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医馆“绍恒堂”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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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丽江古城五一街文治巷，在经历了漫长的萧条、逼仄与凌乱之后，恢复了它往昔的繁华：商铺林立，行人如织。可曾在这条古巷里名噪一时的纳西医馆“绍恒堂”却再也难觅往日的踪迹，和大研古城大部分古老建筑一样，现在，它是一家五星级客栈。

“绍恒堂”那些精心采撷而来，经过风干、晾晒、烘焙、研磨的植物，似乎不再具备曾经有过的神奇功效，至少，已不再充当主要的疗治工具，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们被最大限度地用于与疾病抗争。使用它们的是一批勇气与耐性并存的医者，是肉体与灵魂的救赎师。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医馆“绍恒堂”已难觅踪迹，但它依然得到了各种方式的铭记。 云南药书：《玉龙本草》

说到“绍恒堂”就不得不提《玉龙本草》，它是继《滇南本草》以后的古代云南第二部中草药书。“绍恒堂”和氏家谱记载，该书起源于明宣德、正统年间，由丽江府通安州大研厢文治村一位叫阿普井日的纳西族世医始创。如今，“绍恒堂”第十八代传人和德绍也已年逾古稀，但他的脑海里清晰地保留着孩提时代来自家中老人们的那些关于阿普井日的讲述。

阿普井日出生在通安州一个偏僻山区的东巴世家，自幼受家父老东巴的影响，知晓东巴文和祖传治疗伤寒肋痛的偏方，并经常跟随家父上山挖药，走村串寨给人治病，成人后只身来到大研厢文治村，租了靠近路边的一个小店开设草药铺，以卖中草药为生，同时也给人看病。

他经常上山挖药，足迹遍及丽江的山山水水。他将采挖来的药进行长期的临床实践，并将实践中总结、验证得出的每一味药物的药性、滋味、功效、配方和临床运用以及产地、采挖季节、加工泡制方法等，都用东巴文字作了详细的记录，有的药材被整棵地压制成标本存放。在他之后，代代相传，接力整理。药物种类逐步增多，标本数量也不断增加，有的药物标本年久腐朽，后人按前人记载重新采挖制作，使其传承下来。 “绍恒堂”匾额（上图）。“绍恒堂”第十八代传人和德绍（下图）。

阿普井日的风采，和德绍无缘亲眼目睹；这本由东巴文字记载的古朴药书，他也无缘亲手翻阅，但在阿普井日的后人们购地扩建的深宅大院“绍恒堂”中，他度过了难忘的儿童时光。那时候，琅琅书声会在空落的庭院中回荡，时浓时淡的中草药气味也会在堂前萦绕，医者的仁德厚爱时刻润泽着他幼小的心灵。这样的时光，直到上世纪50年代，和家被划为地主，家产尽被没收才宣告结束。

《玉龙本草》随着“绍恒堂”的消失，亦不知去向，此时的《玉龙本草》已不再是只有智者才能阅读的东巴古书，因为在清代，“绍恒堂”的传人们接受了汉文化教育，部分地使用汉字作为批注，到民国时期，“绍恒堂”的传人们，更是历尽千辛万苦，在前人基础上采集整理出336种药物标本，完全使用汉语标注。1945年，中国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到丽江进行植物学研究，得知“绍恒堂”有一份珍贵的年代久远的药物标本，他非常高兴，乐意为“绍恒堂”整理成书。在秦仁昌教授的指导、协助下，“绍恒堂”经过植物学分类，鉴定、整理、命名，将药物标本压制成较规范的图谱。他们用三年时间把全部标本用文字整理成册，共计98页，全书共载药物500余种，其中所收药用标本387种，并订名《玉龙本草》，封面“玉龙本草”四字隶书用药籽粒拼粘而成，右上角标明成书年代，左下角落款和氏医铺号“绍恒堂”三字。 源自清代至今仍在使用的药物器皿（左图）。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龙本草标本图影》（右图）。

