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二代”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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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盥洗室内用两条毛巾为自己的生命绾了个句号。

在崇拜“成功”的年代里,杨元元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尽管她一生都在艰苦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人的悲剧。

杨元元6岁丧父,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杨元元的母亲年轻时渴望读大学而梦未成真,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在工厂当工程师的大学生。丈夫去世后,她把实现“象牙塔之梦”寄托到了孩子身上。

1998年,在填高考志愿时,母亲不同意杨元元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在大学就读,杨元元深深地体会到贫困的艰辛。为了攒些许学费,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为省路费她常常步行往返。同学们经常见她夜晚在饭堂擦桌椅,分拣垃圾。吃不起学校的伙食,杨元元一次就到市场批发回3箱子方便面。

2001年,工厂要搬迁。工厂为搬迁的工人在县里安置了住处,但是要交3万5千元房款。这笔钱对于杨元元家可是个天文数字。无奈,母亲只好拎着铺盖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

大三时的杨元元,开始变得越发心事重重。她的生活更加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收入悉数交给母亲。即使这样,还是穷啊,穷得直至毕业后的第5年才还清学校的贷款,赎回了大学毕业证。

情况在2002年继续恶化。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接着,成绩第一的她被挤掉了保研名额。在屈辱与愤怒中她参加考研,失败了。

毕业后,杨元元所学专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

挫折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等待出现奇迹,但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抵消着他们所作的努力,让“贫二代”的理想在夹缝中难免失衡。

这种失衡在杨元元身上的例证是,她曾考取了广西北海和家乡湖北枝江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不去北海是因为距家太远,不去枝江是因为那里并非“上海北京”。

2007年,杨元元第四次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公费)入学通知。

这次,杨元元和母亲又一起走进了大学校园。

不舍得在外租房子。杨元元和母亲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休息。1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为杨元元母女专用。

11月21日,来了两个宿管,限令杨元元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

24日,一位年轻宿管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25日清晨,杨元元猛地从床上坐起,怨恨地说: “都说知识能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杨元元死了,带走了她30岁的梦。

“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

能。古人云:“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说的这个理儿。

也不能,比如孔乙己。

在社会的海洋里,个人的努力只是一滴水。汹涌的海水可能把你托到浪头上,使你有那么一刻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也许会把你无情地抛在沙滩上,让你的生命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命运。在命运面前,知识也难免无能为力。

对“知识”(也可以解释为“受教育”或“文凭”)的期望值太高,容易把自己的理想塑成“海市蜃楼”。像杨元元这样出身苦寒的“贫二代”,要紧的是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能从实际出发,认清自己的条件,摆正自身的位置。先解决衣食温饱,继而才能“天天向上”。

想改变命运,是因为穷;梦想破灭了,还是因为穷。

有人说,杨元元可能患有抑郁症。

我以为,这样的说法不免牵强。这类推论不适合一个至死前都自语“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的人。

杨元元事件,似一本极富含义的教科书。对于为杨元元的悲惨命运而扼腕叹息的人们,是否能从她的缄默中读懂些什么?(嘎尔迪)