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山花儿会音乐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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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山，又名“元朔山”，位于青海省大通县桥头镇东侧的北川河畔，面积约2．5平方公里，山顶海拔高度2928米，相对高度486．5米。山顶有太元宫（即关帝庙），故俗称老爷山。

老爷山花儿会与其它花儿会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我们已知，大多数花儿会的会场一般都在名山古刹，远离人口相对集中、经济相对繁荣的城镇，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封闭。而老爷山则不同，美丽的大通县城就在老爷山脚下，县城中散发出的现代气息，为花儿会增添了独有的魅力。

老爷山花儿会会期五天，从农历六月初三开始，至初七结束，六月初六是当地群众所称的“正日子”，也是整个花儿会的高峰期。但从初一开始，艺人、商人、信徒等就已经开始忙碌了。

从参加者的民族来看，主要来自附近各民族，有汉族、回族、土族、藏族等；依年龄性别来看，如今已无太多约束，男女老少都可参与（但旧时花儿会上主要是青年男女，已婚女子按照当地习俗是不能参加的，上了年纪的不论男女，都不便参与）；依参与者身份来看，游客最多（包括农民、工人、学生等各个阶层），商人次之（外地商人占有一定比例），朝山求神者再次之，还有少部分专业和业余的艺人、歌手和远道而来的学者等。

由于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表现在音乐方面，也呈现出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从笔者在此期间考查来看，主要有花儿音乐、宗教音乐、民间小调以及受现代传媒影响的外来音乐。

一、“花儿”音乐

这是整个花儿会中最主要的音乐形态，也是最具地域特色，最有象征意义的音乐形态。其会场有多处，草滩边、山林中都有群众自发形成的对歌场面；有组织的比赛演出形式在花儿会上是非常多见的，尤其在山下，只要开阔区域，大都会被组织者利用，参与者非常之多。

1．音乐特点

老爷山花儿曲调悠扬、高亢嘹亮、跌宕委婉、自然流畅。其主要流行曲令有《直令》、《水红花令》、《尕马令》、《老爷山令》、《东峡令》、《咿呀咿令》、《三闪令》、《沙燕儿绕令》、《黄花姐令》、《好花儿令》、《梦令》、《梁梁上来令》等十多个曲令。其中，《直令》是本地区最受欢迎的曲令，只要爱唱花儿者，几乎都会唱，甚至“一个歌手只要一唱《直令》，便知其水平高低”。

《老爷山令》、《梦令》、《东峡令》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三首曲令，其曲调特色鲜明，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花儿音乐中所体现的浓郁的地域特色，其首要条件即是富有特色的音阶与调式。老爷山花儿中最多见的是以徵、羽、宫、商组成的四音音列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其调式，徵调式最多见，商调式、羽调式次之。节拍，主要表现为三拍子、二拍子。曲调的旋律进行以四度特性音程为主，辅以部分级进，七度大跳在旋律中非常富有特色。强调商音和徵音。唱词多为四句，每两句即形成该曲体，旋律唱两遍。上、下两乐句是构成曲体的主体，其关系多是变化重复，“衬腔”为乐句的过渡、曲体的扩充、旋律的发展、情感的延续和转折、升华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2．老爷山“花儿”的演唱形式

主要有三种：

（1）竞争激烈的对歌擂台赛

花儿会上这种形式是最富挑战性、刺激性和娱乐性的演唱形式。在早期老爷山后山的花儿会上，是民众自发的比赛形式。先有一方“亮嗓”，另一方则表现“不服”，要一试高低，比赛就在这种一来二往对歌中进行。有时也会发生多人对执的场面。

其体裁主要有两种：一是长大的“本子花”，是以唱历史故事为宗旨，都有连续而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即兴编唱的“散花”，就某一主题而展开辩论，或歌者双方相互“”、“讽刺”、“取笑”等。这种形式双方所唱曲令可一样，也可变换。比赛中谁反应快、即兴性强、编词既符合格律又具说服力为胜者。

有组织的花儿擂台赛则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对歌比赛形式。在这里已被溶入了更多的现代文化和商业气息，如演员借用现代音响设备以美化和提高声音效果，使用电子琴给歌手伴奏，奖品由一些赞助商提供，所唱内容大多具有时代感。体裁多用大家熟悉的“散花”曲令，《直令》是他们选用最多的曲令，也是当地老百姓最爱听的曲令之一。曲令可一唱到底，也可中途变换。比赛到高潮时则会由对歌演变成“对说”，但“说词”还是严格按照花儿的诗词格律，以四句为一个回合。最后，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评出优胜者。

（2）自我抒情的独唱和对唱

在花儿会上，这种形式的演唱，其最大特点在于尽情抒发、宣泄自己的情感而不在乎是否有人观看，也无需证明自己演唱水平的高低。如对情人的思念之情。这种形式的演唱，其演唱动机经常受演唱者的心理变化支配，浓浓的情感，不加任何造作之情，令听者很受感动。

另外，这种演唱形式的场地，也要视心情好坏而定，一般来说，心情特别高兴时，多愿意到人较多的地方，心情不好时，多愿意到僻静之处，独自尽情宣泄。

（3）表演性质的独唱与对唱

有两种形式：一是卖票制，通过售票方式达到营利目的。这种形式，有舞台、有主持、有专门的舞台负责人等，演员与观众有一定距离，演出是经过组织、筹划、练习的正规表演；一是茶园式，在老爷山花儿会上，这种方式非常盛行，无论山上还是城中，到处都会见到，山上多在后山树林中。几张桌凳、啤酒饮料加话筒音箱便构成了所谓的“茶园”。其演出规模一般不大，演员是由茶园主人雇聘的“业余歌手”，一般二到三位。演唱内容和曲目多由观众点唱。茶园的收入主要靠顾客对饮料的消费，歌手的水平直接影响着观众的多少，对茶园的生意好坏起着很大的作用。

