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千里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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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短片大赛DV单元中组委会的纪录片的整体要求是比较高的，这一点从专业组的最佳纪录片奖项空缺就可以看出。本期我们有幸采访到在这次大赛中获燕平跨文化纪录片奖《hla huy山上》的导演之一黄郁芳和获业余组纪录片优秀奖《知音》的导演王志兵，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拍摄经历以及收获。他们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四川，拍摄主题不同，风格不同，却在拍摄经验和想法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他们吧。

镜头带我走进原住民――访燕平跨文化纪录片奖《hla huy山上》导演之一黄郁芳

本刊编辑部：请问导演前期准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郁芳：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认识了泰雅族青年小龙，于是便决定以他的故事，来呈现台湾原住民族所遇到的困境。我们先到福山拜访国小老师，校长，当地居民和教会传教士，了解大致的情况。然后便开始跟学校老师讨论拍摄方向，整理拜访资料。在讨论后有先拟出拍摄大纲，但后来的拍摄并没有完全照着大纲进行。这次拍片的所有花费都是由我和连智凯两位导演共同分摊的。

本刊编辑部：那么在5个月的拍摄期中具体的行程安排是什么呢?

答：在这五个月之中我们主要是配合小龙的生活。通常是要出发前与小龙联络，过去找他，然后就跟拍他的生活。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小龙一起，其它时间还会联络小雨(小龙的女友)，小龙的大伯，当地福山国小宋老师，以便尽快熟悉彼此。面对我们的摄像机小龙还挺自然的，并不会畏惧，还能侃侃而谈，反而是小龙的亲人与小雨较显得不自然些。

本刊编辑部：拍摄过程中有超出大纲预期的事情发生吗?

答：当然有。纪录片中最难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步会发生甚么事情。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一度小龙和小雨曾经短暂的分手，这使得我们的故事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只能紧急思考第二个备案。而所谓的大纲，也是我们尽量与当事人多聊天，加强了解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想法写的。一开始我们常常抱着某种想象上山，但是想象通常都会在下山的时候被完全的。但也因为无数次的建立与，使我们对问题开始思考地越来越深入了。

本刊编辑部：拍摄期和后制期有段时间是重合的，在这期间两人是怎样分工的呢?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答：通常是约定好工作日，然后一起去拍摄，拍摄回来后共同讨论，然后轮流剪辑。我们使用premlere pr02.0来剪接片子。

本刊编辑部：片中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结构?是否引用解说词?

答：我们在片头有用几句简单的文字介绍福山的背景，而其它的则是由片中的人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自己的访问通通剪掉，主要是因为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像是新闻报导。整部片希望反映出目前原住民直流浪于山上和山下的途中这种状况，他们很难在现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本刊编辑部：这部纪录片获了这么多的奖，可见其影响力，片中所反映的原住民问题是否得到社会的重视呢?

答：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委员会一直在关心原住民的问题，原住民族电视台也播放了这部影片。而影片中小龙遇到的问题，对于其它原住民青年来说也不是特例。虽然我觉得现在大家关注的还不够，但是原住民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也许过几年这些问题可以慢慢得到解决，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能够渐渐改善。但我觉得影片本身能够得到的社会关注还是有限的，可能是纪录片在台湾的播放渠道还不算很多吧。

本刊编辑部：这部影片对你今后的人类学研究领域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意义吗?

答：纪录片希望强调的是个人故事与社会议题间的关联性，以及导演本身对与自身差异较大的环境的不同认识。我即将就读人类学研究所，这部片子对我来说的意义是开始真正走八原住民部落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而不再只是透过书上或是一两次短暂的见面而拼凑一些片面的认识。未来希望可以多加关注原住民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生活层面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汉人文化的矛盾。

用诗意的眼光观察生活――访纪录片优秀奖《知音》的导演王志兵

梗概：本片讲述了两位90岁高龄夫妇的故事。四川彝族老人李仕安与浙江老人王慧勤，相识相知，冲破外在社会阻力与自身的婚恋观念的界限结为连理。后李仕安因病住院，主动提出捐献遗体。按照彝族风俗，人死应火葬。儿女的不解，他人的嘲讽，使得李仕安举步维艰。老伴王慧勤用自己的实际行为支持李仕安。两位老人凭着最为素朴的为国家做点微薄贡献观念，彼此协力，互相鼓励，成功劝说家人，最终在捐献遗体书上共同签下名字。

本刊编辑部：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老人的，怎么会想到拍他们?

答：李仕安老人是但筑松同学的邻居，两家交往很深。我们了解到李仕安老人曾经见证历史，当选国大代表，营救飞虎队员，解放后更是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在小城雅安算是小有名气。老人经历反复坎坷，却难得的豁达乐观。对于老人的好奇与疑惑，促使我们去一探究竟。在指导老师何大草的鼓励下，开始投入前期准备之中。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何与一个经历丰富且坎坷的老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先从报刊杂志上搜集有关老人的资料，发掘可以触动人心的事件，再与合作伙伴进行分工，秉承客观真实的记录生活，在此基础之上制定采访与拍摄内容。得知老人喜欢读书，我们还特意从书店给老人选购了画家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送给老人。

本刊编辑部：影片资金问题怎么解决的?全部都是自费吗?

