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遗室诗话》札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读《石遗室诗话》札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是晚清诗话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建构“同光体”诗论体系的核心诗论。这几则关于《石遗室诗话》的札记，主要辨析了“同光体”的宗宋问题及其所承继的诗学路径;追溯并讨论了陈衍提出的重要诗学主张如“三元说”、“学人之诗说”，其产生背景及诗学脉络;在溯源“同光体”的前身问题上，以陈衍与钱基博、钱仲联的论诗分歧及其离合为中心，分析了晚清诗学背后的学术之争和地域之分，试图在旧体诗学以唐宋诗之争为背景的框架内，理解晚清诗学的发展理路和陈衍诗论建构的重要性。
关键词：陈衍;同光体;学人之诗;“三元说”
一
“同光体”是晚清民国旧体诗坛最大的诗歌流派。因其上接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一般认为这一诗派以宗宋为主流。在“唐宋诗之争”的诗史脉络中，清末民初的“同光体”与“南社”，分别代表着界分唐宋的不同诗学路径。作为“同光体”这一名称的首倡者，陈衍以《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为中心，辅以《近代诗钞》的编选，为“同光体”建构了一个相当庞大而又相对严密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构，非成于一时一地，而是在陈衍诗文品鉴、师友交游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石遗室诗话》的最早面世，是在1912年由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陈衍“月成一卷，卷可万言”，至1914年夏《庸言》杂志停刊时，共刊行十三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其中第十二卷付阙如，故实际所登只有十二卷。所缺之第十二卷，实为商务版中的第十一卷）。虽然《庸言》杂志停刊，而“诗之可话者尚多”，故1915年，应李拔可之请，陈衍又为《东方杂志》继续撰写诗话，至1918年，共出十八卷。1929年，陈衍将两杂志所刊诗话“删改合并，益以近来所得”，成三十二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十二卷本中，一至十三卷基本维持原貌，《东方杂志》所刊的十八卷中删掉了卷十一、十三、十四全部，卷十也被删掉两大段，最后的四卷为新作。1933年底，陈衍又撰《石遗室诗话续编》在上海《青鹤》杂志连载，至1934年成诗话六卷，1935年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
在《石遗室诗话》卷一，陈衍即拈出“同光体”之名：“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1}此段实则出自陈衍作于1901年的《沈乙庵诗序》，而所述之事，在癸未丙戌间，即1883-1886年间。因此，从陈衍与郑孝胥论诗提出“同光体”之称，到《石遗室诗话》续编于1935年的出版，前后所历，长达半个世纪。
二
人多以“同光体”为宗宋，而最初陈衍与郑孝胥揭帜于此，非常明确地表白，同光体诗人，是指作诗“不专宗”或曰“不墨守”盛唐。若说专宗、墨守盛唐，实为明代“前后七子”所倡诗风。因此，陈衍意中之“同光体”，不是对此前清代诗风的反拨或补偏救弊，而是对道咸诗风的接续与承传，是在道咸诗风的基础上，力破余地，并试图在理论上为清诗自立面目。故《石遗室诗话》开篇便道：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东（辂）、郑子尹（珍）、莫子疲ㄓ阎ィ罾希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恩泽）侍郎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问陶）、黄仲则（景仁）之风，潘伯寅、李莼客（慈铭）诸公，稍为翁覃G（方纲）。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际亮）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厉鹗）、定庵（龚自珍），浙派中又分两途矣。{1}
“始喜言宋诗”就是“不专宗盛唐”，此意从陈衍为沈曾植、郑孝胥所做的诗序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陈衍与沈曾植相识于1898年（戊戌）武昌张之洞幕府。在此前十多年，陈衍便从郑孝胥处听说过沈曾植其人，并得读其诗作，叹为“同光体之魁杰”。而沈曾植也曾在琉璃厂买过陈衍所编《元诗纪事》。两人论诗相契，时托吟咏，至庚子（1900年）始散。两年间，沈作已逾百首，陈衍“叙而存之”，认为沈诗古体“雅尚险奥。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而近体则“无不文从字顺”。文中记载二人论诗语，乙庵自称“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G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陈衍则告以“君爱艰深，薄平易，则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广陵”{2}。显然，陈衍眼中的“同光体魁杰”，喜欢中晚唐的张籍、李商隐，而又不轻诋“诗必盛唐”的明七子，于宋诗则喜欢黄庭坚。在陈衍推荐下，又急读梅尧臣和王令，正可为“不专宗盛唐”之注。
在作于1902年的《海藏楼诗叙》中，陈衍更是详述与郑孝胥二十年间的论诗宗旨与变化。谓海藏楼诗“始治大谢，浸淫柳州。乙酉归自金陵，访余于西门街，则亟称孟东野”。待“己丑庚寅入都”，则“案上手钞诗本，有晚唐韩、吴融、唐彦谦诸家。北宋梅圣俞、王荆公诸家。君诗已一变再变，为姚合体、为北宋”。③也是不墨守盛唐。
三
钱仲联在晚年所编《陈衍诗论合集》的前言中，概论陈衍诗论体系，最为精辟：
