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唐代珍宝与宫廷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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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唐代窖藏珍宝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材质多样,其所涉及的时代跨度长,文化内涵复杂。在众多的珍宝中有两类宝物特别引人瞩目:一类是金、银质“开元通宝”钱币;一类是金、银质盥洗盆。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唐宫廷贵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唐宫廷生活习俗的写照。
一、金银“开元通宝”
何家村窖藏出土金质“开元通宝”30枚,银质“开元通宝”421枚。数量多,品质高,是唐高宗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之作。其制作规整、精细,是仿早期铜“开元通宝”的优质版式而铸造的。30枚金“开元通宝”出土时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银盒中。经专家抽样扫描测试分析得知,30枚金质“开元通宝”为同版同期但不同炉而铸,同时也说明了其制作的精致和珍贵。
银“开元通宝”除了何家村窖藏以外,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金“开元通宝”仅见于何家村窖藏。金银“开元通宝”字体相同,钱文间架端庄,疏密均匀,字迹清晰,制作规整。“开元通宝”四字为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钱文书法为“隶书”。因左右为“八”字分开,故又称“八分隶书”,是典型的“率更体”。金“开元通宝”背素无纹,银“开元通宝”有的背面为素面,有的背面有月牙纹。何家村窖藏出土的30枚金质“开元通宝”,“除了打磨、磋磨等加工痕迹外,没有人工使用遗留下来的摩擦痕迹,看来铸出后还没有使用过。”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见到如此集中、如此崭新而耀眼的金“开元通宝”。
钱币与货币不同,货币是流通币,而钱币未必都是流通币。这些金银“开元通宝”非流通货币,是仅用于皇室的赏赐、占卜、撒帐、洗儿等宫廷喜庆活动的钱币。
二、金银盥洗盆
何家村窖藏出土素面金浴盆两件,素面银盥洗盆四件。金盆与银盆的大小差异不大(口径25～30厘米,高6.2～6.5厘米),但造型迥异。金盆为侈口、斜腹、圆底。系用厚0.19厘米的金片捶打制成,在盆口沿1.1～1.3厘米宽处向外折45度。这种造型的盆,与一般的盥洗盘不同,确切地说,它应该是婴儿的浴盆,是唐宫廷洗儿礼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此金盆虽捶揲成型,但器壁光滑规整,后期加工很是讲究。在内底正中心处有一个0.05厘米的中心点,由此向外有密集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这是利用“镟床快速旋转抛光后的痕迹”。中国古代金盆,保存至今的很少,除了何家村出土的两件以外,还有北京明代定陵中出土的九件。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清代双凤戏莲纹金盆。从年代上看,以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金盆为最早。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因此分析此金盆为实用器。素面银盆,敞口、弧壁、浅腹、圆底。其基本造型与碗相似,但形体较大,是典型的盥洗用器。法门寺出土的“浙西”鎏金团凤纹银盆,高14.5厘米,口径达46厘米。法门寺《衣物账》记为“银金花盆”,为唐银器之最。“浙西”鎏金团凤纹盆,外壁以竖形内折线划分为四个区域,在每一个区域都有两个鎏金团凤纹和一朵向上飘浮的鎏金祥云。器壁外口沿下有一副相对的铺首衔环把手,底部还焊接有圈足,足外壁亦有“金花”。此“金花盆”造型大气、庄重,装饰华丽、尊贵,可见金银盆在唐代的至高地位,它是大型庆典不可缺少的重要礼器,其出现在法门寺地宫中,就是有力的证据。
现在就以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钱币和金银盆为依托,试析鲜为人知的唐代宫廷生活习俗。
一、占卜
“开元通宝”开启了以“通宝”、“元宝”、“重宝”、“泉宝”等为钱文的先河,结束了秦汉以来钱文以重量为铭文的旧制,使我国古代钱币铭文由书重量向“通宝”、“元宝”、“重宝”、“泉宝”等铭文演变。秦汉钱币多以“半两”、“五铢”等为铭文。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改币制,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
朝代与年号的命名多取自《周易》中的卦辞或字词。《周易》六十四卦中就有“乾”、“泰”、“观”、“咸”、“丰”卦。乾卦中的卦辞有:“元”、“亨”、“利”、“贞”等。《周易外传・卷一》乾卦曰:“故圣人见道之有在于六阳者,而知其为乾之德。知其德之乾,则择而执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周易》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代表仁;亨,代表义;利,代表礼;贞,代表智。帝王们热衷于用《周易》给自己的年号命名,是因为这些卦辞、文字代表着天道,也有永昌、太平等吉祥之意。最特别的是唐太宗的年号“贞观”,唐高宗的年号“乾丰”、“咸亨”、“上元”等,武后的年号“永昌”,唐玄宗的年号“开元”等。
检索我国以“元宝”、“通宝”、“重宝”、“泉宝”等为铭文的钱币,发现多数钱币铭文的组成以帝王年号加“通宝”、“元宝”、“重宝”、“泉宝”。
“开元通宝”在起初使用时,虽然不是以“年号加通宝”这样的方式组成,但是“开元”二字与《周易》的关系密切,到唐玄宗时,年号也就直接取名“开元”也不是一种巧合。
用《周易》占卜由来已久,它被广泛用于建筑、命名、升官、发财、结婚、生子等内容的占卜。既然年号取自《周易》,钱文又以年号为主组成,那么钱币就有着神秘的占卜意义。盖房上大梁时,人们会在梁上放上钱币,以求吉祥。用钱币占卜是最简单的占卜活动。将钱币往上一抛,待其落地后,仔细观察钱币的方位和正反面,以为占卜。用金银钱币占卜更能显其神灵。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记载了唐玄宗宫中“投钱赌寝”的趣事:“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嫔妃辈,投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召入妃子,遂罢此戏。”在唐宫廷中,上至帝王、嫔妃,下至宫女,用抛掷金银钱币占卜甚至发展到游戏。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引《开元别记》云:“明皇与妃子在花萼楼下掷金钱,以远近为线赛其元掷于地者,以金觥为赏,今里巷犹校之。”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真实地记载了唐玄宗时,后宫粉黛为派遣孤独、消磨时光,以抛金钱为戏。文献中提到的“金银钱”、“金钱”就是指金“开元通宝”和银“开元通宝”。