答：恩，我平时在给四川电视台的朋友帮忙赚点钱，再加上自己写作赚得一些稿费，然后就用在拍片子上了。

本刊编辑部：你们这次在雅安一共拍摄了八天，具体行程是怎样安排的呢?答：第一天下午登门拜访，交谈中小心翼翼地缩短我们与老人的距离，渐渐消除了老人的顾虑。观察着老人所在的房间，试图通过这些细节了解老人的性格或者过去的点滴。

第二天是摄影机的加入，由于先前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老人对于我们的镜头毫不避讳，一如既往地过自己的日常生活：买菜、做饭、打麻将、看电视。空闲的时候老人就坐在我们的对面，随意地聊天。对于老人来讲，回忆往事尤其是过往的辛酸，有时是极为残忍的。当老人落泪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让他稍微缓和下情绪。随着后几天拍摄的慢慢深入。我渐渐发现了老人们两颗真诚而紧贴的心。王慧勤老人的右耳失聪，左耳只有微弱的听力。我们大声和她聊天的时候，她把手收拢在耳边，身体微微向前倾，有些吃力。奇怪的是她和李仕安交流起来却异乎寻常的顺畅。也许是心有灵犀。这着实让人羡慕。

在拍摄的后期偶然发现了老人的卧室有个类似缝纫机式的家具摆放在角落里，后来才发现那是一架陈旧的脚踏风琴。正在这个偶然的发现，构成了影片的结尾段落。李仕安唱歌，王慧勤弹奏，他们彼此唱和。 八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分别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触摸老人的手，那浓重的温暖又来了，久久不肯散去。我们走了一段路当我回转头，老人走到窗台的位置，向我们挥手。这次离别我没有感伤，我相信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

本刊编辑部：听说你们在后期剪辑阶段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确立结构的问题，可以具体说说吗?一般在拍摄纪录片的前期都会理出一个拍摄大纲或者大致剧本，后期剪辑也应该是按照之前的计划来剪的吧?本刊编辑部：对。一般拍摄纪录片前期都会有拍摄大纲或者剧本，然后根据它进行剪辑。但是大纲只是拍摄者的自我安慰，是消除恐惧感的方式。当你面对个丰富复杂的个体时，大纲并非先觉条件了。拍摄过程有的在我们预料之中，更多的是超越先前的预期。如何在散乱的素材中寻找一个强而有力的结构，就是我们后期剪辑的最大困境。在历史回忆与现实生活之中，最终割掉了许多关于历史细节的素材，把纪录片聚焦于李仕安与妻子王慧勤间的关系。一是时间限制，二来还是要有主题，虽然历史素材不错，但是容易岔开主题，就只得放弃了。

答：后期剪辑我用的软件是Vegas。在一些关系到观众理解的背景资料时，为了大家对此有着更为直观的理解，我们采用了解说。而更多的时候还是放弃解说，坚持用人物自己的话或动作。这是因为对于纪录片作为视听艺术的认知，还有对于观众理解能力的尊重。

本刊编辑部：纪录片的艺术形式决定了它不能简单直接地表达创作人的观点，其思想和观念的表达是在叙事结构中、在影像组接过程中展现的。那么你们又是怎样在片中表现自己的思想的呢?

答：在这次拍摄中我尽力实践着心目中的纪录片：它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点滴，正是这些无人在意的点滴构成了我们生活。你同样需要动脑筋，去发现美丽的碎片。这种发现贯穿于整个纪录片拍摄甚至在剪辑的阶段。比如情绪紧张的时候，老人紧握自己手；两个心有灵犀的老人窗外，恰好停留的两只鸽子。当你用诗意的眼光打量于此时，这些就不会只是停留在简单的记录层面，而透过真实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而这也是我想传达给观众的。

对于创作者而言，拍摄纪录片会给你带来幸福感，与拍摄对象交流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作为一个对影像抱有好奇之心的年轻人，拍摄记录片打开了生活的一条缝隙，让我可以透过光亮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与拍摄对象共同体验痛苦与欢乐，并感到，原来我们并不孤单。纪录片的拍摄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影片，它没有办法在拍摄前制定一个详细的剧本。在这点上黄郁芳和王志兵部有深深的体会，他们面对拍摄的实际情况不断更改拍摄计划，这种状态甚至直延续到后期剪辑阶段。他们的作品也各有特色：郁芳即将就读人类学研究所，她通过这部纪录片开始真正走入原住民部落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以求更好地反映一些社会问题；而志兵本专业是中文，采访他时他的话都比较抒情，志兵善于抓住生活点滴，表现老人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和默契融合。对于他们而言，拍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早已结成了幸福的果实，自己回味的同时也与大家分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