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沪剧最亲近的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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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并不互相隔绝,总是相关相通的。而沪剧与话剧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亲近最密切不过了。已故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在她所写的艺术经验谈《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一书中,曾把话剧称为沪剧的奶娘,说“话剧的现实主义奶汁哺育了沪剧的成长”。我觉得丁是娥老师当初的话很有见地,十分中肯。
文明戏的“说戏先生”助本滩演起了时装剧
沪剧与话剧的关系,最早似乎可追溯到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那时沪剧从黄浦江两岸的农村进入上海中心城区还不久,刚刚摆脱了走街穿巷和茶楼书场卖艺的困境,于是打着“本地滩簧”的牌子(简称本滩)来到了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申城各处游乐场。而早期的话剧最初被上海市民叫做文明戏,有时也到游乐场演出,因此文明戏和本滩经常同场演出,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那时文明戏演员的文化程度自然比本滩艺人高得多,他们演的戏大多取材现代都市生活,这让本滩艺人感到新奇,打心里佩服,而在台上只靠对白对话的文明戏演员却对以唱腔见长、拥有大量观众的本滩艺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由于这两个剧种的人员来往相当密切,所以也就有了沪剧历史上由本滩艺人和文明戏演员合作完成的第一个时装剧《离婚怨》。《离婚怨》由文明戏演员范志良讲述剧情细节,本滩艺人刘子云把它编成幕表,并由当年在观众中已具一定影响力的本滩名生名旦丁少兰、孙是娥联袂出演,因此这个戏1921年在上海花花世界游乐场首演便引起轰动,大受欢迎。
成功的原因很明显,由于当时本滩舞台演的大多是晚清时代农村乡镇生活的传统对子戏和同场戏,离观众所处的上海滩现代都市生活距离很远,所以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上海普通市民现实家庭生活的剧目时,便使人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惊喜。这戏不仅首演一炮打响,受到观众喜爱,后来还由各本滩、申曲班社多次推出,曾盛演一时。
看到《离婚怨》这样成功,有些文明戏演员索性改换门庭,投身本滩班社长期从事沪剧幕表戏的编写。本滩艺人对他们也十分尊敬,称他们为“说戏先生”。其中加入较早、对沪剧艺术贡献最大的,要算文明戏演员出身的宋掌轻。他把文明戏《恶婆婆与凶媳妇》搬上本滩舞台,又以幕表形式,改编电影《孤儿救祖记》,成为第一个使沪剧和电影结缘的剧作家,也是大家公认的有真本事的说戏先生。
说到说戏先生,他们中还有筱文滨创办的文月社所聘请的徐醉梅、王梦良和范青凤,他们当年被称为“三顶小帽子”,且又都是文明戏演员出身,老戏底子厚,并各有所长,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所以在当时相当出名。
话剧编导把申曲带上了现代剧场的艺术之路
如果说本滩时期的“说戏先生”主要来自早期话剧文明戏演员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申曲阶段,很多话剧的专职编导都开始全方位参加到沪剧的创作和排练之中,他们的主要贡献就在于真正把沪剧逐渐引领进了现代剧场的艺术之中。
曾经在日本留学时参加我国早期话剧团体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目演出、回国后又担任过积极推进话剧活动的上海春柳剧场专职编剧的赵燕士,后来受聘于文滨剧团,为沪剧舞台创作了《叛逆的女性》和《石榴裙下》等有影响的剧目。
当时活跃在申曲表演团体的另一位话剧编剧叶子、即话剧前辈郑正秋的得意弟子,曾经创作过《马永贞》、《红衣女郎》和《范高头》等著名话剧电影作品。1941年他转入申曲界,为上海沪剧社编写了《如意鸳鸯》、《上海一枝花》等剧目。他给文滨剧团编的描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铁骨红梅》,情节生动,寓理于情,寓情于景,很受观众欢迎。田汉和安娥夫妇专程来看了这个戏,也是赞叹不已,说“真是想不到沪剧已改进到这样的地步,有这样的成就”。为此田汉还专门在《新闻报》上写了《沪剧第一课》的剧评。所以说是叶子为新成立的上艺沪剧团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剧本制,取代了过去申曲表演团体普遍采用的幕表制和半幕表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只可惜他于1947年就因病去世,不然会有更多建树。
话剧导演为申曲排戏的也相当多。为上海沪剧社打炮戏《魂断蓝桥》执导的严幼祥就是话剧团体的资深导演,他像排话剧那样为演员分析剧本主题、人物性格和规定情景。另外当时参加沪剧创作的话剧编导也很多,曾是田汉南国社的发起人之一、原名为顾梦鹤的莫凯后来也到中艺沪剧团当导演,执导过《大雷雨》、《白毛女》等剧目。其他有成就的还有刘谦、乔奇和白沉等。
中外话剧的优秀作品哺育了沪剧的成长
沪剧经历了本滩和申曲的发展阶段,各班社竞相上演时装剧,后来逐渐形成了沪剧西装旗袍戏演出的高潮。这些时装剧的来源,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来自对中外话剧名著的改编与改写。
在中国的话剧剧作家中,作品被搬上沪剧舞台最多的无疑是曹禺。他的代表作《雷雨》发表于1934年,仅仅过了四年,1938年以施春轩为首的施家剧团就以幕表形式在大中华剧场改编并上演了这一剧目,可以说这次演出开了戏曲表演团体改编演出曹禺话剧作品的先河。紧接着新光剧团、文滨剧团和敬文剧团都相继演出《雷雨》,不久曹禺剧作《原野》和《家》也被沪剧团体改编演出,曹禺作品一时成为了沪剧舞台上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沪剧改编话剧作品的视野很宽,夏衍《上海屋檐下》和《赛金花》这两部优秀剧作都先后出现在申曲演出中。另外宋之的《一幅流亡图》和吴琛的《寒夜曲》等话剧作品也被搬上了沪剧舞台。当时,还有一个反映北方煤矿生活的话剧被改编成沪剧《皆曰可杀》上演,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不满,并下令禁演,派军队到剧场搜捕,甚至化名“羊角”的执笔改编者解洪元差点进监狱。直到抗战胜利,这个戏才恢复演出。
中国戏曲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剧种像沪剧那样曾大量地从外国话剧作品中汲取演出素材,其视野之宽,天地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讶。英国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先后被沪剧改编为《银宫惨史》和《铁汉娇娃》。德国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也被演绎成同名沪剧时装剧。沪剧《和合结》和《寄生草》则分别改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王尔德和台维斯的作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软体动物》;《大雷雨》则是受俄国著名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剧作的影响,而《母与子》则来自他的另一部戏剧作品《无辜的罪人》;《茶花女》也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剧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沪剧舞台搬演外国话剧,往往采取中国化的演出形式,在故事发展、人物走向和剧名处理上入乡随俗,作了相应的变更,使观众不感到生疏隔阂。如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铁汉娇娃》就是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搬到了中国的清代,主人公也成了中国人,男的叫罗杰,女的叫朱丽云,对立面的青年则取名濮天龙,连最后悲剧结局的场所也不是外国的教堂,而是改在中国的佛寺,戏的情节安排均有不少变化。正因为这样,后来沪剧的不少时装剧已经找不到出处,有的甚至费了好大劲才考证明白。譬如原来沪剧观众熟悉喜爱的《返魂香》原来就是取材于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剧作《恩捷罗》,而著名沪剧演员汪秀英擅演的《花弄影》,原来是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情仇》改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