先生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故其选诗之旨，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与时事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此其一。先生又昌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于其乡严仪卿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不予首肯。以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于是又著《诗品平议》，监钟嵘说诗之脑，而直截严家饿隶滥觞之所自，视冯班纠谬，抑又进焉。扶敝救偏之意，不惮言之反复，是真得帝之悬解者矣。此其二。先生又以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宇，然后能取精用宏以至于无穷。于是创为开元、元和、元v三元之论，谓诗盛于唐，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果墨守旧说，不读唐以后书，惟有日蹙国百里而已。若无新变，何以代雄，先生固籀其旨以诏来学者。此其三。{4}
如上所述，陈衍论诗，首先是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主风雅正变之说;其次以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5}，倡言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又以为诗不废学古而尤贵拓宇，创为开元、元和、元v“三元说”昭示来者。
但从其所提出上述主张的时间顺序上说，正好是反过来的。
最早是“同光体”这一发明。《石遗室诗话》中，除提出了“同光体”名称之外，其核心的主张，一为“三元说”，一为“学人之诗”说。至于以“风雅正变”论诗，见于著述的是在其成书于1920年、出版于1923年的《近代诗钞》中。
“三元说”主要形成于在武汉张之洞幕府与沈曾植、郑孝胥等论诗的时期;{1}“学人之诗”说的成熟则与其居京十年的经历大有关系;而以“风雅正变”论诗，主要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亦即后期回家乡主持纂修《福建通志》时期。
“三元说”见于《石遗室诗话》卷一所载陈衍与沈曾植论诗，言之甚详：“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v也。”沈曾植认为“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陈衍认为“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2}
“三元说”主要是指示“同光体”之“不专宗盛唐”的具体诗学路径。在发表于1916年《东方杂志》的《石遗室诗话》卷七（即商务版《石遗室诗话》中的卷二十一）中，陈衍又提到：“道咸以来，程春海、何子贞、曾涤生、郑子尹诸先生之为诗，欲取道元和、北宋，进规开、天，以得其精神结构所在，不屑貌为盛唐以称雄。”③在这里，陈衍进一步把道咸诸老与其“三元说”联在了一起。如此一来，在陈衍的诗论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就与晚清的“同光体”在“不屑貌为盛唐”和“不墨守盛唐”上堪称同调，且在取道“三元”，力破余地的为诗取向上一脉相承。这在陈衍诗论中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推进。
读书至此，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同光体”的“宗宋”，提供了某种契机。
首先，道咸年间的诗风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种与“唐音”相对举的“宋调”，并非有宋一代所独专，而实开自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杜甫，后经韩愈“以文为诗”，泛溢其轨，至宋代苏黄，遂成为一代大观。故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以杜韩苏黄为取法的楷模，而其所学于杜韩苏黄之处，不在于规规摹拟其字句，也不单借鉴其“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途径，而是尤为看重其觅新世界的探险家精神和力破余地的本事。道咸年间诗风主变，学古是为创新，复古旨在通变，故于宗宋也只是借为入手;到其出手时，标举“不俗”，强调“有我”，而又贵有“诗之真者”。张维屏的“水当入海千条合，诗可呈天一字真。便到古贤须有我，独开生面肯依人”{4}，正可代表当时诗人的共同追求。
其次，道咸诗风之所以可以“宗宋”一言以蔽之，还涉及到诗体正变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5}以诗体正变而言，昔人多以唐诗为正，以宋诗为变。至清尚有“见诗之能变而新者，则举之而归之学宋”。⑥
陈衍以“同光体”上接道咸年间宗宋诗风，别具慧眼以程恩泽、祁藻、曾国藩为道咸年间“以高位主持诗教者”，进而拈出其“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诗学主张。
四
如果说，清诗能够度越元明而与唐、宋并峙，其不同于唐音、宋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学人之诗”。特别是处乾嘉汉学之后的道咸年间，这一诗坛风尚特色更为突出。
一般来说，学者“以学为诗”，不外两途：一是用诗来谈学问，作考据，此即钟嵘《诗品序》所称“虽谢天才，且表学问”{1};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写景言情，俱富学养，有厚味，正如杜甫所自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为陈衍推尊为道咸年间“学人之诗”代表人物的程恩泽，在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曰：诗以道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2}
