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及其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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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是一個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从1949年起，它先后经历了两個极富特色的发展阶段，呈现自身独立发展、与中国大陆互补共进的鲜明特点。对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分析，应该关注坚持理性信仰、提倡合理竞争、实施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等问题。
关键词：台湾；科研机构；科学建制化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5—0059—07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科技竞争力不断上升，始终保持亚洲领先水平。作为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的台湾研究多着墨于台湾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和科技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于科研机构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关注具体地区科研机构的状况或者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问题，关于台湾地区科技机构的研究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的比较研究成果则较少。从1949年起，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两個极富特色的阶段，本文试对这两個阶段台湾科研机构的发展状况，做一番回顾和探讨。
一、台湾地区自身独立发展阶段（1949—1978）
自1949年始，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进入了极富特色的历史时期，十分注重自身的独立发展。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核心是台湾“中研院”。早期台湾“中研院”的发展非常艰难，鉴于当时的现状，历任院长（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均致力于筹措经费以发展壮大研究院。不仅争取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而且还寻求海外经费的帮助。1956年7月争取中英文教基金会在美余款20万美元，1960年10月获亚洲协会捐赠6万美元，1964年7月获史塔基金会捐赠2万5千美元（台币100万元），1967年获福特基金会拨款26万8千美元。所获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也是连年增长（见图1）。
有了充足的经费，台湾“中研院”各研究所相继成立并逐渐完善起来，先后成立植物研究所（1962）、近代史研究所（1965）、民族学研究所（1965）、化学研究所（1965）、动物研究所（1970）、经济研究所（1970）、物理研究所（1970）、美国文化研究所（1974）、生物化学研究所（1977）。
台湾“中研院”是台湾地区从事科学研究及领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经过三十年扩充，到1978年，已经有18個研究所，研究领域分为数理科学（包括数学所、物理所、化学所、资讯科学所、地球科学所、统计学所、原子分子科学所）、生命科学（包括植物所、动物所、生物化学所、生物医学所、分子生物所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学（包括历史语言所、民族所、近代史所、经济所、美国文化所、三民主义所）三大部分。研究院设“评论会”，其主要职能是决定学术研究的方针，推举院长候选人等；设“院士会议”，主要从事选举院士和名誉院士、议订台湾地区的学术方针，选举评议员等工作。研究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院士，为终身名誉职，通常拥有80至100名院士，在研人员总数2500多人。
台湾处于世界IT制造业的核心地位，这得益于其起步较早的工业技术应用研究。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是由原联合工业研究所、矿业研究所和金属工业研究所资产改组而成。台湾“工研院”虽然属于非营利机构，但院长和董事长均须“台湾行政当局”聘请，具有重要的官方背景。该研究院是具有财团法人性质的研究机构，下设化学工业研究所、电子工业研究所、机械工业研究所、电脑与通讯研究所、工业材料研究所、能源与资源研究所，以及航空与太空工业技术发展中心、测量技术发展中心、污染防治技术发展中心、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与光电工业研究院等。该研究院在应用科技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在为企业引进和转移海外先进技术或将自行研究成果转移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可以分为六個层次：第一层次是直属于台湾行政当局的台湾“中研院”；第二层次是台湾各“部”、“会”、“署”下属的研究机构，如食品工业研究所、糖业研究所；第三层次是“官营企业”下辖的研究机构，如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公司”炼制研究所等；第四层次是由财团法人设立的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如工业技术研究院、资讯工业策进会与纺织工业研究中心等；第五层次是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第六层次是各种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所或研究项目。这样，台湾就逐步形成了一個多层次（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多学科门类（理、工、农、医、人文等），既分工又协作的科学研究体系。
在这一阶段，虽然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没有交集，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但二者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着不同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個方面：
（一）获取他国支持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还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双方科研机构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個方面：一方面是美方对台方的经费支援。1958年至1971年台美基金、亚洲协会等机构捐赠的科研经费高达2.7亿新台币。另一個方面是科研合作。1964年，台湾“中研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成立台美“科学合作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台北及华盛顿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双边合作的科技政策问题。最初这样的合作是仅限于自然科学的，先后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五项研究中心。1965年双方进一步开展人文科学方面的合作，各成立一個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美方还帮助台方培养师资。以后双方的合作研究领域扩大到工业，成立了联合研究室，协调进行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等。1969年，双方签订了为期6年的“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合作主要采取长短期科研人员交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选择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等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台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研究所及高级学术机构间的合作，美方在长期科技人才的交流、学术会议的进行、合作研究等诸方面协助台湾科技发展。
中国的科研机构也曾获前苏联的支持，至1956年4月，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达211项。1958年1月，中苏签订共同进行最重要的科技研究及在研究中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其中规定1958—1962年共同研究122個重要科技问题。但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得到前苏联支持的时间非常短暂。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突然单方面宣布在一個月内把苏联专家1390名全部撤走，甚至还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9名专家，这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两国间合同包括：两国政府签订的12個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议定书，343個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個科技合作项目。
