理机制。但是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只适用于较小规模的公共财产范围，当公共财产的范围扩大后，谁去设计规则，谁来执行监督，谁去实施制裁这些都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设计规则、执行监督和实施制裁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其供给必然越来越少。
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 Gintis，2002）则考虑了一个不相连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成员在他们之间进行交易，网络越大则找到贸易伙伴的概率越高，但是，网络成员过去行为的信号则越差。这样，关系网络就面临着交易发生概率和获取信息成本之间的权衡，最终确定一个最优网络规模，以此说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决定关系网络规模中的作用。该文中提到的网络实际上就是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搜寻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人际关系广则搜寻成本要小一些，但获取成员信息的成本要高一些；如果人际关系窄，则获取信息的成本要小，发生交易时搜寻成本要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最优的规模，在这个规模上信息的边际成本应该与搜寻的边际成本相等。
栗树和（Li，2003）依据两种类型的治理机制随着群体规模增加而出现的成本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自我执行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群体起初固定成本要小，但是面临着不断上升的边际成本。正式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建立法律制度和信息机制需要高昂的固定成本，不过一旦这些成本投入，与陌生人交易的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关系型治理的总成本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较低，规则型治理的总成本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更低。这和我们最基本的经济学直觉也非常相符，关系型治理的初始投入要小，但是边际成本却在递增，所以关系型治理的平均成本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增加；相反，规则型治理机制初始投入会非常大，但是规则一旦形成，边际成本非常低，如果扣除监督和执行的成本，单就制定规则的边际成本而言几乎为零，所以，规则性治理机制的平均成本会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它们之间的替代就在平均成本相等的地方。
钱海梅（2011）研究了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机理。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组织或者个人，由于长期接触与互动，形成了彼此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信任，通过这种信任可以动员网络内的各种资源，从而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机制。程恩富、彭文兵（2002）也提出相似的结论，社会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三大功能：为资源配置提供捷径，降低企业内的道德风险，协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并将社会关系网络列为与市场和科层制组织并列的第三种资源配置形式。
可见，在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摆脱传统经济理论中市场与科层组织的两分法，越来越多地关注处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机制，比如社会网络。在中国与社会网络相对应的便是人际关系，因此，我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处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人际关系通过固定的人际圈将多个不相关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关联市场内通过租金的相互让渡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当市场或者企业由于信息、外部性等原因导致失灵时，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租金以恢复市场或企业效率，当租金过高时人们就只得放弃交易，回到无效率的状态。而通过人际关系，人们则可以通过在“关系”相关联的几个市场内相互让渡租金，使得人们为恢复市场或企业效率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随着这种租金的降低，原本两个同时失灵的市场会同时恢复效率。所以当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地方，人际关系会相对较为淡薄，而越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人际关系越受到重视，原因就在于此。
传统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教条地接收传统经济学的所有结论，一种经济理论的力量最终还需通过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得以检验。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资源并非只通过市场和企业两种方式进行配置，而是通过多种机制配置到效率最高、经济价值最大的地方，我们不能把这些机制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市场”，我们更多地应该找到这些机制与市场的不同之处，把这些机制与市场并列进行研究，把传统经济学资源配置的两分法推向多元，这既增强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也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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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gligible “Guanxi” in Resource Allocation：Taking Difficulty of Buying
Train Tickets as an Example
MENG Ku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Liaoning Province Committee of C.P.C，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Guanxi” connects two markets that are originally separate through multi-market related transaction that has fixed transaction partner. When competitive behaviors in one of markets are failure or suffer to regulation， the agent should compete in other market. “Guanxi” is a mechanism that can ensure the transaction to be implemented smoothly in other market. Th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would be restored in the two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are originally simultaneous failure， through multi-market related transaction fixed transaction partn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Guanxi”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buying train tickets， aiming at clarifying that “Guanxi” how to recover the market efficiency when the market failure or subject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deems that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is diversity through introspecting market-firm binary theor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economics and that economic research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inary classific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search more diversit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resource allocation； “Guanxi”；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