他认为“诗以道性情”，而题咏金石之诗亦能道性情，此性情之“庄雅”或“激昂”，“自学问中出也”。程恩泽的“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虽非惊人之语，细忖则比严羽“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③这句名言更进一层。首先，严羽《沧浪诗话》“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是以“诗之盛时”为标准立论;而程恩泽讲“诗骚之源”，考察的是“诗之初时”;其次，严羽只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至”是什么样子，却语焉不详，让后人争讼不休。程恩泽讲“《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明确道出学问对诗的重要性在哪里，直可为严羽之言作注，而又并不以学问代替性情或先于性情，虽出语平实，但无可争议，实出于汉学家本色。
以考据学问入诗，是道咸年间的“宋诗派”的显著特点之一。作为学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寝馈经史，钩玄抉微，学问淹通，考证赅洽，故“溢而为诗”，也不脱学人本色，每个人都写过几首考据诗，或在诗中杂以考据。像程恩泽的《赋》并序、《橡茧歌》，祁藻的《郴石砚歌并序》、《水轮歌并序》、《苗先路读段氏说文解字注，知徐楚金系传姑苏，黄氏、顾氏各有影钞北宋足本，假观之原形诸咏叹，可谓勤已，次答以志同好》，郑珍的《玉蜀黍歌》、《安贵荣铁钟行》、《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莫友芝的《芦酒三首》、《甘薯歌》等。以考据入诗，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极限，其价值在于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诗的表现领域。这种学问诗、考据诗并非诗之正格，也不是上述诗人创作的主要成就，不妨说是他们身为“宋诗派”的注册商标而已。
此外，以考据入诗，也是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晚晴m诗汇序》论清诗第二事即说：“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钱■书先生认为此说“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4}同样的情形其实也发生在宋明理学最盛之时，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被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岂可以后世诗家者流例论哉”。故此钱■书说：“宋学主义理者，以讲章语录为诗，汉学主考订者，以注疏簿录为诗，鲁卫之政尔。”{5}然而，“诗可以观”，清代考据诗的盛行也正是清代学术文化在诗中的反映和体现。
第二种意义上的“学人之诗”，则是黄庭坚所称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历”的嗣响。姚g雏说：“道咸间，经儒通人作为韵语，刊落风华一归真实，大率以杜韩苏黄为归，盘屈奥衍，而语必由衷，文无虚设。”⑥这里的“经儒通人”，指的正是陈衍所追溯的“宋诗派”。钱■书谓：“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口去鲸掣……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7}可见，“宋诗派”诗人的真正长处，并不在其能以考据入诗，而在于能以学问驭其才华，厚其性情，助其诗艺。因此，在师法前人、力破余地之时，所表现出来的雄深博雅、奇崛奥衍的诗美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是对宋诗的模仿，而是清诗的创新。陈衍拈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正是道出了清诗这一大特色。
五
清诗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伴随着对严羽“诗有别材，非关学也”{1}说法的论辩展开的。自清初以迄清末，各家对此曾各抒己见，见诸笔端者不胜枚举。如朱彝尊诗有“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才非关学，严叟不晓事”。{2}而沈德潜则替严羽辩解：“严仪卿有‘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非教人废学也。”③这两种意见，在后来的诗话中被屡屡提及，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诗是否有“别材”，而在诗之别材，是否“关学”。
乾嘉之际，学人辈出，其后学者论诗多倾向于杜甫所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以严羽之说为非。如朱序胡承珙诗集云：“严沧浪之说，务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其弊卑者沦滑调，高者堕禅机。剿袭雷同，毫无变化。惟杜陵自道生平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推原厥旨，必先事闳览，书味积胸，然后涵邈而吐滂。但恐填滞，运思匪灵，所以贵能破也。而竟谓诗具别才，不关学问，岂笃论哉。”{4}
这种注重学问的诗学观，至道咸年间乃演为诗坛主流。程恩泽论诗主张“首性情，次学问”，“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5}郑珍也称：“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⑥真实性情和深厚学问，是“学人之诗”赖以在诗的天空翱翔的两翼。陈衍对“学人之诗”的认识，也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