这本书名用药籽粒粘出的神奇药书未能给年幼的和德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拥有并保留至今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玉龙本草标本图影》。时任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所长的曾育麟在丽江发现了《玉龙本草》的部分药物标本散页。经过曾育麟认真整理编撰，这本历经18代传人，跨越500年时空的纳西族药书，终于得以正式出版。 “绍恒堂”传人：以碎银置于药中 “绍恒堂”第六代传人和坤对那些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病人，会“以碎银置于药中，令自检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时候，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护着病人的尊严。

在古城，“绍恒堂”的存在，等同于文明的存在，等同于开化的存在，因为医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处于迅猛的变化之中，医者，作为最被需要的人群，必须具备接纳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就纳西族而言，医术从宗教系统正式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而且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当推到明代，在此之前，纳西族最早的医疗手段，脱胎于巫与医的结合体，有时，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药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还是神力带来的心理暗示。这次华丽的蜕变，演绎成“绍恒堂”传人不拘一格向汉地医师求学的故事，在古城民间广为流传。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中医杨辉游学至昆明，后到丽江落籍行医，杨氏世传岐黄之术，从小精于医学，兼通针灸之术。“绍恒堂”传人已意识到中医诊断术的重要性和精准度，此时的“绍恒堂”名不见经传，而杨氏医馆已经人满为患。为掌握切脉诊断要领，“绍恒堂”第六代传人和坤，屡次化装成病人，请求杨氏医师为之把脉诊疗。良苦用心终被识破，杨氏后人不仅不同行相轻，亦不担心财源受阻，反而慷慨讲解，悉心教授，使得“绍恒堂”医理医术都有长足发展，尤其是伤寒肋痛的治疗，更是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和坤的经营之下，很快“绍恒堂”在丽江的声望已与杨氏医馆齐名。

随着医术的长进，仁德厚爱之风气也在“绍恒堂”悄然滋长。民间还流传着“绍恒堂”有延治不责报的美谈。雍正年间，丽江府第发生瘟疫，可谓天绝人寰，满目疮痍，还是和坤，大开庭门，广召良医，收纳边远山区前来求救的人，也收纳贫穷人家无钱医治的人，衣衫褴褛者，他赠送衣物，饥肠辘辘者，他提供食物，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病人，他会“以碎银置于药中，令自检之”。他在拯救生命的时候，用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护着病人的尊严。

大医师和坤去世时，大研厢周边十里八村的民众闻之悲哀，纷纷自行披麻戴孝前去吊唁，出殡之日，送葬民众塞满街头，哭声响彻金虹山。

对“绍恒堂”传人的仁心仁术，丽江知府赠匾题字，给予高度褒扬，让其留名青史，这在古代实属难得。“绍恒堂”的第六代传人和坤，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深受郡人崇敬。雍正六年（1728年）。郡守冯公赠匾额曰“儒行仁术”，对和氏的高尚人品和医德医风给予高度赞赏。和坤后被收入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和坤，字体元，郡人，诸生。性纯笃，继祖业行医，得异人授精方脉，尤长于伤寒，人有延治不责报，遇贫者，以银置药内，令自检之，靡不感其阴德。”短短54个字勾勒出先生笃行而不倦，一心一意行医治病，对医术精益求精，广纳博采，而忠实厚道、仁者爱人的高尚品格。 “绍恒堂”传人和德绍在精心挑选草药。

和玉杰为第七代传人，被收入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和玉杰，字式昭，坤之侄也。性孝友，少业儒，其先世通医理，传至杰，而术尤精，善治伤寒，余症亦著奇效，不计药货，急于视病，能不负古人为药济天之义”。这是后人对和玉杰先生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绍恒堂”的充分肯定。清道光年间，丽江知府赠有“三世儒医”的匾额。

传至和介山时，光绪十五年（1889年），连任丽江知府鹿湖黄金衔亲笔题书，“介山先生家传医学施药济人作此以赠：岐黄术里乃仁术，狄梁笼中岂药笼”（现存）。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丽江知府冒源拜题“仁心仁术”的匾额（现存），民国12年（1923年）春，丽江县县长杨体震敬赠“术者和缓”的匾额。这些字匾都是对“绍恒堂”及其传人的褒奖，也是对古代纳西族医药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