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涉罪少年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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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青春不迷茫？他们曾身陷困窘和无助，他们曾被轻狂、叛逆、无知侵染堕入犯罪的泥渊，附条件不制度的施行给了他们一次重新起跑的机会，而异地联手、协作帮教破除了制度施行中的障碍，终助他们告别铁窗，走向又一次新生。

附条件不制度，是新刑诉法实施后，针对未成年人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罪未成年人，在与不之间增设一段考察期，使未成年人在考察期内接受考察、帮教，期限届满，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做出相对不决定。附条件不的施行，是兼顾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不过一项法律制度的推进，往往会遇到一些现实障碍。比如附条件不的考察监督问题。上海的观护工作在全国启动最早，其观护帮教体系早已成功桥接社会力量，通过社会购买服务的形式，为涉罪未成年人组建适合的帮教力量，来解决未成年人特殊诉讼中的考察教育问题。而由社会热心人士、企业家提供的观护帮教基地，又为在沪犯罪的“无职业、无住所、无收入”的特殊未成年人群体提供了必要场所和帮教力量，使他们能不受地域、户籍等客观条件限制，得到与本市犯罪少年同等的司法处遇。

但是，还有一些涉罪未成年人出于各自的原因无法在上海度过漫长的六个月甚至一年的附条件不监督考察期。对他们来说，似乎只能被动接受面前的选择：如果没有监管帮教条件，就只能面临被的可能。同时要接受这一两难状况的还有承办这些案件的检察官们。而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在涉罪未成年人的户籍地或住所地组织起有效的帮教力量，通过异地互助协作，共同完成对他们的考察观护，使这些未成年人即使不在上海接受观护，也能得到轻缓的司法处理。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的检察官们就在做着这样的尝试。

莽撞少年，

村委会向他敞怀

快满18岁的小路，原本正在苏州一家公司实习，那里各方面待遇都不错，实习结束留下成为正式员工的可能性很大。唯一让小路不满的是女友半年前离开苏州去了上海打工，最近的电话和网聊里，他觉得女友的态度渐渐冷淡了。为了挽回两人的感情，小路专程请假来到上海。两人在南京路上闲逛了半天，女友始终不咸不淡地回应着，这让小路有点憋气。当女友坚决拒绝小路送她回去的提议时，小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庭广众之下，他和女友争吵起来。随后，女友拨打了110并对赶来的民警说“我不认识他”。

两人被带至派出所进行例行调查。小路说：“我跟警察解释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我们没什么事，可是警察还是把我们带过来，我觉得警察不相信我。”并不熟悉警方办案流程的小路，在感情不顺的关口，把怨气和猜疑转嫁到了民警的正常执法上。当民警把两人分开准备进入办案区单独询问时，小路冲动地向民警叫嚷并推搡起来，并强行要冲入办案场所与女友当场对质。见此情形三位民警上前制止，挣扎过程中，他的动作越发过激，开始拳打脚踢。等到民警好不容易制服小路时，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

小路，因为涉嫌妨害公务，一夜之间把自己抛身在了一个陌生城市的看守所。按照法律规定，小路的行为可以适用附条件不，承办检察官也有意以六个月的考验期给小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对是否留在上海接受考察帮教，小路的态度十分犹豫。对他来说，那一夜的剧变，除了悔恨的泪水之外，上海已不再是他眼中所向往的繁华都市，这里没有他的朋友、家人，只留下了他出生以来最大的污点，他只想最快逃离这座伤心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

承办检察官感受到了小路内心的挣扎，这个少年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都不足，但自我意识和自尊心又很强，在一个他认为是“污点”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未必有利于后续的帮教。帮助他回到家乡，在当地组建帮教小组，检察机关通过远程联系和监督，指导他们完成六个月的监督考察，不失为一个量体裁衣的有效方案。为此检察官主动向小路的父母了解他们在当地的工作、生活情况，联系相关机构和组织。历经一番曲折，小路老家的村委会治保委作为第三方加入进来，与小路父母、检察官共同组成三角型帮教小组，解决了困扰多方的帮教难题，小路早日回家并在当地考察监督的心愿得以圆满。