虽然都是曾经得到过他国支持，但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获取的支持是长期的，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则在短暂的支持之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道路。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终于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把科技事业纳入有步骤、有规划、有重点的发展轨道。“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规定：全面改善各级科技教育；加强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农业以及地球物理、海洋科学等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系统地进行台湾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研究；研究工业技术、促进高级工业的发展，加强学术研究与工业的配合，加速有关农业科技研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化；积极研究交通技术发展，逐步开展原子能应用技术研究，研究和发展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改善公共卫生。台湾的科技事业自60年代末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69年一年科研经费3.2亿新台币，1978年科研经费（不含军事科研）则达到28.75亿元新台币，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相同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也呈现出“有计划地发展科学”的鲜明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必须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化的重要里程碑。在1950年的中科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开幕式上，吴玉章就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科学”的科学思想：“我们需要一個全面性的，适合人民需要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就必须要有计划性的科学”；中科院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研究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科学研究水平。”在“有计划的科学”的指导下，中科院下属的各個研究所随即开展了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就颇具代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科学研究。虫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一，昆虫研究所第一個五年计划（1953—1957）中一個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蝗虫研究工作，在计划中确定每年的重点工作对象分别为洪泽湖蝗区、微山湖区、黄海蝗区和新疆蝗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重要农业生产区的蝗灾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治理的最佳手段是这一时期提高农业亩产量的重要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社会经济各方面仍处于落后的时期，只有由国家统筹协调，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综合国力得以提升。
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互补共进阶段（1978—2011）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特征是与中国大陆优势互补，促进整個中华民族科学的繁荣发展。
1978年开始，台湾科研机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为其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台湾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为例，1986年3月，其向台湾当局申请“第二個五年发展计划”，1987年得到核准，1989年经费增至14亿多。规模进一步扩大，全院共拥有21個研究所、7個研究中心、3個研究筹备处。
目前，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2005年5月16日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对台湾高科技产业进行专题报导，更以“少了台湾，全世界经济将无法运作”说明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性角色。台湾产业竞争力2006—2007年连续两年被世界经济论坛（WEF）评为全球第一。在基因体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原子和分子研究已获得国际大师的赞誉，天文和天文物理学的研究更是走在世界前端。
目前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还包括作为军事研究核心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化学、新材料、电子技术、战斗机和导弹），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台湾“科技资料中心”等。
1978年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迫切需要追求的共同目标，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科技的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研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机构自此有了明确的分工。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科院直属事业单位共117個，包括97個科学研究机构、5個学校及公共支撑机构、12個院与分院管理机构和3個其他机构。拥有中方院士709人、外籍院士56人。社科院现有（截至2009年）在职职工4107人，其中专业人员3330人，占在职职工的79.86%，共有31個研究所和3個研究中心。就全国情况而言，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增长速度很快，达3183700人（截至2009年）。科技产出数量与质量持续快速提升，专利申请授权数332 291件，ESI论文数量排全球第5位。并取得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首次发现约8000万年前巨型似鸟恐龙化石、载人航天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各有所长。要实现优势互补，就必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科研机构交流的破冰之旅始于1988年，王晓波等台湾学者出席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举行的台湾历史研讨会。1988月9月11日，在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的极力争取下，“中研院”苏仲卿、周昌弘和叶永田参加了在北京进行的国家科学联合总会第22届会员大会，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组团参加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两岸科研机构的互动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1992年5月17日，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亲抵北京，参加物理学界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年9月1 0日，他邀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黄汲清、冯德培、赵忠尧、汤佩松赴台访问。这是两岸科技交流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改变了往日只有台湾地区科技人员来中国大陆作单向接触的局面，开创了两岸科技界双向交流的先例。
其后，两岸科研机构的交流更加务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1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台湾“都市研究学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城市建设开发研讨会。1998年是双方合作与交流极为频繁的一年，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提出了“提升两岸学术交流层次”的主张。至2008年，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已趋于常态，仅中科院一年就支持了20個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7日，台湾地区科研人员首次参加了中国大陆南极科学考察，他们是来自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微量研究科技中心的许廷炜、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郭富雯和林家兴。他们将在长城站现场执行“南极海岸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征及粪土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年代变化趋势”的课题研究，这标志着海峡两岸的科研合作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科学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但从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发展的主流特色是优势互补，努力整合，进行思想和观念上的瞄准和攀登世界高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扩散与应用