3．老爷山“花儿”的变异现象

由于老爷山地处县城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较为开放，这从大家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上便能明显感受到。受商业演出的冲击，花儿演唱上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1）演出效果突出时代感

表演者一般身着民族服装，手持话筒，在电声乐队强劲节奏的伴奏下，歌手边跳边唱，唱着所谓的“摇滚花儿”，不时还夹杂着煽动性的话语，场面不亚于大牌歌星，非常火爆，尤其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这种演出形式对曲令旋律方面的变动不大，只是由于受“摇滚”节奏特点的制约，对音符的时值做一些调整。唱词也基本保持着传统花儿的格律形式和内容，以“情歌”为主。

（2）演唱方法的变异

关于演唱方法，声音上追求歌唱家或歌星演唱时的音色效果。对这一现象，笔者曾对不同人群做过一些调查：对于那些花儿特别爱好者和年长一点的听众，他们大多不喜欢这种新“唱法”，认为从情感上来说，触及得不够深，宣泄的不够彻底；年轻人则一部分认同这种唱法，认为声音好听，还有一部分表示不以为然，哪一种方法都能接受。实际上，不同人群对此有不同看法，真切反映了花儿演唱受到现代文明冲击，在民众中间所引起的不同心态。

（3）曲调的变异

很多花儿学者对一首“花儿”的界定，往往以唱词是否符合“花儿”格律为条件，下面现象将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提出新的问题。

一些经常“跑场子”的职业歌手，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把传统花儿唱词与流行曲调进行了大胆的结合。仅看歌词，完全符合“花儿”的格律形式：四句体一韵到底，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本题。但与曲调相配，却无一丝“花儿”音乐的特点。曲谱如下：

熟悉该音调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首名为《长相依》的流行歌曲，经歌手这样“洋土结合”后，大受听众欢迎。

这种变异现象，虽在花儿会上属少数个体行为，但职业歌手们大有效仿推广之势，观众对此反映非常热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和关注，这对花儿的发展、变化、趋向等方面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二、宗教音乐

老爷山花儿会上的宗教音乐主要体现在朝山会中，在朝山队伍“行香”过程中，各乐队成员齐奏《上山令》，下山或返回途中则奏《下山令》。乐队主要由吹管乐和打击乐组成，其组成分别为：

吹管乐：两对唢呐、两对大喇叭、一对玉笛、一对鹅骨笛、两对玉箫。

打击乐：由二十对“交板”、铜鼓、大锣、大钹、手鼓、碰铃、七响、三响等组成。

吹管乐主要担任乐曲主旋律的吹奏，基本以齐奏形式出现，整个乐队音域宽广，声音洪亮。打击乐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与吹管乐一起演奏，烘托主旋律，增添乐队整体演奏效果；二是“朝山”仪式中，在老道士念唱“佛号”时，与诵经仪式相伴，渲染宗教气氛。

花儿会与朝山会同处一个“大会”之中，其两种音乐形态的关系如何呢？

首先，两者音乐特点截然不同：

其次，虽两者音乐本体无相互影响，但在朝山仪式结束时，却有花儿音乐的渗透。以前的朝山会，上山奏《上山令》，下山奏《下山令》，不得随意换曲，但现在已稍有一些变化：上山时必须奏《上山令》，下山时则可放松，可奏《下山令》，亦有奏花儿曲调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花儿音乐在宗教音乐中已有所影响。

三、民间小调

作为老爷山花儿会上另一种音乐形态，民间小调并不是花儿会的主要歌种，是其中影响力最小、出现率最低的一种，但它又实实在在存在于花儿会中。

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随意的哼唱。人们在行走中、休闲时、劳动时，不经意会哼起一些小调。二是通过音响媒介向外播放。走在大通的大街上，偶尔能听到这种录自本地歌手的民间小调录音。

与“花儿”相比，小调可以随意唱，无年龄、场所限制，而“花儿”属于山歌、“野曲”，只能年轻人在野外唱；花儿的唱词有一定的格律形式，受此影响，曲体较单一，小调则无格律限制，句法多样；旋律音调方面，小调少了花儿中的高亢、苍凉，多了一份柔美、细腻之情。

当然，花儿音乐也在慢慢向小调渗透着，一些小调体现有“花儿”音乐特征，如花儿中“特性音调”在小调中出现等，但唱词却不具典型的花儿格律特点。

四、外来音乐

指的是除本土音乐以外的其它一切音乐。主要有流行音乐、西洋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等。流行音乐和中国各地的民歌是其主体，西洋音乐则是一少部分受教育层次较高之人的爱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们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体现在音乐方面，即人们大量接收通过现代传媒引入的外来音乐。

在花儿会上，呈现方式亦有两种：一是通过音像音响资料的播放；一是卡拉OK式的自我演唱。这两种形式在大通县城非常多见，大有和“花儿”抗衡之势。尤其县城繁华地带，强劲的电子节奏、“声嘶力竭”的演唱几乎不绝于耳，这里与现代都市已无甚两样。

这些外来音乐形态深深影响着本土的音乐，如小调中加入电子乐队伴奏，演唱中引入“方法”、花儿的各种变异现象等。对于这些，我们不能简单评判是好还是坏，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老爷山花儿会的音乐形态大致是以上四种。至于流行于当地的宴席曲和戏曲，虽是群众喜爱的音乐形态，但在花儿会期间很少出现，故不在论述范畴之列。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2]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

[3]大通县文化馆编《大通花儿集》，1986年10月

盛鸿斌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