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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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目漱石的汉诗是在世俗功利之外独辟的胜景，作者主张的“非人情”的文学理念在其汉诗中得到尽情演绎，这是鼓励人放弃俗念、荡涤烦恼，恢复心灵自由的艺术，透露着宁静、空寂、超然物外的禅境，同时又不失其为理想而抗争的“执著”本色。
关键词：夏目漱石；汉诗；非人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47-04
夏目漱石在小说、散文、评论和俳句方面成就卓越，在汉诗方面亦令人瞩目，他自少年期就爱好汉学，积累了丰富的汉学修养。成为作家前，他曾用汉语创作的《木屑录》中提到自己儿时诵唐宋诗词“数千言”，受其影响，产生“以文立身”志向。夏目漱石共创作汉诗二百多首。留学英国前，创作了77首汉诗。1910年7月因胃溃疡入院，出院后到修善寺疗养，这期间创作汉诗17首。南画趣味时期(1912—1915)，夏目漱石喜欢上绘画艺术，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并为自己的画题诗，共有38首。在他晚年创作小说《明与暗》的期间创作汉诗78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堪称奇迹。本文按照夏目漱石汉诗创作时间的先后，选择作者留学英国前，修善寺大病时期和写作《明与暗》时期的代表诗作，主要以写作《明与暗》时期的汉诗为中心，探讨夏目漱石汉诗表现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
一
“一边在山路攀登， 一边这样思忖。∕发挥才智， 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 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 则多方掣肘。总之， 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时，便产生诗， 产生画。”诗人与画家的天职与使命就是为了让人在难居之处“尽量求得宽舒”，艺术的尊贵在于“能使人世变得闲静，能使人心变得丰富。［1］(P105)这是夏目漱石早期小说《旅馆》开篇关于人生与艺术的一段精彩表述。其中所蕴含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者所持有的独特“非人情”文学审美思趣味，简而言之就是“超脱世俗的小说”。“非人情”文学观念源于1907年冬夏目漱石为其挚友高滨虚子的写生集《鸡头》所作的序，在这篇序文里，他主张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余裕的小说，一种是非余裕的小说。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说明》中，对夏目漱石的余裕小说做过如下说明：“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世间是很广阔，在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时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以发生事件已经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故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的之人生也。”［2］(P96)。以夏目漱石首，他门下的作家为中心而组成的文学流派，是与自然主义文学派相对的文学。“非人情”文学主张能使人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悲愁，具有浮扁舟游桃源的趣味的艺术，正如荷尔德林诗中所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我们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创作汉诗的动因在于此。在走向小说创作之前，他创作了许多带有出世色彩的汉诗，如：
出门多所思，春风吹吾衣。芳草生车辙，废道入霞微。停筇而瞩目，万象带晴辉。听黄鸟婉转，睹落英纷霏。行进平芜远，题诗古寺扉。孤愁高云际，大空断鸿归。寸心何窈窕，飘渺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逍遥随物化，悠悠对芬菲。
菜花黄朝暾，菜花黄夕阳。菜花黄里人，黄昏喜欲狂。旷怀随云雀，冲融入彼苍。缥缈近天都，迢递淩尘乡。斯心不可道，厥乐自潢洋。恨未化为鸟，啼尽菜花黄。
上述两首五言汉诗属于夏目漱石在熊本五高任教时的代表作品。前一首汉诗在夏目漱石后来创作的小说《旅馆》（1906年）第12章中引用过，夏目漱石借主人公画家之口道出：“这首诗很好地表达出了躺着看木瓜和忘掉尘世的感情。”“忘是非”、“随物化”等用词表达了作者怡然自得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显示出老庄思想。诗中传达出的宁静心境和观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1985年底，夏目漱石给挚友正冈子规的信中写道：“是非如云烟，善恶亦一时，唯守拙持顽，永远贯彻之。”有评论家指出，后一首汉诗和《旅馆》的第一章内容有关联，作品中的画家引用雪莱的云雀诗，感慨道：“诗人不管如何幸福，他总不能像云雀一样忘却周围的现状，执著地、专心地去歌唱自我的喜悦。西方的诗自不待言，就连中国的诗也时常有‘万斛愁’之类的字眼。”［1］(P108)在夏目漱石看来，戏剧和小说，“是难免有人情的。苦恼，愤怒，喧闹，号哭”，西洋诗的根本也是吟咏人情世故，充满着同情、爱、正义、自由等等。他希望“诗不是鼓舞那种世俗人情的东西，而是放弃俗念、使心情脱离尘世”，“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他认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句，有着抛却一切利害得失，超然物外的宁静心境，建立起“优雅的乾坤”，这是夏目漱石所追求的 “非人情”世界。
眼识东西字，心抱古今忧。甘年愧昏浊，而立绕回头。静坐观复剥，虚怀役刚柔。鸟入云无迹，魚行水自流。人间固无事，白云自悠悠。
“虚怀役刚柔”的理念与“虚怀不昧”相通。“虚怀”是无私的自然之心，夏目漱石在这首诗中喜欢使用虚怀”，“虚明” 和“虚白”这类词语，是夏目漱石对“虚怀不昧”的向往。夏目漱石在《旅馆》中，有段谈及基督和日本寺院里和尚的文字：“我记得王尔德说过，基督是具备高度艺术家气质的人，基督我不知道。我认为观海寺的和尚确实具有这种资格。他心地通达，像一个无底的布袋，毫无阻隔。他随处而动，任意而为，腹内没有沉积一点尘埃。”［1］(P203)。实际上，夏目漱石所憧憬的人，即超越尘世， 守拙质朴的诗化了真人。何少贤认为夏目漱石当时有消极避世的思想，“漱石的诗文里一再出现守拙和持顽两个词反映出相同的思想，证明他有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采取回避等消极方法的一面。”［3］(P160)就是说，相对于充满了困恼、愤怒、同情、正义、自由等的人情世界，夏目漱石汉诗就是超脱的“非人情”世界。
二
漱石有很高的汉学修养，他在修善寺大病后休养期间，抛开了日常现实的压抑和束缚，重新开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汉诗。1900年以后，相隔十年的汉诗首作是他1910年7月3日的无题诗：“来宿山中寺，更加老衲衣。寂然禅梦底，窗外白云归。”文学评论家松冈让说，该诗句初次透视出夏目漱石“对禅的憧憬之心”。“白云归”，意味着“绝对境界”。作品具有超越、脱俗的风韵，超脱忘我，气定神闲。这首诗体现出作者超脱而又平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