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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面临着新的市场、体制和国际环境,客观上需要实行战略性转向,由适应性、局部性、计划主导性调整转向战略性、全局性、市场主导性调整,并围绕这种转向进行调整路径的创新。
[关键词]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战略转向路径选择
一、“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全新背景
21世纪初特别是进入“十一五”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WTO的加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转折性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也将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进行。表现在: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由受资源和供给约束为主转向了受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般性产品供过于求,需求潜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加工度、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上。
第二,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正从破除旧体制为主进入全面推进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
第三,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WTO的加入,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发展。这使我国在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越来越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压力更大、更直接。
这一切,客观上要求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必须实行新的战略性转向。
二、“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
基于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着的国内外环境,依据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要求,“十一五”我国客观上需要在结构调整上实行战略性转向,走向一条不同于常规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转向主要包括:
1.从先前的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过去的调整是在短缺经济的大背景和国民经济比例出现失调乃至严重失调的状态下进行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也表现为供求失衡,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不足,调整的重点放在解决市场短缺上。因此,这种调整多带有应急性质,属于适应性调整,即主要是截长补短,解决供给“缺口”,把各种“短线产品”补上去,其被动性和消极性特征十分明显。新的结构调整是在市场供大于求和商品较为丰富的状况下进行的,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导引和推动下,在与国内外经济的互动中进行的主动性调整,是直接影响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它与过去历次进行的调整是根本不同的。
2.从先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转向纵向的提高性调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因而,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供给数量,这种寻求数量增加的调整直接表现为生产低水平的重复,事实上是一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这次调整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仅不能再进行盲目重复建设,而且还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它直接表现为经济素质的纵向提高性调整。
3.从先前局部的封闭性调整转向全面的开放性调整。新的调整不应当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产业的局部调整,而应当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同时,这种调整是在大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调整不但要立足于自己,还要对准国内外市场和未来的发展要求,通过调整更多地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和现代化的“要件”。
4.从先前单纯的刹车式调整转向在发展中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有时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由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数量扩张,造成经济过热或比例失调时进行的,而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主要是由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因此,其实质是把投资减下来,把速度降下来,是“刹车式”停下来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整合原有产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促成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源动力。因此,这种调整是一种“有进有退”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调整、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更好、更快发展而进行的调整,也可以说,这种调整为的是很好地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做到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5.先前以计划为主导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和主要运用市场手段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政府行为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以计划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调整要更多的依靠市场机制,而且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通过调整,使社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资源从供给过剩的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的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过程。
三、“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要求,“十一五”实行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在具体路径的掌握上,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
1.明确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确立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本质要求的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目标,即在过去一般性地“纠偏”、理顺结构关系、促进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十一五”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新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结构调整目标,就难以把握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和具体路径。
2.明确界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根据结构调整新的目标,“十一五”需要把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定位在产业升级、产业创新和夯实产业基础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是对传统产业而言的;产业创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来说的;夯实产业基础,指的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得到加强、水平得以提高,产业间和产业链条得到衔接,能有效地避免产业脱节和产业空心化问题。这三个方面抓好了,其他方面诸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都会随之得到有效的进行。这里关键是要找到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结构调整“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3.实行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的有机结合。在从社会资本增量方面安排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更多地通过社会资本存量和产业整合的角度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即通过企业兼并、收购、联合乃至破产等形式,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培育一批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促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整体格局的变化。
4.坚持市场导向,瞄准市场调结构。在根据既定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进行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市场导向即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上,更多地关注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和潜力。否则,如果结构调整不能对准市场,不与市场相衔接,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5.坚持用“开放”的思维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有效超越区域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注重通过引进和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和大集团参与调整,特别是在利用外资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引资的侧重点从单纯帮助我国“增长”转移到帮助我国“调整”和“提高”上来。“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大开放的机制下进行产业重组和强力调整,取决于我国的产业和企业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融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从世界范围看,凡是有产业竞争力的国家,凡是能够实现持续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对外大开放的国家。
因此,争取更多的国内外企业通过资本并购、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等方式参与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需要支持企业“走出去”,到国内外有商机的地方去创业发展,实行跨国、跨省、跨区域经营,这其中不排除有些大型企业集团会根据企业发展要求,把经营总部或业务总部迁徙到经济活跃的处于区域中心地位的中心城市。
6.注重在相关产业领域和环节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决定市场竞争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砝码,也是产业结构跃升的重要体现。在结构调整中,要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结构,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产业规模的膨胀和扩大上,以防止形成“组装经济”或“空壳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7.坚持用信息化来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它带来并显示未来产业发展的质态变化,应借助信息化来武装、带动和提高工业化,用工业化来促进和推动信息化,利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层次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让信息化渗透到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之中。
8.努力突破和消除产业“进入”和产业“退出”方面的障碍。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有一批高成长产业的生成和增长,而高成长产业生成和增长的前提,是要拆除所有制、地区和行业壁垒,给各种类型的合法企业以公平进入和平等竞争的机会。消除产业“进入”障碍,为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有效的通道。从根本上消除某些垄断性较强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对非国有经济、行政性“条块”之外企业的进入壁垒。另外,缺乏必要的产业“退出”机制,也是长期以来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企业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某些领域存在过度竞争的重要成因。衰退产业的调整,重复建设残局的消化,市场经济发展中正常的优胜劣汰,都需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只有建立良好的产业“退出”机制,才能保证企业重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9.借助和依靠政府、市场、企业和民间多方面力量搞调整。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注重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功能,发挥市场活动主体——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的作用,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一方面,有些领域是政府所不能“为”或“为”不好的,它可以也需要由市场来承担;另一方面,这也是发挥市场机制对结构调整内在作用的结果和要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政府能调动和支配的社会资源毕竟有限,政府的“作为”应当更多地体现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实行产业引导等间接调控方面,应当放在“市场失效”或“市场一时难及”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开发等。政府在搞好资本资源调控的同时,应更多地提供和调控制度资源,为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相应的体制保证和政策条件,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形成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市场自行调节机制。充分发挥大型骨干企业的作用,让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唱主角”,包括在存量和增量调整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同时,注意发挥中小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特有优势,使中小企业成为推动产业和组织整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急先锋。
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把民间投资纳入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计划,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融资渠道,建立健全民间投资信息制度,加强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保护和监督。在开放投资领域方面,需要充分体现“放手发展”、“公平竞争”和内资外资平等对待的原则,放开对民间投资的种种限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性行业项目的投资,鼓励民间投资者投资和经营城市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为大中型企业生产配套等项目,有选择地放开道路、桥梁、供水和电站等有稳定收益的公用设施投资领域。在这中间,有的可以由民间资本独自进行,有的可以通过参股的形式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投资,有的可以实行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合资经营。通过市场的作用和力量,让民间投资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