在开始撰写发表《石遗室诗话》的同一年，陈衍为罗锒诗集作序，曾有感而发，“深辩仪卿之言”：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艺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有其不合，则四家之师说异同，齐鲁韩之书缺有间者也。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为之乎？……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乐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隽绝乎丑夷也。{7}
在这里，陈衍与程恩泽“《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的说法一脉相承。
此年，陈衍在《与梁众异黄秋岳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其称诗文创作“非为之久，佐以读书、见事、积理之多，则恒不工，工亦不至”。{8}与“工与不工”，“至与不至”的概念相近，陈衍还有“能”与“称”的说法。{1}所谓“工”、“至”、“能”、“称”，在陈衍看来是比宗唐还是宗宋更根本的问题。次年（1913），陈衍为同乡剑怀堂主已舟先生作《剑怀堂诗草叙》，于此分说甚明：
今之人，喜分唐诗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咎同光以来，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耳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2}
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理念，不外乎其所谓“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这一方面是对严羽之说和后世论诗分唐界宋的超越;另一方面也是对“近来英俊，雅不喜多读书”的不满。③此间（1912-1914）陈衍论诗，从辩严羽之非入手，承道咸诸公余绪，突破争唐界宋的樊篱，认为“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副雅材”。{4}
到《近代诗钞》出版的1923年，陈衍对严羽之说又有了新的辨析和体悟，并发之于《李审言诗叙》中：
余屡言，诗之为道，易为而难工。工也者，必有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也。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子美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美之言信，则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言误矣。然非沧浪之误也……故沧浪又曰：“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云云，言其终事，沧浪固未误也。{5}
但又说“孔子教人学诗，终以多识。大小雅皆称雅材，其非空疏无物也，可断言矣”。⑥此种说法，较之前人更为融通透彻，而其根底经史的论诗思路又于其中一以贯之。
1927年，陈衍序黄F《聆风m诗》时，对此有清晰的表述：
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已。今人为诗，徒取给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名家，虽号称巨子，立派别，收招才俊，免于风而不雅之诮者盖寡。{7}
但是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1920年代，不但小说要取诗文的正宗地位而代之，诗坛也为大胆抛开传统格律、别求新声的白话新诗大量占据。这在笃于旧体诗的陈衍那辈人眼中，等于是“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8}所以在当时，并世能认同陈衍此说者堪称寥寥，陈衍自谓“审言、赦帧⑽奘妒人而已”。{9}难怪陈衍要以“不足为不知者道”来结束其文了。
六
在追溯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的问题上，钱基博与钱仲联持论有所不同，与陈衍诗论构成某种张力。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的描述与陈衍大致相同，谓“道光而后，何绍基、祁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10}但与陈衍自程恩泽、祁藻上溯至嘉道间的钱载不同，钱基博是从曾国藩上溯至桐城姚鼐，认为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1}钱基博以为姚鼐诗“以清刚出古淡，以遒宕为雄”，而其教人“学诗须先读昌黎，然后上溯杜公，下采东坡，于此三家，得门径寻入”，此“由韩学杜，已开晚清同光体之先河”。{2}认为晚清“同光体”的诗学门径是由桐城古文家姚鼐开出的。
在为陈衍八十大寿所作寿序中，钱基博对陈衍之诗有一番持平公允之论，称：“丈诗最有名，盖有会于宋贤梅宛陵之苍秀，陈后山之奥峭，杨诚斋之拗折，陆放翁之宏肆，而以上窥韩昌黎之雄奇肆诡，熔裁而出之一手。精思健笔，时有拙语，而气能运之，成章以达……透辟生峭，与陈散原、郑海藏一时争雄，同出宋贤西江，而蹊径各别。散原奥峭，而出之以磊`;海藏枯涩，而抒之以清适。丈则奥衍而发之以爽朗，凿幽出显，力破余地，此其所独也。”③钱仲联称“此段论石丈诗至当”{4}。
但钱基博文中又借赞陈衍之文“不规规于桐城”之机，对桐城诗派作了更进一步的梳理：“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错综震荡，其原出李太白。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崭，开阖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并且谓陈衍《近代诗钞》之选，欲“开户牖，设坛坫”，而因“嗣响无人，遂贻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5}表面上夸陈衍的文章，暗里却是驳陈衍的诗论，所以被人说“不无弦外之音”。⑥在作于次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又再次将此意拈出，谓“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并称此意“自来未经人道”。{7}可见钱基博对自己这一说法的重视非同一般，简直视为自己的独得之秘。
