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市到艺术市场:所谓管制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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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总规模不过几千亿，艺术市场也没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大平台进行金融交易，也没有那么多国企参与，可以说是一个以民营企业、个人为主的市场。

文化产业和艺术投资专家，长期为国内外媒体撰写文化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这半年股票市场的涨跌举国关注，前一段涨得热烈，这一段跌得心惊，以前看到的各种名人名言、段子和鸡汤都应验了，诸如“广场上的大妈跳广场舞前后都在热议股市”、“随便在望京哪个咖啡馆里都有一半人在议论股市”，这都是亲见亲闻，说明泡沫真是吹大了，用索罗斯的话说，“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5000点左右我就急急忙忙清仓撤了，所有还有心情写这篇专栏。

历次股市下跌潮中被套得最牢的大多是不知道股市涨跌凶险的新股民。被套以后的反应也异彩纷呈，有在营业厅唱国歌鼓劲的，有在网上抱怨证监会、政府见死不救的。当然，也有基金经理、民间经济学家和股民们在猜测这是不是高盛啊、美国啊的阴谋诡计。那些被套牢的基金经理、民间经济学家如此说是要借民间舆论绑架政府救市帮自己解套，被套牢的股民当然宁肯信其有了，“万一真逼迫政府出手成功，自己也就赚了呢”。这就是中国的一大现状：一方面政府确实管得太多，一会儿加强监管，一会儿鼓励上市融资，一会儿检查融资情况;另一方面，股民大多也没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不小心赚了那就是靠自己头脑聪明理念英明，一旦亏了就怪证监会、政府乃至美国，反正，吃亏了总想着就地打滚找别人麻烦。

如此社会心理的形成，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政府管得宽造成的，这既是从计划经济承袭来的习惯，也因为官僚阶层可以从管理中获得寻租利益。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义务教育的很多问题、户籍管理和社保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中央、省、市县的财权和事权没有明确划分和相应的责任划分，政府和民间也没有明确的公私权利边界和责任划分，很多事也就互相耍赖，凑活着过日子，赶上经济上升期都能分点蛋糕还好说，等以后经济一日不如一日，未必就比今天的希腊好多少。

说半天股市，是为了对照艺术市场。相比股市、房市，艺术市场是个很小的市场，总规模不过几千亿，所以没有被广场舞大妈热议的可能性。艺术市场也没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大平台进行金融交易，也没有那么多国企参与，可以说是一个以民营企业、个人为主的市场。虽然政府的管制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比如艺术作品的进出口有各种审查申报程序，有比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高得多的税收，还有文物局各种以文化保护名义制定的某某作品不许出境的法规，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企业进行国际交易有所影响。因为税费高、管制多，相应的制度创新就出现了，比如开辟自贸区保税区降低税收，简化审批和监管手续;比如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基金奖励扶持部分企业、项目等;比如上海设立自贸区了，国内收藏家购买的国外艺术品可以保存在自贸区，这样可以避免交纳关税，而且展览的时候可以暂时借出来。

但是从整个社会治理的宏观角度看，上述所谓制度创新的实质都是在特定地点、特定行业向有限的企业提供的优惠，有利于所在地的企业，有利于有能力获得资助的企业――国企、民企中的大企业或者公关能力强的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无法从中获利，还继续受高税费、繁琐管制的苦头。可以说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各种改革、规划多数都是上面这样的做法，还缺乏全面减税、全面减少管制的根本性措施，更不要说缩减政府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减少国企规模和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