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三线企业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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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线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制度产物曾经在我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三线企业也面临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然而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地理位置等原因，其遇到了不少困惑，这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因而成为我国制度变迁的成本，但从国家的整体宏观层面看，其制度变迁的效益是大于这些成本的，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三线企业 制度变迁

三线企业是我国在建国后到期间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指导方针，建立的生产国防、兵器等军工产品的企业。所谓“三线”，就是指“第三条战线”的意思，是针对当时的第一、第二条战线而言。它曾经对我国的国防建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现在，它仍在民生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乃至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线企业大多地处偏僻山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双重职能，即一方面要完成指令下的军品任务，另一方面又要生产民品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在我国中、西部和偏远山区其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1]，因此三线企业的改革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和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它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变迁过程。

1、三线企业的制度变迁轨迹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所谓制度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2]，在这里，企业的制度变迁包括产权、管理、采购、贸易等制度规则的变革与创新。

1.1 改革前

众所周知，我国在改革前经济体制上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实行高度的集权管理体制，企业的采购、生产、分配、流通、科研各个环节，都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三线企业也不例外，完全按照计划性原则配置资源，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三线企业生产单一的军品，均由其所属的国防工业专业职能部委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所特有的产权安排是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和交易的，军工产品的非营利性特征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节约了交易费用，使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各国政府对其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变革，三线企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

1.2 改革后

从80年代初，三线企业就开始了民的战略调整，许多三线企业也进行了三线调迁，并从管理制度上也进行一系列变革。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三线企业面向市场的一系列改革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

1.2.1产权制度

现代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要使每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尽可能是明确的，并且是相互对称的，从而提供充分的激励，使人们最大限度的努力从事生产性活动，同时又设置严格的约束条件，使人们对自己的无效率的行为和决策充分的承担责任。市场经济十分注意产权的界定，其基本制度前提就是存在多元的利益主体。产权不明确，就是人与人之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权益不明确，从而影响经济效率。三线工企业在理顺产权关系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企业采用“一厂两制”，军民品分线，民品部分组建分厂，实行股份化改革，并通过合资、租赁、承包等多种方式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1.2.2管理制度

三线企业按照国有企业的改革办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参与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许多三线企业分布实施“出山进城”战略，积极改制。市场对军工生产的制约作用日趋增大，一部分军工生产领域开始实行“有限的竞争”。

1.2.3采购制度

军品的采购实行部分合同制，也就是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即通过“公开招标”和“合同招标”等方式进行竞争性采购，优化资源配置。

1.2.4民制度

各个三线企业都发展了自己的民品，并且一些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品牌，如四川的长虹，民品生产在三线企业的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三线企业还进行了民品的结构性调整，探索军民互转机制。

观察其变迁轨迹，可以看到其发生变迁的动因是复杂的。

2、三线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因

一般来说，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于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另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下，军事工业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军事工业的非经济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矛盾日益加剧使得三线企业原有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增加，主要表现在：(1)三线企业的物质基础日益薄弱。由于政府军品定货数量下降，成本明显提高，生产设备陈旧，政府可用来更新设备的资金投入有限，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三线企业的物质基础受到严重威胁。(2)三线企业的技术优势受到威胁。在计划经济时期，三线企业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重工业之一，积聚了当时我国的大量资源，凝聚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并拥有国家宏观配置的高科技人才，曾被誉为“能征善战的队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人才流失，使得三线企业的人力资本出现“同步老化，后继乏人”的局面，其技术优势受到挑战。

三线企业如不进行制度的变迁，则上述原因将导致其在市场化经济运行中必然增大自身的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三线企业进行制度变迁的首要动因。

此外，从制度需求看，原有的单一的产权形式给予之相应的高度集中的管理、采购、生产经营等制度，使得三线企业控制过死，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切断，科层式管理缺乏灵活性。同时，三线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专业化水平低，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不但造成生产能力的浪费，而且不易提高产品质量。过于庞大的三线企业，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费的增长，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从制度供给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环境和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为三线企业的制度变迁从宏观的制度环境到微观的企业营运制度都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