中国科研机构遇到的较大问题就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发成果如何在产业界转移与应用，是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某些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有较充足的资金可以购买大型的仪器设备。仅1983—1987年间，台湾重点科技的研究经费从66.15亿元增加到146.59亿元，增长了1.22倍。在近几年还将集中10亿元用于高温超导体研究，100亿元用于航天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在科技的产业化、商品化方面，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出色。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应仿效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加大科研投入，研究制定有效政策刺激产学、产研、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合作，最终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优势互补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为主。这突出表现为：基础科学研究未被列为重点科技项目及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严重不足。台湾在技术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强弱，可以从其对专利申请与核准件数的统计里看得很清楚。以1988年为例，台湾共核准专利数13683件，其中属外国人6235件，占45.6%。从三种类型专利的核准情况看，核准发明专利3133件，其中属中国人的168件，仅占5%。以上事例证明台湾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还很弱。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捷径，但是应用技术研究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基础理论，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本。中国大陆基础研究扎实，高科技人才多而且水准较高，在人造卫星、航天技术、高能技术、超导体研究等尖端科技领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此外，还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岸加强科技交流，就可以中国大陆雄厚的科技力量弥补台湾地区基础研究的不足，并充分发挥台湾应用研究成果的长处，共同开发高科技产业。台湾“国科会”已经讨论通过的“加强两岸科技交流五年中程计划”草案中，就计划先拟延揽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杰出科技人才，后再延揽优秀的中国大陆科技人才到台湾地区参加科学研究。未来如果能发挥中国大陆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优势，并与台湾的资金及应用技术相结合，必将较大程度地提高二者科研机构的研究实力。可见，两岸开展科技合作互补性很强且前景广阔。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类型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有所不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中，除俄罗斯外，都没有类似于中国科学院这样大而全的研究机构。美国的科研机构是国有民营管理体制，人事和工资制度可以不必参照政府部门，能够避免政府官僚机构的过多干预，有利于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多出科研成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日本的研究机构主要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也就是将国立研究机构从政府省厅分离出来，避免政府的过细干预，保持在资金使用、人事等方面的自由度。英国贸工部将下属的研究机构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划归不同的研究委员会，由研究委员会统一经费划拨和人员管理。基金会化已日益成为一大趋势，其特点是经费来源多样化，往往能够为其支持的研究机构提供比较严格的监督。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模式更类似于美日英等国，不存在像中国科学院那样如此庞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台湾真正取得大量高科技成果的科研机构主要是由财团法人等设立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
三、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分析
研究台湾科研机构，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其发展状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坚持理性信仰
应当看到，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個中心精神价值，其中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发达，科学是能有力地、持续地揭示着它的价值，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理性的一般信念得到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科学家自身之间，因为科学家自身就是理性事业的参加者，“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够赢得人们信任的位置上，即不仅不存在任何可以代替人们的理智的东西，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解决的，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台湾科研机构的科学工作者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肯定将碰到一個又一個的困难，他们要能战胜这一個一個的困难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强烈的理性信仰并将之坚持下去。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以及近几十年来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在这方面进行优势互补是会产生出很有希望的、很有价值的新生长点的。爱因斯坦确信并敏锐地指出，对于以高度发达的科学的形式表现出的理性，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能的。因而，崇高的理性善的信仰，即科学信仰，这不仅是一项理智行为，也是振兴民族科学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提倡合理竞争
竞争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学者之间有竞争，科研机构之间也有竞争，人们应提倡的是合理、公平的竞争。就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而言，这种竞争既包括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内部的竞争，也包括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同时还应明了，协作也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互相协作、互相支持和互相配合也是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合作，推动着两岸科学的不断发展。具有学术权威的两岸学者，应当带领学人参与健康竞争和科学合作，攀登科学高峰，将科学推向前进。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内部成员之间，不但要有竞争，而且还要有合作，应该提倡竞争协作互动，这叫竞争协作互动论。将竞争与协作和谐互动，可以实现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的共同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科学的有力手段之一。
（三）实施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
在古代，中国科学有着自己辉煌的历史，但在近代却开始落后了。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国人在讨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时，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近代没有科学。实际上，他们说的是没有科学方法。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百年期间，台湾科研机构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取得许多可喜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进展。在具体的特殊方法、一般的研究方法和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上，都有研究。今后的发展，根据全球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实际情况，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应当在科学方法以及将科学方法上升为文化手段上，多做一些努力。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需要运用好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等手段，还必须普遍使用有效的文化手段。手段一般指的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当人们把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等作为在文化上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时，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之实质也就体现出来了。文化手段的提炼、采用和实施，可以极大地提高整個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是一個值得密切关注的研究课题。科研机构的发展是科学建制化的一個重要表现形式，今后我们不仅要关注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发展的态势，还应进一步追踪其与国外以及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发展的比较研究。
（本文获2011年度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