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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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脑网络和手机讯息的出现，让当今的学生可以接触到过去我们难以接触到得资讯，他们通过微博、QQ等新媒体得到的最新国内外消息甚至比老师还快、还全，特别是艺术类大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他们拥有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台式电脑在配置上都相对较高，他们掌握新媒体的咨询也较一般综合性大学要丰富。这就对高校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以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调、僵化、单一。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创新，改革原先的思想教育模式，是摆在我们目前的重要课题。
一、“慕课”时代的变革与反思
不同能力的学生需要的知识层次也是不同的，宽一些的考核有利于后进学生跟上，而拔尖学生不被限制。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说过：“哈佛大学得A的学生成为学者，得B的学生花时间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好大学传承家族的名望，得C的学生则是募款委员会的座上宾。对于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这样的极少数人来讲，学校教育的增值功能是有限的。学校作为一个机构，它面向的是学校中绝大多数的人，对少数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而言，他们不用接受这样的学校教育也能出来。学校教育如果不能培养，至少不要伤害这样的人才”。因此我们在教学生写作时，既要保证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到促进，为创新性学习创造条件，也要为那些少数特立独行的学生留下自主发展的空间，不要让他们沦为僵化教育桎梏下的牺牲品。[1]
现在的教育制度应当有实质性创新，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2013年7月时，辽宁高校成立教学联盟，日后，辽宁6所高校的本科生可跨校学习通识课、选修课，辅修喜欢的专业，实现教育资源共享。[2]这其实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即我们也可以尝试进行这样的深度合作。
当下“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流行，也可以加以借鉴。[3]但国内教育界仍尚未适应这种变化趋势，有网友在收看国内某高校公开课后称：“普通话都说不清的老师，加上所有问题和答案都设计好的学生，恍然觉得回到我初中有人要来听课的时候。”根统计数据，在其所有视频课程中，“国际高校公开课”和“TED演讲”最受欢迎，两者相加占了观赏人群的86%，而看“国内高校公开课”者，仅占13%。这里的“看”实际上指的是点击观看次数，而究竟网友打开之后是否真的看完了，还是个未知数。
2013年8月前后，我看过相关视频，发现中国和美国“慕课”有两个重要区别，这两个区别根植于各种的教育体制，且也将对“慕课”在两国的效果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个区别是技术性的：美国“慕课”主要是拿出最出彩的课程部分，作为专题讲座展现在网友面前。就像饭店把招牌菜选几样拿出来，而国内老师则是以课程为单位，全部讲授，就像大排档一股脑上菜，虽然精华也不少，但杂菜吃饱了也不想再吃了。这个容易改变。
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则是体制性和文化性的，这就积习难改了：美国公开课的授课老师是开放性的，从教授到助教都可以自由登台，主办方往往是非政府机构（如非营利机构TED），重在分享，谁好谁不好观看者说了算。而中国上“慕课”的老师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选择所谓德高望重、教艺精湛的，主办方往往是高校等教育机构，重在展示，谁好谁不好挑选者说了算。
此区别带来当下学界对“慕课”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极低，一是极高。[4]前者无视新媒体时代对传统教育教学的巨大革命性冲击，后者过度自信，把在美国尚未成熟的教育新方法，在有中国国情的土壤中的作用过度放大。
二、拔尖人才培养与品德教育问题
现在国内教育强调对尖子生的培养，给予各种优惠甚至特权，这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是一个奥运强国却不是一个体育强国，这种吊诡的对比就在于我们历来过分强调对尖子运动员的培养，忘了体育乃是大众健身的本意。同理，对待学生可以侧重对其中拔尖者的培养，但切不可对拔尖者过于偏爱，让这部分学生有高人一等的心态，以免培养出一批以拥有特殊待遇为荣的学生官僚。须知，最得宠的孩子往往最没出息。陈丹青就提出过自己的忧思，他指出现在的学生也被权力化，事事认同权力，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5]
拔尖学生所应当获得的，是更多的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教师有针对性的点拨、帮扶，而非享受更多的垄断、排他性的特殊待遇。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要为众多车手开创更多的车道，规划出更高质量的行车环境，而非给某个车手开设一条独属的道路，给他的车子加最好的油，配上最好的保养，让他塞在大家前面，谁都快不过他。追求卓越，不忘公平，这才是区别性教育的关键。如果把后进生乃至普通生放一边，专门关注那些尖子生，那么因材施教的区别性教育就将沦为等级森严的“区隔性教育”了。
《华尔街日报》的戴维斯（Bob Davis）撰文提出，中国大学生求安稳的心理要强于创业的野心。他对比了中国三所顶尖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科生就业意向的差异。在“打算创办或加入一家初创企业”一项中，中国是3%而斯坦福是22%；在“打算加入政府部门”一项中，中国是52%而斯坦福是5%。[6]如果他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实在值得我们忧虑和深思。这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包括整个社会环境在内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大环境，培养学生的冒险探索和创业精神。对尖子生的培养，不能不反思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遇到的这一问题。
中国大学毕业生爱稳定不爱创业的问题，其实早在学校就养成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在对比中美文化的不同之处时提到：美国孩子放学了，父母会问：你今天问了多少个问题；而中国孩子放学了，父母会问：你今天考了多少分。[7]中国的教育太执着于答案的完满性、标准化，艺术教育也概莫能外。而不知道，其实艺术教育的答案，关键在于有突破、有创意，哪怕这些突破和创意是不完满的，甚至是漏洞百出的。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应有之义，乃是从片面强调自我实现，到升华为对自己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自觉主动的承担。[8]