钱基博长于论文，论诗的名气和造诣本不如陈衍，但在认定桐城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这一点上，却择善固执，而且这一论点在邃于清诗的钱仲联那里得到了响应。
钱仲联1934年受聘到无锡国专教书，时钱基博与陈衍都在该校任教。受陈衍影响，钱仲联于1935年开始撰写其《梦苕Q诗话》。对于清诗，钱仲联自谓与陈衍崇尚不同，“对近代诗人最佩服的是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翮三家”，{8}故于陈衍《近代诗钞》，钱仲联曾颇有微词，条举其“未能满意”之处。{9}但对《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仍称其“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10}《梦苕Q诗话》中提到陈衍八十寿诞的盛况时，特于钱基博寿文中录其有关桐城诗派的见解，并谓：“此一段议论，余亦主张。前曾于诗话中发之，惟尚不及此之详。”{11}
二钱与陈衍的论诗分歧，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或者说有汉宋之争的影子。陈衍标举的是“以学问为诗”的“学人之诗”，所关注的是道咸年间京师汉学家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祁藻、何绍基，以及同出程恩泽门下，以朴学著称于时的郑珍、莫友芝等人;而钱基博强调的是在道咸年间以理学名臣著称的曾国藩“诗嗜黄庭坚”所产生的影响力。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登高一呼，使桐城古文有以中兴，所以，钱基博之溯源“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应该说，溯源“同光体”的前身，当道咸年间，宋诗派与桐城诗派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用“以学为诗”和“以文为诗”可以大略勾勒二派之异。
除了学术之争外，地域之分也影响到学者论诗。钱仲联的《梦苕Q诗话》以“清代诗风，浙派为盛”{1}作为论诗角度，在浙派中着力推举“同光体”中的沈曾植，认为“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无一不造精微。以性不好名，不自表q，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然即以诗论，亦属第一流，晚清名家，无能驾其上者”。不同于陈衍之称沈曾植“能为同光体”，钱仲联以之与袁昶并称为“晚清浙中二杰”，谓二家“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之面目者”。{2}至于时人为诗多宗散原而对沈曾植之诗“不能好之”，钱仲联的解释是“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③又说：
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散原之诗f险，其失也琐碎;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学者肖其短以相夸尚，此诗道之所以日下。惟乙庵先生诗，博大沉郁，八代唐宋，熔入一炉，为继其乡钱[石以后一大家，可以药近人浅薄之病。然胸无真学问者，不敢学，亦不能学。否则举鼎绝膑，其弊不至于艰深文浅陋不止也。{4}
对于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他“诗多隽句，雅似其乡何梅生，又甚似海藏”的评价，钱仲联也并不以为荣，辩解道：“此则丈但见余已刻之二仲诗，故为此言。”他说自己的诗“后此所作，风格大变”，认为金松岑所评其诗“初冷隽而终博丽”才算得上“知己之言”。钱仲联之所以不愿意人说自己的诗似福建诗人何振岱和郑孝胥，而强调自己此后诗风的大变，他自己的一句“殊不愿在闽人门下讨生活也”{5}颇能道出其心态，同时，也是对他以浙派论诗的最佳注脚。如果说，钱基博的溯源姚鼐，是要在“宋诗派”之外，以“桐城诗派”来另树一帜的话，那么钱仲联之推尊沈曾植，则是欲以“浙派”而与当时遍及诗坛的“闽派”分庭抗礼。
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跟陈衍在《近代诗钞》中录闽人诗作过多、比重太大有关。汪辟疆曾专门对陈衍《近代诗钞》所录道咸以后的371位诗人的籍贯做过统计：“以籍贯计之，八旗八人，直隶六人，山东一人，山西三人，奉天一人，河南四人，安徽二十七人，四川十六人，湖南三十七人，湖北十七人，江西二十人，江苏五十四人，浙江四十三人，福建九十四人，广东二十七人，广西四人，贵州四人。云南、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则无一人入选。”其中福建诗人人数占了四分之一，所选诗篇也“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汪辟疆对此非常不满，指责陈衍这种做法“真乡曲之私也”。⑥
其实，陈衍录闽籍诗人过多，固然不能没有标榜乡贤之意，但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陈衍选《近代诗钞》，是在已经编过的《师友诗录》基础上扩充，依据自己的“数十年见闻所及，录其尤雅者”，{7}而光宣年间闽籍诗人又的确为活跃于诗坛的一大流派。所以，尽管钱仲联、汪辟疆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与其说这是陈衍的“乡曲之私”，不如说“囿于闻见”更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