抛掷金银钱卜吉凶、占未来的习俗从宫廷影响至民间。如唐南方地区举行赛江神活动时要进行金钱卜,以示其重视。唐于浩《江南曲》:“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随女伴赛江神。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暗掷金钱”卜心中思念的“远人”,寄托多情女子的心声。
二、金钱会
金钱作为赏赐,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唐赏赐、进奉金银成风。唐玄宗时就常搞一种叫“金钱会”的活动赏赐大臣。长安城大内的承天门,是唐代各朝皇帝颁布诏令、赦书或举行朝会庆典的地方,唐玄宗常常在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属,并向楼下抛洒金钱以作赏赐。
《旧唐书・玄宗本纪》:“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可以想象这种赏赐活动现场热闹之异常,以致影响到后宫。《唐宫词》:“后宫学做金钱会,香水兰盆浴花生。”唐张祜《退宫人》诗云:“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成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杜甫《曲江对雨》也有这样的慨叹:“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如果不是有人将这批金银“开元通宝”窖藏,也许它们就会在某次“金钱会”上被抛洒了也说不定呢!这种用于抛洒的金银钱币虽是不能用于流通的货币,但是它给人们带来了荣耀和吉祥,似乎也有神秘的保佑作用,所以,自唐流行金钱会始,人们乐此不疲。唐朝廷抛洒金银钱以赏赐臣属的活动一直延续着,直到宋代仍有这样的遗风。
三、撒帐与洗三
“撒帐”是唐婚礼上最热闹的节目之一,虽始于汉代,但在唐代仍很流行。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撒帐实起于汉。李夫人初至,帝迎如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裙盛之,云多得子也。”宋人洪迈《泉志》卷一五云:“景龙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铸此钱,用以撒帐,敕近臣及修文馆学士拾钱。其银钱则散贮捐中,金钱每十文既系一彩条。学士皆作扇,其最近御座者所获居多。有学士考功员外武平一既出,逢韦巨源、苏味道,各执平一,将在烛下,云:‘员外事仆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探平一怀,尽而后已,”从洪迈的记载可以看出,臣僚们在撒帐时的无束和欣喜,也展示出唐宫廷婚礼习俗中撒帐的奢华和热闹。
仿照流通货币制作的金银钱,具有占卜、喜庆、压胜的特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宋时,贵族人家举办婚礼仍有撒帐的习俗。撒帐所用金钱为鎏金的“开元通宝”或鎏金的“乾封泉宝”。撒帐时还配有祝词,以祝多子、富贵、永昌、升迁、祥和等。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条载:“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撒掷,谓之撒帐。”
“洗三”俗称洗儿、洗三朝,是自唐兴起的传统诞生礼俗之一。 唐宫廷内有一种习俗,皇宫后妃生儿育女,婴儿生下来三天,要替其洗身,举行隆重的洗儿礼。宫廷中替婴儿洗身要用金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
洗儿礼时用金盆洗浴,撒金银钱以祝吉祥。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开元通宝”与金盆是唐宫廷洗儿礼上的重头戏。
晚唐诗人张谔《三日岐王宅》云:“玉女贵妃生,婴儿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绷子绣初成。”《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盆,通体光素无纹,但厚重大方、殷实富贵。从造型、大小和制作时的精细加工来看,其应为洗儿礼中的“金盆”,也可称之为“洗儿盆”或“浴盆”。唐《金銮密记》载:“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金银锭子。”除了金银“开元通宝”与金银盥洗盆外,何家村遗宝还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皿、珍贵药材与金银药具。尤其是那些精美绝伦、极为考究的金银器皿,当属唐宫廷用具。“这批金银‘开元通宝’,很有可能是玄宗朝遗物”。唐人姚汝《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都记载了杨贵妃给义子行洗儿礼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天宝十载”条记载:“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
唐宫廷内的洗三,对民间及后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宋苏轼一首《洗儿》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云:“洗儿会,亲宾圣集。洗儿毕,落胎发,遍谢座客,致宴享焉。”可见宋时除了洗儿礼外,还要宴请宾客,这种礼俗直至现在,还很流行。
金银盆是唐皇宫内“常用”洗漱用具。唐代王建写有《宫词一百首》,其中有一首诗描写了宫女迎接皇帝驾到的情景:“丛丛洗手绕金盆,旋试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何家村遗宝中有四件银盆,银盆的造型和金盆不同,应为日常洗漱用具。唐皇室贵族以金银盆为洗漱用具。金盆因为质地的昂贵,有时还被作为大额资金支付帐务。可见唐宫廷贵族生活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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