三、思想启发源自最深层的体悟。
创意绝不是靠死记硬背搞出来的，而是通过了解、参照最新资讯，仔细思考而来的。河南兰考当年在焦裕禄带领下栽了很多泡桐。泡桐长成后，村民有的将之做成家里烧火做饭用的风箱，有的做成电线闸刀的闸盒。后来才发现其实它很适合做乐器材料。我们的学生就像这泡桐，虽然同是一种材质，但不同是思维定位，就会变成不同的人。我们千万不能让本来可以成为乐器材料的高层次人才的艺术生，因为定位错误而变成风箱、闸盒之类平庸无用的人。背诵、识记是理解的基础，但死记硬背与理解乃至延伸性思考则毫无关系。在我们这个搜索引擎可以用几毫秒就搜索出数万条资讯的互联网时代，背得多，倒不如理解得多，对学生的未来更为有用。思想与创意，源自最深层的体悟，在资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对大量资讯的辨识和择取能力，而非死记硬背。
从当下中国社会经济中坚力量的读书态度，即可管窥当下的读书危机，因为读书正在成为一种“落伍”的习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印度工程师孟莎美撰文提到，她乘坐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时，吃惊地发现飞机上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9]笔者虽未乘坐过德国到国内的飞机，但在国内的航班，列车，地铁，公交车等处，所见也与无异。
以考试成绩为最重要考核手段还有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培养出一堆高分低德的学生。据网讯载，北大古迹成不文明考生的许愿墙，未名湖畔的庙墙上被画、刻上诸如“一定考上北大”、“北大我会来找你”、“愿××能考上北大”的涂鸦，连两米高的拱形门内侧屋顶都未能幸免。这种素质的学生无论考上什么学校，将来都是社会的隐患。因为他们照此逻辑发展下去，谁敢保证他们将来进入社会后，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胡作非为？
钱理群教授曾经警告，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10]工于专业技能和勾心斗角的心机，却缺乏一颗对他人充满同情和理解，对世界满怀欣赏和悲悯的高贵心灵，如果我们大学大量出现这样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艺术类高校不应当只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技艺训练的地方，而应该帮助学生在心中构筑一个日后可以据守的精神家园。我们无法让每一个学生都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或者人人成为都成为道德楷模，但帮助每一个人都初步掌握艺术评论的基本写作技能，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懂得自己的道德底线，是完全可能的。
驱动力如果源于外在压力，那么无论现在有多么强盛，恐终不会长久；而如果源于内在的热爱和需要，那么哪怕现在有多微弱、稚嫩，都极有可能终成伟业。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与实践――以艺术类学生为例（项目编号2013SZ008）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庆环.全球竞争中，大学应有的风范[N].光明日报，2013-02-06（16）
[2]毕玉才，刘勇，黄宝锋.辽宁高校成立教学联盟[N].光明日报，2013-7-6（1）
[3]MOOCs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文简称，其中，“M”代表Massive（大规模），指的是课程注册人数多，最多一门人数达16万；第二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指的是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第三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指的是时间空间灵活，全天开放，使用自动化的线上学习评价系统，而且还能利用开放网络互动；“C”则代表Course（课程）。见姜泓冰.中国一流高校纷纷加盟全球在线教育课程，“慕课”，搅动大学课堂[N].人民日报，2013-7-15（15）
[4]给极低评价的，如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教授邓辉，他一开始却对“慕课”持坚决的抵制态度。观看了一些国外的开放课后，他觉得“慕课”的形式使教育脱离了其本质――将老师变成了演员，每一堂课都像一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课程设计成了影视制作。而给极高评价者，如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计算机系教授李晓明，他设想北大未来的一门课程会有10万人选修，课程结束有1万人通过考试，其中北大在校生100人，他们得到学分；其余9900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得到课程合格证书。见陈竹.中国大学“慕课”上线要颠覆传统教育？不适应新授课方式的教师将可能沦为助教和配角[N].中国青年报，2013-09-24（3）还有学者从技术层面思考“慕课”，给出较为客观的预估，如程建钢就给出若干关于“慕课”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缺乏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与其它教学及其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共享，更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开放教育资源（OERs）标准的要求相差甚远。见汪瑞林.MOOCs辨析与在线教育发展――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程建钢[N].中国教育报，2014-01-04（3）
[5]陈丹青.荒废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17
[6]Bob Davis.寻求安稳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受挫[EB/OL].http：///gb/20130326/bus141200.asp source=whatnews
[7]原春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专访英国诺丁汉大学前校长杨福家[N].中国青年报，2013-06-22（2）
[8]傅国涌.人权是民主前提法治是民主保障[N].中国青年报，2013-02-04（2）
[9]见孟莎美.不阅读的中国人[N].光明日报，2013-7-26（13）
[10]钱理群不无担忧地解释，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