如今，六个月的考察监督期已经届满，这六个月里，小路一直通过微信向承办检察官倾诉在他身边发生的大事、琐事，亲人间的悲欢离合；在每个月的思想汇报中，袒露了涉罪以来的思想斗争和种种转变；在村委会的组织下，他还去义务劳动，祭扫当地烈士陵园，这一切都让检察官感受到他正慢慢地重新走进普通生活。从不解到了解，从无知到有识，小路度过了人生中的低谷。2015年5月4日，一个十分巧合又很有意义的日子，小路被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宣布不，今后的道路将没有污点，只有新生。

缺爱的孩子，

返程重找家庭的温暖

小安，17岁的他已经在浙江桐乡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了一年多。2014年7月，一纸征兵通知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兵也许是青春期男孩都曾有过的充满正能量的梦想，但是对小安的父亲来说，一个稳定的职业、一份稳定的收入才是他当前考虑的一切。因为这个，小安和父亲之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争执。

本来青春期的男孩子和父亲的沟通就是亲子关系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小安和父亲之间的问题显然不止这些。父亲从来不懂得和小安怎么沟通，他只会下意识地利用棍棒和打骂来树立父辈不可违抗的权威。他也从不关心小安精神层面的需求，他们一家都在服装厂工作，小安作为家中的重要劳动力，每个月的工资不经本人的手就已经到了他父亲的袋中，而小安只能拿着可怜的100元零用钱。老家的房子还在造着，外债一点点还着，在这种时候，小安提出当兵，父亲自然给不了好脸色。

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小安，怀揣积攒下来的200元零花钱离开了家，来到火车站。没有任何计划，也许只是因为上海的城市名字特别响亮，所以他买了当天头班高铁票，转眼就置身于这座国际大都市。而此时，他已差不多身无分文。好不容易捱到了晚上，一天没有吃饭，饥肠辘辘的他在外滩附近游荡了整日，停在了一条小马路上。体力透支、失望不满，对一顿饭、一张床的渴望交织成各种复杂的情绪，牵扯着小安的神经。当一个单身女士独自经过时，小安突然有了不好的想法。他冲过去抢夺了对方的挎包，并飞速逃离现场。

三天后，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小安被警方捕获。

小安的情况和小路有所相似但又有不同。小安并不排斥在上海接受六个月的考察教育，但是小安的父母却希望孩子能够回到身边。承办检察官办案中已经发现父子关系不和是案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能在考察教育期间修复这一关系，就不能消除小安继续“出格”的隐患，所以回到父母身边重新找回家庭的温暖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本质问题。但是，谁能成为监督考察的第三方，协助检察机关共同监督教育小安呢？

经过和小安父母的反复沟通，承办检察官发现，服装厂的车间组长是小安的同乡，联系过后，其十分认可小安平时在服装厂的工作表现，也愿意作为帮教成员肩负教育小安的职责。组长还进一步征询了厂方的意见，厂方领导也支持对小安的后续帮教工作。

小安返乡之前，检察官分别和小安及其父母作了一次长谈。短暂牢狱生活的经历，突如其来的犯罪行为，让儿子和父亲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开始正视互相间存在的问题，检讨各自的不足。面对重获自由的机会，父子间的罅隙已经成为翻过的黄历，此后的六个月，这个家庭，家人和朋友牢牢牵起彼此的手，给予少年更多温暖和关怀，将这个一时失足的少年拉回了熟悉的生活。2015年4月，小安被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宣布不。

异地监督考察，

困境中继续探索

对于这些选择外地更加适合、更有利于教育挽救的未成年人来说，附条件不的适用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监督考察帮教力量和协助监督考察机关的最后成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毕竟上海在帮教观护上，经过多年完善，已经有了一支专业的社工队伍，而其他省市在专业化、社会化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上，还没像上海这样走得快，走得稳。检察官通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组织或机构来参与帮教；或者即使找到这样的组织或机构，也会因为专业性不强，缺少长效规范机制，以及上海检察机关只能远程监督而让人对帮教监督六个月乃至一年的效果产生怀疑，进而质疑附条件不异地监督考察的可行性。

当然，这一切都在被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从个案开始的探索终将回归制度的健全。上海检察机关已经在与多个省市探索建立异地协作机制，特别是与当地检察机关形成互助合作，帮助更多涉罪的来沪未成年人得到同等的司法处遇，通过各方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他们重新回到人生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